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遊記》

一、《西遊記》的成書、作者及版本

《西遊記》跟《水滸傳》一樣，也是在歷史與傳說的基礎上經文人編撰而成。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取經乃實有其事，後來玄奘弟子根據其口述先後撰成《大唐西域記》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兩部傳記作品。此後關於取經的傳說開始在民間流傳，大約晚唐五代時期出現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書（關於此書的成書時代有不同看法，此處取李時人、蔡鏡浩說），此書已初具《西遊記》輪廓。

到宋元時期又出現了許多與取經故事有關的戲曲。至元末明初則出現了比較完整的《西遊記》一書（取魯迅、孫楷第先生之說），但此書僅有片段佚文保存在《永樂大典》中。《西遊記》的版本流傳情形比較複雜，若概而言之則有：明代金陵世德堂刊本（為現存最早刊本）及李卓吾評本——此二本均無「陳光蕊赴任逢災」一回；至清人刊《西遊證道書》一百回，乃增第九回，遂成定本。

關於此書作者，先有邱處機之說，後有吳承恩之說，然後說亦迭遭質疑，其作者歸屬竟成懸案。（以上參考史鐵良《明代文學研究》一書）

二、《西遊記》的主題及藝術特色

關於《西遊記》的思想主題，長期以來歧說並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部小說內涵之豐富性。諸說之中似以遊戲之說出現較早、亦更切近題旨。清人焦循《劇說》中云：「此特射陽遊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鍊秘訣，亦鑿矣。」魯迅先生上承其說，更進一步指明遊戲之中又兼以譏諷當時之世態（以上參考史鐵良《明代文學研究》一書）。

林庚先生則又創新說，認為《西遊記》的成功在於其童話般的活潑自由精神，其喜劇性也來源於這種童話性。並認為這種童話性乃是時代思潮（如李贄的「童心說」）在文學中的一種反映。這種觀點可謂抓住了《西遊記》藝術魅力的本質。

此外，本書的成功還在於塑造了孫悟空和豬八戒這兩個成功的人物形象。關於孫悟空形象的來源學界有過長期爭議，主要有來源於印度史詩、來源於本國神話與來源於二者之綜合三種觀點。

印度故事對中國小說之影響在六朝小說中已見端倪，至於猿猴變化的故事在六朝至唐代小說中都不乏其例。其次，唐代小說中還有大量表現精怪變異題材的作品，這些都有可能成為孫悟空和其他精怪形象的藝術淵源。此外，《西遊記》以一個旅行（或歷險）的框架結構全書，這種結構方式在世界文學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第五章 《金瓶梅》

一、《金瓶梅》的作者、成書年代及版本

《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以描寫人情與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開拓了中國古典小說的新紀元。但是這樣一部重要作品卻還存在著許多未解之謎：

首先是，它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到底是誰？這個問題從明代以來已經有了多個答案，比如王世貞、屠隆、李開先、李漁、馮夢龍、湯顯祖、賈三近等。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說法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另外也有一些學者提出，《金瓶梅》是在民間說唱文學的基礎上由某個文人整理寫定的。

這個說法雖然可以找到許多文本上的證據加以支持，但是文本之外的證據卻很少，對於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如果其中的故事曾在民間流傳過，可我們卻幾乎看不到多少文獻上的記載，似乎不可想像（這跟《水滸》和《三國》的情形實在相去甚遠）。

其次，象《金瓶梅》中所描寫的這種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太適合於在說唱文學中予以表現。關於《金瓶梅》的第二個未解之謎是其寫作年代，到目前為止，主要有嘉靖和萬曆兩說。明人筆記中首先提出此書出自嘉靖間大名士之手，至鄭振鐸、吳晗等人始提出萬曆說，迄今未能趨於一致。

《金瓶梅》刊刻之前已有抄本在社會上流傳，其初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現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1932年在山西發現）乃據初刻本翻印；明末崇禎年間所刻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則經過刪削和修改，尤其是第一回作了很大改動，這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部書的主題。

另外一個重要的本子乃清初康熙年間刊行的《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此即張竹坡評本。此外清代還出現了一些其他刪改本，然多背離原著甚遠。

二、《金瓶梅》的主題、藝術特色及影響

《金瓶梅》乃是以《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段情節作為整體敘事框架而發展起來的一個長篇巨制，雖然小說中的時代設定在北宋末年，但其所反映的生活場景卻是屬於晚明時代的。

