編譯：朱巖

日俄戰爭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走以軍事立國道路所登上的第二個臺階。其第一個臺階，衆所周知是125年前的甲午中日戰爭，此戰確立了日本在亞洲的霸權地位。然而日本清楚，要想完全征服中國。還須同歐洲列強一一較量，而爲首先達到“田中奏摺”中“征服滿蒙”這個目標，就必須掃除俄羅斯這個主要障礙，這樣，日俄戰爭的爆發就是必然的了。

旅順是俄國在遠東攫取的僅有的不凍港，是太平洋分艦隊的主要基地。整個日俄戰爭期間，始終貫穿着雙方對這一戰略要地的爭奪。戰爭一開始，貌似強大的沙俄就被日本迎頭痛擊。海軍方面，俄國敗得一塌糊塗，不僅遠東艦隊被日軍包了餃子，就連遠道而來的波羅的海艦隊也被打殘。日本聯合艦隊率先出擊將俄艦隊堵在旅順港內，而後派遣陸軍攻下港口附近高地，之後架設重炮對港口內的軍艦晝夜不停地轟擊，最終俄艦隊沒有等來援軍而係數被殲，旅順港淪陷。

誰肯爲“黃色俄羅斯”而戰死？

在旅順港陷落之後不久，坊間就有傳說，稱斯特塞爾並無絲毫的變節行爲，他只是根據要塞軍事會議上大家的意見才如此決定，文件證實，在最後的軍事會議上，沒有任何人敢於鬥膽反對交出旅順港，“長官們都明白，要塞本身實際上已不再存在”，而那些假愛國主義的政論家們卻喋喋不休說什麼“交出旅順港這步是他們預先打算好的”，只因爲要塞中的糧草、彈藥尚能維持幾周作戰的需要，所以他們要想拼殺到最後一兵一卒、一寸土地完全有可能。

但是堅守要塞的參與者們都予以證實的是，一種非意志可左右的力量在操縱着要塞的這些守衛者們，在港口被圍困的最後的日子裏，大概每個人都已意識到他們自己處在無助狀態，要塞的陷落是必然的，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在投降之後數日，守城俄軍炮兵連長米哈伊爾利裏耶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始終籠罩着我們的都是這一種聲音，也就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旅順港很快就要陷落。”在1月1日（俄舊曆12月19日）他又寫道：“城防部隊中的士氣已經沮喪到極點。現在大家公開討論的都是這麼一種看法，要想長期堅守下去根本毫無可能….”

即使說這座城市是“俄羅斯自己的”也罷，可你看看，這裏俄羅斯駐防軍全軍上下哪裏找得出絲毫道義上或是精神上的力量去決一死戰？雖然當時他們的口號是要爲保衛“黃色俄羅斯”捐軀，可那到底是爲了誰？利裏耶連長回憶說，在投降之後，“一個帶着醉意的小兵走到我這兒，用下列的話語將我從沉思中喚醒：‘所有東西都付之一炬了，所有努力都成爲徒勞了，長官大人，請您告訴我，我們到底爲了誰在這兒拼殺？爲了什麼我們把自己搞得這麼悲哀？爲了什麼讓我們的士兵灑下這麼多鮮血？’我當時無言以對，在淚水中我哽咽了。”上世紀30年代蘇聯的軍事政論家安東克爾斯諾夫斯基竟然如此荒唐地評價道：“斯特塞爾所統帥的不是自動槍，而是有着血肉之軀的活生生的人們，他們以其物質和道義上的力量，在那個由命運決定的12月裏，表現出了命運所稟賦的天性。”

實際上可以作爲要塞守衛者們精神狀態例證的，還是他們投降之後的所作所爲，上面說的那些具備着天性的人們一下變成了肆無忌憚的劫匪和暴徒，有關回憶中這樣寫道：“遍地都是我們的士兵們在酗酒，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醜態和劣跡。士兵們和水手們恣意妄爲，達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秋林商店也遭遇了他們殘忍的劫掠，連布匹也被他們拖到大街上扯得粉碎。士兵們還洗劫了維爾塔先生所開的金店，甚至還衝進了他的住宅，大肆搶掠破壞。”這些出自利裏耶日記中的情景，就好像是一夥“勝利者”在大肆掠奪戰敗國的財富，其實恰恰相反。

