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遺產與“令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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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42篇原創首發文章

五一連休期間，收拾從日本帶回的數千冊書籍、雜志的時候，意外發現了日本CORRECT公司出品的1989年效率手冊。我是那年開始去日本留學的。4月入學後，總是看到大學教務的人用“平成”這個年號寫通知，漸漸地也習慣了平成這種時間記述方式。

轉眼31年過去了，從2019年五一開始，日本進入到了“令和”時期，我也已經從東京回到了北京，對令和沒有了感覺。現在只是想，如果令和也有31年曆史的話，令和31年該是2049年，也就是新內地建國100年的時候了。作為一名年已六旬的記者，用筆和紙再去記錄一個日本的新時代，絕對屬於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事了。

我能做的，也許是在整理這數千冊書的同時，大致理出一個平成走過的道路，也從中推測一下令和的未來。想說想寫的內容太多，如果是從自己的專業——經濟角度入手的話，也許能說出點門道來。

最大的問題在經濟

平成末期的日本，如果是為了首相的個人名譽而篡改國家正式文件，幾乎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論媒體如何批評，在野黨如何在國會追究責任，篡改文件的高級官員只有升遷的機遇，而不可能受到譴責。那些地位低、責任心強的普通公務員，反而會在良心這關上過不去，個別人以自殺的方式，躲避媒體等對相關問題的追究。

平成末期的日本，如果你是重要大臣的話，基本上能做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說錯話也不會在內閣受到批評。像鐵板一樣堅硬的現任內閣，保證讓主要內閣成員基本不會因為說錯話、辦錯事而被革職（比如麻生太郎副首相、財務大臣）。除非是那些資歷還不夠高的副大臣（比如塚田一郎，國土交通副大臣），偶爾才會以辭職的方式，來平息自己因為言論不當而造成的巨大影響。

社會的貧富懸殊愈發拉開，人口在進一步老化，年輕人越來越少，整個國家人口數量在不斷下滑；人口老化後，醫療保險方面費用支出增得更多，這讓日本國家在財政上不堪重負，但從政治的角度，卻又沒有應對之策。過去赫赫有名的大企業，如今在全球化大潮中，且戰且退，大都對世界經濟少了影響能力。

不知道該如何分析日本這些問題。只是剛到日本留學的時候，從電視裏看美國的選舉時，總是聽候選人比爾·克林頓說這樣一句話：“It's the economy, stupid。”我感覺上認為，大概克林頓在說：“問題在經濟，老哥！”

過去的31年，日本最大的問題就在經濟。

2018年以後，隨着中日關系的轉暖，內地一些輿論開始為日本經濟大唱贊歌，有人認為這個國家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提及的經濟問題，其政策行之有效，其企業效益良好，特別在基礎原材料，重要加工領域，日本保持着世界最強的製造能力，好像日本經濟失落30年是個假命題，並不存在。

經濟問題最好還是用經濟數據，通過在時間縱向與空間橫向的兩個方面的比對作出說明。日本有1.2億人口，在長達四十餘年的時間裏，保持着世界經濟規模第二的地位，不可能一下子掉到馬來西亞、越南的下面，說日本經濟依舊強勢，有數不清的案例。

但是，昭和最後一個股票交易日是1989年1月6日，當天的日經平均股價為30209點，同年12月底，股價眼看着就要衝破4萬點，達到峯值。但2019年4月26日平成最後一個交易日，日經平均股價只有22258點，30年時間裏，跌落了26%。

換句話說，在過去30年時間裏，一直玩股票的人，正常情況下該是損失了26%的資本。至於同一時期美國股票的情況，筆者只查到1989年道瓊斯平均股價2753點，2019年為25928點，這裏就不去計算增長的倍數了。這期間，美國遭遇了IT泡沫危機、雷曼危機等等，經濟上的問題相當多，但股市卻向好。相比之下，日本股市大盤一直不能恢復，這是平成時代日本金融的一個特點。

至於日本企業在世界500強中的排名，日本的勞動生產效率等等，筆者已經在本朋友圈裡談過，下滑之快，慘不忍睹，這裏不再贅述。

平成留給令和的最大遺產，大概是日本國家不再追求經濟增長，下一代人在物質生活上會比上一代簡樸很多。經濟規模在縮減，人的物質慾望在收縮，日本人本身也愈發苗條，吃的東西在變少，外出活動的頻率在降低。

世界大多數國家對日本遊客免簽，卻也不會出現出國旅遊爆棚的現象。日本除了債務在膨脹外，其他一切均顯現出收縮的態勢。令和時代的最大經濟問題便是這種不能停歇的收縮。民眾很多時候在享受收縮，不必為聽日的通脹而去購買更多的物品；冷靜地選擇不進入股市，企業在保有巨大現金流的情況下，既不會給員工發工資、發獎金，也不會從事設備投資。