小說以西門慶這個人物為核心，描述了他在對金錢、女色、權勢的追逐中耗盡生命的短暫一生，與此同時小說中又以大量筆墨描寫了一個暴發戶家中成群妻妾勾心鬥角、爭風吃醋的生活圖景，刻畫了潘金蓮這樣一個乖巧機變、情慾旺盛而又陰險狠毒的不幸的女性形象。

此外，作者又對官場的腐敗、世態的炎涼多所揭示。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冷酷無情、瀰漫著慾望氣息的成人社會，作者以一種冷靜的自然主義的筆調在敘述這個社會的聚散離合，描述它的短暫的繁華和徹底的毀滅，除了一絲宗教拯救的渺茫希望之外，看不到多少理想的色彩。

在《金瓶梅》中，作者以一種客觀的手法來塑造其中的人物，人物的性格都更為真實、豐滿、複雜，一改以往小說中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局面。《金瓶梅》中的人物已經難以完全按照某一種標準去衡量，而是應該進行全面的、具體的分析。

《金瓶梅》又以一種近似於重複、瑣碎的筆法去描寫當時的日常生活，改變了過去小說所形成的審美期待和閱讀方式（我們不再可能從中獲得閱讀《水滸》、《三國》等書時的審美愉悅）。《金瓶梅》所開創的題材領域與寫作方式對後世的長篇小說（如《紅樓夢》）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六章 湯顯祖與《牡丹亭》

一、湯顯祖的生平及思想

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士，江西臨川人。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中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禮部主事等職，曾與顧憲成、高攀龍等人交往。萬曆十九年上書議政，被貶官廣東徐聞。萬曆二十一年調任浙江遂昌知縣。萬曆二十六年棄官歸臨川。

他在文學上的傑出成就主要體現在戲曲創作上，代表作品有《紫釵記》、《牡丹亭》、《邯鄲hán dān記》和《南柯記》，合稱「玉茗堂四夢」或「臨川四夢」。其中後三者均作於棄官歸鄉以後。湯顯祖在思想上先後受到羅汝芳、達觀、李贄zhì等人的影響，兼備老、庄、儒、佛、心學等多種因素。

在創作思想上他強調「情」的價值，這正如他在《牡丹亭》的「題詞」中所云：「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牡丹亭》的寫作正是體現了這樣一種主張。

二、《牡丹亭》的主題及藝術特色

《牡丹亭》這部戲曲的構思受到魏晉隋唐文言小說中女鬼再生題材的啟示，但又融進了全新的時代內涵--杜麗娘乃是太守之女，從小受到父母的嚴格管教，除了每日在閨中刺繡，她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行動自由。為了使她能夠成為知書達理的「賢淑」，父親便為她請了一位腐儒教授《詩經》。

但是這樣一種陳腐的教育方式卻並不能遏止麗娘青春生命的衝動。在一次偷偷的遊園經歷中，她看到滿園荒頹中的「奼紫嫣紅」，不禁油然地感慨自己在孤寂中虛度的華年（「可惜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如一葉乎！」）。當她回到閨中，便懨懨入夢，卻不料在夢中與一位俊秀的書生相遇，二人歡情繾綣qiǎn quǎn。然而春夢無痕，麗娘從此幽思成疾，以至抱恨而終。

不久之後，那位夢中的書生（柳夢梅）竟然來到園中，拾到麗娘臨終時留下的畫像，日夜焚香參拜，感動麗娘幽魂降臨。二人海誓山盟，更兼宿緣前定，麗娘乃獲重生，與書生結為夫婦。在這個戲劇中所體現的這種對禮教的抨擊、對人性的尊重正與晚明的時代思潮相一致。

《牡丹亭》在藝術上也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曲辭精緻優美，充滿了詩一般的抒情氛圍；全劇風格在深沉、含蓄中兼以詼諧、幽默；劇中所涉及的生活面及地域空間也很開闊，這都使其超出當時的其他劇作而顯得卓爾不群。

三、《牡丹亭》的影響及流傳

在這部戲劇問世之後，立刻廣為流傳，產生了巨大影響，以至「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沈德符《顧曲雜言》）。由於劇中深刻地揭示了那個時代中青年女性的普遍處境，因此尤其受到她們的青睞。

萬曆年間，江南才女馮小青曾在幽居水閣的凄寂生活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閑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痴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表達了她心中強烈的共鳴。與湯顯祖同時代的戲劇家沈璟曾將此劇改編，以適合崑腔的演唱形式。現代戲曲大師梅蘭芳曾排演崑曲《遊園驚夢》，是對該劇《遊園》一出最為完美的演繹。