1907年12月在彼得堡，對鎮守旅順要塞的統帥部長官們進行審判的法庭開庭了。對斯特塞爾的指控是，他曾預先決定將要塞拱手送給日本軍隊，並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遞了有關要塞情況的虛假報告，以及抗命不遵、拒絕服從調令到駐紮在滿洲的部隊去履新，等等。對其他人如亞歷山大福柯將軍、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將軍以及維克多列伊斯上校的指控則是瀆職和未盡到直接責任。斯特塞爾則是以渾似取笑的方式一再反覆辯解，說自己不僅是同日軍在拼殺，還要同要塞司令、軍港司令、分艦隊司令甚至還有報紙《新邊疆》等等總之是四面八方的人廝殺個不停。到了1908年2月，他承認自己有罪也就是提前放棄要塞投降，“未能利用儘可能有的一切機會，去延長堅守要塞的時間”，他被判處死刑，而沙皇將此判決改爲10年徒刑。而到了1909年5月，斯特塞爾已經恢復了自由。

至於交付要塞之舉屬 “事先預謀”，特別是這又關乎“叛國”之罪名，在審判中自然是不能成立的。因爲說到底，戰敗的根本原因和責任，沙俄帝國的軍事元老們自己完全心知肚明，而對於要塞守衛者們的自作主張、擅離職守行爲，他們從上到下從未主動幹預，也就是全無作爲，甚至完全默許。總的說,這夥人就是一幫十足的“軍事盲”。

最令人喫驚的還在於，自戰爭一開始，整個俄軍司令部中就由無政府主義統率着一切，要塞的防務實際上無人做主，俄軍無論是指揮上還是行動上都是各行其是，無人對全盤負責。在馬卡羅夫上將陣亡後，指揮層就一直存在着不可彌合的分歧，從無統一意見。海軍少將維爾格里姆維特格福特指揮艦隊的方式是“集體領導”，一切付諸投票表決，包括軍事行動以及大軍艦調配都是如此。隨後這個“聯席會議”做出了一項致命的決定：尊重以斯特塞爾爲首的關東防區司令部並完全服從其指揮。於是就有了一切只爲滿足陸軍需要的做法，直至將軍艦上所有的火力配備，除去305毫米和254毫米的艦炮之外，全部拆卸下來交給陸軍，用以增加防區內的炮臺數量，對陸軍將領言聽計從。但此事卻又“忘記了”報告斯特塞爾，結果有的又被閒置不顧，後來成爲日軍的戰利品。

而在陸軍內部，將領們之間的內耗、爭鬥則是永無止日，甚至超過了對日軍作戰的激烈程度。斯特塞爾在關東防區的任職起初不過是臨時的，準備待到任命新長官時將其調離。當1904年5月新任防區司令康斯坦丁斯米爾諾夫將軍到任時，斯特塞爾也接到了滿洲異地任職的調令。但斯特塞爾抗命不遵，聲稱自己不願易職而要留在旅順。於是要塞指揮部當即決定拿掉他，還說要將他送上軍事法庭，叫他“死了這條心”。但是俄軍整個指揮機構因此造成內訌而最後垮臺，卻讓所有人都“死了心”。斯米爾諾夫和斯特塞爾從此互相拆臺，分別向下級下達截然相反的命令，讓下邊無所適從。漸漸地在防區內出現了勢不兩立的兩派，也即“斯特塞爾派”和“斯米爾諾夫派”。

在這種多頭指揮、亂成一團的情況下，要塞區的防務能走向何種結局也就不難判斷了。俄軍的將領們甚至面對日本第二軍氣勢洶洶登陸而來竟然根本不嘗試抵擋，也沒有試圖襲擾日軍的交通線。俄軍在倉皇失措中,甚至對戰略要地大連的一切設施也一股腦兒放棄，從電站、倉庫、鐵路、修理廠,到大批儲備的煤炭、大量機車車輛以及車廂等物資,無不完好無損地留給了日軍。而日軍又以登陸場爲基地擴張戰果，從腹背兩面夾擊旅順港，發起最後的攻勢,迫使俄軍接受城下之盟。

爲何會是如此結果？事實上這場戰爭的勝負並非是由於日俄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而是沙俄製度的腐敗所致。另外這場戰爭的本質，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爲爭奪海外利益而進行的非正義戰爭，它們各自的目的都是要通過侵略手段掠奪中國、控制中國,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正因爲它們都是師出無名，於是恃強凌弱、欺軟怕硬就成了他們共同的心態，弱者對強者甘拜下風便順理成章，成爲帝國之間關係的準則,也就無所謂“愛國”、“正義”之說，純粹是一場賭博。無論他們誰勝誰負，真正的受害者還是中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