在這種經濟狀況下，政治家的失言，官員對國家文件的篡改，也開始變得“不那麼重要”，無需去追究責任。

政治上已經絕無風險

31年前的平成元年（1989年），給筆者印象最深的是那年的參議院選舉。那時筆者第一次有機會看整個選舉過程，盡管對政治一竅不通，但也隱約感覺出自民黨真的不行了。

平成元年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由幹事長橋本龍太郎（1937-2006）直接負責。那年自民黨吃了敗仗，在參議院的議席丟失過半，自民黨不再保有多數席位。選舉時，民眾顯示出對自民黨金錢政治的不信任；首次導入的消費稅，讓民眾的生活負擔加重不少；自民黨內，派閥之間對立加深，政治改革當然推行不下去。這次參議院選舉的失敗，導致後來自民黨分裂，非自民的政黨組成聯合政權，1955年確立的自民黨一黨專政的路線，到了1989年已經如強弩之末，1993年自民黨下野，在野黨取而代之，日本實現了政權的交替。

令和元年（2019年），7月也將進行參議院的選舉。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奮鬥在競選的一線。盡管二階已經年逾八十，步履緩慢，但以二階對選舉的精通，安倍內閣獲勝幾乎毫無懸念。

一個比較大的特點是，今天的日本自民黨內安倍晉三總裁如鶴立雞羣，一人獨大。政壇上自民黨並無政治、經濟上的相關成績，但在野的各個小黨，放在相互爭斗方面的精力，要比團結起來與自民黨鬥爭，大出許多。對國家未來更是提不出一個超越自民黨的主張，對選民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進入2018年以後，自民黨內總在傳安倍“四選”（安倍在破例第三次參加黨的總裁選舉後，還會在第三期任期內，第四次參加總裁選舉）。說不定還會有“五選”“六選”。

平成天皇選擇了在自己85歲的時候讓位於自己的兒子，但安倍很想走首相終身制的路子。當然在天皇能夠退位的時候，首相任期改為終身制，這在今天的日本非常不合時宜，但安倍“四選”已經公開在自民黨內開始討論，黨內人士談此事時非常認真。也只有首相終身制以後，才能保證大臣們對首相的忠誠，至於是不是真的走終身制，完全可以隨機應變。

對於公開和自己在黨內叫板的石破茂，安倍懶得搭理他。內閣中當然沒有石破派的人當大臣，便是開黨內主要派閥會的時候，安倍公開將石破派擋在了會議外面。至於前外務大臣，現在在黨內任政務調查會長的岸田文雄，安倍同樣很不看好他。覺得他雖然維持着黨內的大派，但岸田真的沒有魄力和安倍爭鬥，只能一心寄希望於“禪讓”。而安倍從未說過禪讓首相地位給岸田一事。

倒是4月1日，在記者面前公佈新年號為“令和”的官房長官菅義偉，多少有些合乎安倍“禪讓”的心。自從2012年12月安倍入主內閣後，一直在後面護衞着他的就是菅長官，不論是入閣大臣的身邊調查，還是各種爛事、破事的處理，菅長官做得天衣無縫，是安倍內閣穩定的基石。

2019年5月9日至12日，菅長官將去美國訪問，在那裡拜會副總統彭斯。如果沒有意外的話，該是菅長官從彭斯辦公室出來的時候，“正好”遇見了川普總統走出辦公室去上廁所，於是兩人就5月25日川普訪日、見新天皇等事，聊上了30分鐘。這個巧遇真的在美國實現了的話，安倍之後該是菅義偉出任令和時代的第一任首相。

這樣能保證政治的連續與穩定。讓自民黨內那些對現政權不夠忠誠的人徹底絕望，同時讓在野黨更加失去在議會與執政黨角力的能力。日本政黨政治在經濟政策、外交方針上拿不出新的東西，令和時代的政治穩定需要用這個形式來確定下來。很多時候，日本政治中“最大的問題是經濟”，但最不用拿出成果的亦是經濟，這種局面保證了自民黨政治的絕對穩定。

停頓的生產與研發

平成元年，筆者剛剛到了日本，首先買的便是索尼的隨身聽。那小東西在內地要用一年的工資才能買下，但到了東京打一天工，咁上下就能買下最新款式的產品了。以後CD光盤機、全自動照相機、錄像機、攝影機、MD小光盤機、手提電腦、存儲數據的MO、數碼照相機、數碼錄像機、手機等，直到筆者2003年回國，日本市場不斷推陳出新，商品讓人目不暇接，每種物品拿回內地都能讓人羨慕不已。

在人們看不到的地方，超級計算機、半導體、液晶屏、光電池、汽車導航等等，日本企業做得也非常好，但進入到了2010年以後，日企革新、開發大潮忽然基本消失殆盡。不論是數碼產品還是新能源、新技術，在世界顯露頭角的企業中，沒有幾家來自日本。