第七章 明代短篇小說

一、短篇文言小說

明代前期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主要以瞿佑的《剪燈新話》與李昌祺的《剪燈余話》為代表，再加上萬曆年間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可合稱「三話」，這三種小說集主要上承唐人傳奇筆法而較少創變。明代後期文言小說集則有宋懋mào澄的《九籥yuè集》、《九籥別集》，馮夢龍纂輯的《情史》，以及朱孟震的《河上楮chǔ談》、《汾fén上續談》等。

這些集子中雖仍帶有前代小說的痕迹，但已經出現了許多新的題材，如《九籥別集》中的名篇《珠衫》即完全以當時的社會生活為題材。馮夢龍等人的擬話本小說亦曾從這些文言小說中取材。這一時期的文言小說仍然包含不少狐鬼花妖的題材，可以視為唐代傳奇與清代文言小說之間的一個過度階段。

二、白話短篇小說

中國的白話短篇小說在宋元時期已較為發達，宋代小說家話本中的某些篇目得以保存在明人所刻的《清平山堂話本》中，使我們可以略窺當時白話小說的概貌。到了明代，文人創作的擬話本大量湧現，標誌著這種文體形式的成熟。

其中馮夢龍和凌濛初先後編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乃是這類小說的集成。現在一般認為，「三言」中包括了一部分經過改編的宋元話本，此外基本是明人（包括馮夢龍）的創作。「二拍」中的作品則基本出於凌濛初的個人創作。

馮夢龍對白話小說的關注乃有其明確的「導愚適俗」的主張：「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醒世恆言》敘）」這註定「三言」會帶有道德教化的色彩，但是其中的道德倫理觀念也已經帶上時代的烙印，比如對於人的自然情慾的充分尊重，對背離禮教的行為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寬容等。

「三言」、「二拍」中的小說也更加廣泛地表現了那個時代市民階層的生活狀況，尤其是他們的愛情婚姻生活。其中的許多作品在敘事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廊獨佔花魁》即是歷來受人稱道的名篇。在「三言」、「二拍」之外，明末人刊刻的《西湖二集》、《型世言》也是較為重要的白話小說集，但其藝術性都已大遜於前。

第八章 晚明小品

小品文是公安、竟陵文學主張的產物，體現了他們「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理論。這類文章不拘形式，不限題材，隨心所欲，沒有道學氣，最能體現出人的性情和襟懷，所謂「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從自己胸中流出」。

在晚明文壇，小品文的代表作家有袁宏道、袁中道、譚元春、劉侗、王思任、張岱等人。袁宏道為人洒脫，不滯於物，辭官後縱情山水，寫下大量小品文的佳作，如《高梁橋遊記》、《晚游六橋待月記》等，均文字清麗活潑，令人怡情悅性。譚元春、劉侗等竟陵一派小品則幽深孤峭，於新奇拗澀之中蘊涵深趣。王思任則於幽峭之中雜以諧謔，似又別為一體。張岱則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琅嬛文集》。

張岱中年經歷明朝的覆亡，家境也隨之敗落，所以他的小品文中常暗含家國之痛與滄桑之感。張岱拓展了小品文的表現領域，各種題材、各種文體到他手中無不各臻其妙，而且獲得一種表達的自由。

清代文學

第一章 清代文學的時代特徵與發展演進

清代文學作為古代文學的最後一個段落，它的發展既與前代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與時代演進密不可分。這使得清代文學更具包容性，也更富於變化。

第一節 政治與文學

與前代文學相比，清代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明清易代之際，抗清志士、遺民詩人以及錢謙益、吳偉業等對鼎革或激烈、或隱曲地反映將古代文學與政治色彩大大強化了。而自明末發端的時事文學也突出了小說、戲曲在表現現實重大政治題材方面的真實性、時效性。近代文學更與政治變革息息相關。

第二節 集大成的文化趨勢及其在文學上的反映

清代文化從不同方面表現出對古代文化集大成的發展趨勢，這一點在文學領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第一，文學觀念更趨自覺、成熟和包容性；第二，各體文學在清代都有所發展；第三，在一些領域，如小說方面，出現了能全面體現古代文學豐富內涵和藝術成就的優秀作品。

第三節 走向近代化

清代文學上承晚明文學，繼續向近代化方向發展，為中國文學的轉型奠定了基礎。近代化的表現是一個過程，首先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與傳統觀念相背的新的思想意識；其次，在文體方面，也有所革新，特別是到了晚清，社會變革的要求與新的傳媒，使各體文學革命成為一種時代要求。　

第二章 清代戲曲

繼元雜劇、明傳奇之後，清代戲曲在戲曲發展史又有了新的特點，戲曲體制更加完善，文人化的傾向也有所加強。與此同時，戲曲在民間也孕育著新的變化，形成了以京劇為代表的各種地方戲。

第一節《長生殿》

《長生殿》是傳統的李、楊題材的新發展。李、楊題材具有新奇性和豐富性，歷代作家對這一題材的處理，迴避與增飾兼而有之，《長生殿》吸取前人經驗教訓，突出「至情」和「興亡」的主題，賦予了這一題材新的藝術生命。其中《密誓》、《驚變》、《哭像》、《彈詞》等出，膾炙人口。

第二節《桃花扇》

《桃花扇》通過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歡離合，描寫了南明王朝覆滅。作者意在總結歷史興亡的普遍經驗。劇中的李香君富於正義感，是戲曲舞台上少見的女性形象。《卻奩lián》、《罵筵yán》等出，表現了她氣節和剛烈，也可看齣劇本描寫人物的高超技巧。

第三節　花、雅之爭

戲曲發展到清中葉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自明中葉以來佔主導地位的崑曲，至此開始為更富於生活氣息的地方戲所取代。崑曲被稱為「雅部」，其他地方戲被稱為「花部」。地方戲與崑曲的爭勝過程則被前人描述為花、雅之爭。京劇的形成是戲曲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但崑曲並沒有完全退出舞台，許多地方戲的劇目也可以在崑曲中找到他們的祖本。

第三章 中短篇白話小說的繁榮

白話小說在清代有了新的發展，中短篇小說的既適應的文化市場的需求，也為《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作品的出現進一步鋪平了道路。

第一節　體制與創作特點

白話小說經過宋、元、明三代的發展，已有成熟，並在文體、題材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隨著白話小說廣泛地為文人小說家所創作，在體制與創作特點上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如短篇小說的章回化，中篇小說的廣為流行，敘述風格與角度的靈活多變等。

第二節 才子佳人小說

才子佳人是清初小說的一個熱門題材，從思想上看，它們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晚明倡導真情的文學的折衷，藝術結構雖然較為簡單，但筆法的精緻也為小說的進一步發展作了有意義的嘗試，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值得一讀，如《玉嬌梨》、《好逑qiú傳》等。

第三節 李漁的小說

李漁是清初一位很有個性的小說家，他在明清易代塵埃落定後，迅速選擇了一條帶有職業化特點的通俗文藝家的生活方式，大量從事小說、戲曲及其他暢銷書的編印發行。他的作品充滿喜劇色彩，追求一種通脫自然、輕鬆詼諧的思想情趣與藝術風格。

第四章 《聊齋志異》

文言小說在唐傳奇之後，雖代有創作，續有發展，但其光芒為同時白話小說所掩。《聊齋志異》的問世，帶來了文言小說的中興。

第一節　蒲松齡的生平與創作

蒲松齡在科舉道路上很不得意，是一個典型的鄉村知識分子，他的創作與這種特殊的身份與經歷有很大的關係。他不同於那些精英階層的文人，與馮夢龍、凌濛初等周旋於市井間的通俗文藝家也有所區別，他更多地關注的是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態，對普通士人的精神追求也表現了極大的同情。

第二節　豐富的內容

《聊齋志異》體裁複雜，以短篇小說為主，兼有雜記、寓言等多種文體，故事來源也不一，有得之傳聞的，也有出自前代文獻的，但其中較為重要的作品往往並無依據是蒲松齡匠心獨運的創作。《聊齋志異》題材廣泛。

其中《促織》、《席方平》等作品揭示了社會的黑暗和權勢者的殘暴，並歌頌了民眾的反抗精神；《賈奉雉zhì》、《司文郎》、《葉生》、《王子安》、《胡四娘》、《鏡聽》等則從不同角度表現了科舉制度的弊端及其社會危害；而《嬰寧》、《小翠》、《連城》、《阿寶》等則塑造了一批聰慧美麗的花妖狐魅和志誠痴狂的青年男子，謳歌了純凈的精神追求和美好的愛情。