這期間筆者反覆去日企採訪，感覺他們的工作重點已經轉向“消減成本”，研發的重點向核電、磁懸浮列車轉變，政府最頭疼的事基本上是解決常年遺留的金融壞賬問題、電子產業效率過低的問題。不論是企業在經營上的革命、在覈電等方面的新研究方向，也不論是日本政府在金融及企業救濟上的努力，從個別案例看，都沒有問題，但就是日本這個國家變得失去了革新熱情，官員清廉，但絕對看政黨臉色行事，不再去提自己的主張。

老天也好像在和日本作對。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其後幾年在熊本等地的地震等，毀壞了城市，更讓日本傾注了巨大資金的核電毀於一旦。在世界能源的發展方向向太陽能、風能轉變的時候，日本依舊死死抱住核電不放。盡管很多企業從這項業務中退出了，但政府出於其他目的，寧肯讓經濟發展停滯，也不會放棄在覈電方面的追求。

於是，回顧30年來的日本，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現象：汽車等銷售量減半。

如今在北京的大街上大量雷克薩斯、英菲尼迪在飛跑的時候，讓筆者感覺和自己剛到日本的時候的印象重疊了起來。那時正是這些高級轎車充斥着日本的大街小巷，只不過當時未使用雷克薩斯，用了Celsior這個詞，英菲尼迪那時在日本稱作Cima。30年前，大企業的職員如果不開這兩款車的話，簡直就不用開車邀周邊的朋友去兜風了。

數字方面的記憶如果沒有錯誤的話，1990年日本一年的“新車登錄數量”（登記的不包含小型轎車的銷售量在內的轎車及商用車的新車銷售量）為597萬臺。按內地統計年鑒公佈的數字，內地1990年的所有汽車產量為51.4萬臺，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

到了1999年，日本一年的“新車登錄數量”降到了400萬臺，內地產量上升到了183.2萬臺，十年間就變成日本的不到二分之一。

2018年日本的“新車登錄數量”為334.8萬臺，內地已經達到2808萬臺。對比一下中日汽車產銷量，一個結論是日本內地市場在過去30年時間裏基本減半，完全失去了再度振興的條件。

汽車等大眾型工業產品，在日本市場上變得蕭條以後，整個市場的不景氣，自然讓企業不敢進行設備投資，在沒有大型設備投資的時期裏，研發也變得缺少出現突破型產品了。

用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不是日本企業不能製造出iPhone那樣的產品，也絕對不是沒有技術開發相關手機，是日本企業已經主動放棄這方面的研發及設備投資。

此時日本國家在做咩？上面已經說了，政府死抱着核電的大腿，相信繼續發展核電纔是日本走出失落的必由之路。核電之外，日本政府肯花大力氣的便是磁懸浮列車。至於磁懸浮列車如何回收成本，這似乎不在思考範圍之內。

平成的備戰成果與令和的實戰可能

筆者至今相信日本是個和平國家，日本不會再度像二戰前那樣發動侵略戰爭，這個國家的國民有着發自內心的對戰爭的厭惡，二戰後七十餘年的反戰努力，讓這個國家不可能輕易談及與周邊國家的戰爭，更絕對不會以爭奪人口、土地為目的發動對鄰國的侵略。

但是在展望令和時代的日本時，卻依舊該對日本有可能參加對其他國家的戰爭、在領土問題上貿然動用軍事力量保持警惕。

2019年2月24日，日本舉辦平成天皇在位30週年紀念儀式時，太多的日本人注意到了平成天皇在發表重要講話的時候，有這樣一句話：

“平成的30年間，日本為國民希求和平的堅強意志所支撐，走過一個近現代第一次沒有體驗戰爭的時代。”

昭和時代的前半段是在連續不斷的戰爭中度過的，1945年以後纔有了和平。這個和平是平成時代堅守的內容，但平成天皇該是感覺到了日本在下一個時代，也許會有新的戰爭危險，他當然看到安倍晉三入主內閣後在政策法規上為參加或者發動戰爭所做的細致、周全的準備。在在位30週年的時候，平成天皇強調這30年的“無戰”該有這方面的考量。

原《讀賣新聞》記者，作家真山仁在4月27日的《朝日新聞》上說了這樣一句話：“平成的30年是一步一步進行了戰爭準備的30年。”

在真山的眼裡，1991年日本根據自衞隊法第100條第5款，第一次派部隊開始執行海外任務。有了這次的海外派兵後，1992年日本完成了《聯合國維和活動協力法》，1999年制定了意在和鄰國發生爭端時使用的《周邊事態安全確保法》，2001年為了實現“攘外必須安內”的目標，日本製定了《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再接着到了安倍內閣，2013年出臺《特定祕密保護法》。2015年制定的《國際和平支援法》，基本將安全保障關聯法、行使集體自衞權全部囊括其中。

“平成時代確實沒有戰爭，但我認為這個時代用30年時間，為戰爭做好了實實在在的準備。”真山對《朝日新聞》記者說。

平成時代“世界終焉”（SEKAI NO OWARI）音樂組合，在2012年發表了一首歌“Love the wa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