第三節　藝術特色

作者充分發揮想像，創造了一個神奇的藝術世界。小說情節曲折與細節豐滿，較之以前的志怪、傳奇，有很大的發展。語言華朴兼擅，古雅清新，凝鍊而富於表現力。「異史氏曰」拓展了小說的思維空間，使議論與敘事相互補充。

第五章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中心，這一題材的長篇小說在小說史上還從未出現過。因此，如何處理這樣一個沒有劇烈情節衝突的題材，從結構、人物、描寫、語言等各方面，對小說家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第一節　吳敬梓的生平與創作基礎

「五十年中家門鼎盛」的祖上榮耀與「鄉里傳為子弟戒」的現實壓力，使在科舉道路上不得志的吳敬梓精神極為痛苦，移家南京，接觸了更廣泛的社會面，特別是知識人群，為他創作《儒林外史》提供了豐富的生活基礎。

第二節 儒林命運的歷史反思

文人作為敘事者，不再盲從上層意識形態，與世俗文化心理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為了突出儒林人物的精神狀態，作品以所謂「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對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寫，同時又廣泛涉及了與之相關的社會環境。作者的描寫既有現實依據，又包含了深刻的歷史思考，使《儒林外史》的思想內涵超越了一般的世情小說，而表現出一種全面總結歷史文化的意識。

第三節　諷刺藝術和情節結構

《儒林外史》以前的小說，也時有諷刺描寫，但象《儒林外史》這樣，以諷刺作為全書的一個重要方面，而諷刺手法又表現出多樣性，具有鮮明的獨創性。

故事情節的淡化，是《儒林外史》的特點之一，也反映了一向重視情節離奇、巧合的中國古代小說在審美特點上的新變化。

《儒林外史》在結構雖無情節主幹，但分散的人物與自成段落的故事，仍然前後呼應和銜接。思想的內在統一保證了作品的「形散神不散」，而散點透視式的描寫，又更加自由靈活地展開了流轉、開闊的社會場景。

第六章 《紅樓夢》

《紅樓夢》是小說史上的高峰。這一高峰是曹雪芹創造的結果，也是二百多年來無數讀者通過不斷的接受認識共同塑造的結果。

第一節　曹雪芹的家世和《紅樓夢》的創作

曹雪芹的家世與《紅樓夢》的創作及情節有很密切的關係，這已經是「新紅學」以來的考證研究所證明了共識。關鍵是與此相關的對小說性質的認識，《紅樓夢》當然不是曹雪芹簡單的「自敘傳」，但在這部小說中，作家的經歷與感受卻有著比以往任何一部古代小說更重要的聯繫。

它強化作品的現實性與情感力度，而曹雪芹不以「奇書」自詡，既強調「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又著意「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創作理念，更使《紅樓夢》達到了古代小說藝術思維的新高度。

第二節 沒落的貴族家庭與新的人生態度

《紅樓夢》的內容主要包括相互關聯的兩個部分，一是作者深刻全面地描寫了一個貴族大家庭的沒落。作為以家庭為核心的小說，《紅樓夢》較此前的同類小說如《金瓶梅》等有極大的發展。作者通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揭示了貴族大家庭沒落的原因與表現，其中最嚴重的是所謂「一代不如一代」的問題。

無論是賈政、賈赦shè、賈敬等人的昏聵，還是賈珍、賈璉liǎn以及賈蓉等人的荒淫，或是賈寶玉的率性而為，這個家庭的男性成員都不能承擔起「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秦可卿語）。而在「富而好禮」的掩飾下，家庭成員內部的尖銳、複雜矛盾，又昭示出大族人家「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的哲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以強烈的同情，描寫了寶、黛、釵三人的愛情、婚姻悲劇。寶玉鄙棄世俗與傳統觀念，不願秉承父輩旨意，走求取功名之路，這使得他從心底里親近與功名無緣的女性，特別是與志趣相投的黛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這一脫離當時社會現實的感情追求，難以有美滿的結局。

相比之下，寶釵的世俗更多贏得了家長們的認同。後四十回描寫黛玉的早逝、寶玉的出家和寶釵的獨守空房，完成了寶、黛、釵的悲劇命運。不過，從曹雪芹的命意來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是一種對現實更為徹底的否定。

第三節 藝術的高峰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的高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大旨寫情，揭示人物內心世界；二，真實而內涵豐富的細節描寫；三，整體結構的嚴密、精巧與情節安排的靈活多樣；四，高超的語言藝術；五，濃郁的抒情意味。

第七章 傳統文體的新發展

清代是詩、詞、文全面豐收的時代。雖然這些文體在清代以前早已成型，並出現過創作的高峰，但清人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以更為細緻、精巧的筆法，將上述文體運用得得心應手，進一步展示了傳統文體的藝術魅力。

第一節　詩學四派

清詩在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詩學主張與流派，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翁方綱的「肌理說」。

第二節 詞的演進

詞至到清代，已在整體意義上發展成為一種與詩並立的、獨立的抒情文體。清前期的陳維崧sōng、朱彝yí尊等人為清詞奠定了超越元、明的基礎，而納蘭性德則被王國維譽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他的詞多寫離別相思與個人閑愁，風格卻不纖弱，其中融入了對人生的體悟，較之前人同類作品有所開拓。張惠言則在詞的理論上有所發展。

第三節 桐城派

康熙至乾隆年間產生的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一個散文流派，持續時間長達二百餘年，幾與清朝相始終。桐城派創始人是方苞，他論文最重「義法」，這裡所說的「義」即「言有物」，也就是要有內容；「法」則是「言有序」，也就是指形式技巧。

劉大櫆kuí繼方苞之後，進一步論述了文章的作法，著重探討了「神氣」、「音節」、「字句」的關係。姚鼐nài則提出了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兼備的觀點。至此，桐城派完成了自己的古文理論構建。由於這一理論構建借鑒了歷代古文創作的經驗、教訓，因此，又是古文理論集大成的表現。

第八章　古代文學的轉型

近代文學產生於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動的背景，因此，它必然帶有大變動的特點。它在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意義就是開始了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這一轉型是全方位的，即有思想觀念的，又有藝術形式上的。

而由於思想觀念上的轉變不徹底，藝術形式上的轉型也有很大的局限，但無論如何，變化已經不可逆轉的展開了，近代文學因此獲得了較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更重要的方向性、過程性意義。

第一節 龔自珍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雖然距近代社會的大變動還有一段時間，但他無疑已經敏銳地感受到了大變動的即將到來，或者說，他通過自己對社會敝端的觀察與思考，最早以文學的形式呼喚著改革的到來。《已亥雜詩》是龔自珍以七言絕句形式寫的大型組詩。這組詩有強烈的現實感。

第二節 詩界革命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改良派興起，文化思想界發生了「舊學」與「新學」的對立，熱心宣揚新學的夏曾右、梁啟超等人，寫詩時大量採用新名詞、外來術語及典故，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舊詩格律的束縛，被稱之為「新詩」。

1899年梁啟超正式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主張新詩要有新意境、新語句，而又以古人之風格出之。黃遵憲主張「我手寫我口」，他的詩「吟到中華以外天」，大量抒寫外國的奇異風物、重大歷史事件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文明，表達了改良主義的政治願望。

第三節 新文體

戊戌變法前後，改良派很重視利用報刊作宣傳工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康有為主辦的《中外紀聞》，梁啟超主辦的《強學報》、《時務報》、《新民叢報》等。這些報刊大力宣揚變法維新的主張，介紹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並對時局發表評論，文章的體裁和風格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就是所謂「新文體」。因為「新文體」以梁啟超等人的文章為代表，所以又稱為「新民體」。

梁啟超是改良派的領袖之一，大約從1895年開始的10年間，他寫了《變法通議》、《少年中國說》、《說希望》、《新民說》等一大批很有影響的散文。如《少年中國說》全文充滿積極進取的精神，展望祖國繁榮富強的美景，古今中外，縱橫議論，思路流暢，半文半白，極富有感染力。

第四節　小說觀念的轉變與譴責小說

近代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1840－1894）為第一個階段。這時出現的一些流傳較廣的作品如《兒女英雄傳》、《蕩寇志》、《三俠五義》等，基本上還是受此前小說的流波餘韻。

但其中也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如《海上花列傳》就與不久前的狹邪小說如《花月痕》、《品花寶鑒》等，在題材上雖接近，內涵上卻不盡相同，它初步展示了上海這一發展中的大都市對傳統道德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衝擊。

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1894－1919），是近代小說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改良派的興起，拋棄了以往輕視小說的觀點，從理論上高度評價小說的社會作用，提倡小說為改良主義政治運動服務。

這些觀點集中體現在梁啟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等論文中。在這種譽論的引導下，出現了一大批所謂「新小說」，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è的《老殘遊記》、曾樸的《孽海花》等，這些小說尖銳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特別是官場的腐敗，所以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文學史. 第3卷/袁行霈主編. --3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IISBN 978-7-04-03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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