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戈蘭高地主權召開緊急會議，除美國，14個理事國反對美方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

主管維和事務的聯合國副祕書長拉克魯瓦在安理會會議上就戈蘭高地相關問題進行彙報。

事情的起因是前兩天美國在中東點的那把“火”。

2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公告正式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這意味着美國將不顧聯合國第242號決議案，承認一國可以通過戰爭佔領他國領土，同時也把美國數十年來主張的阿以“和平共存”政策推進了死衚衕。

圖說：3月25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左）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展示特朗普簽署的正式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的公告。

此舉毫無意外地引發了敘利亞、阿盟、俄羅斯等方的一致反對。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也反對美方的這一決定，表示戈蘭高地的地位並未改變。

縱觀美國外交近期的表現，總感覺不像是來國際上交朋友的，反而更像是到處耍脾氣、砸場子的小孩子，其破壞性總是大於建設性，時而還伴隨着莫名其妙的不可預測性。連盟友都不得不懷疑，這哪裏是當年那個一呼百應的美利堅？

美國外交到底“腫麼”了？

一廂情願以致自以爲是

美國外交的任性，起源於美國政治精英的自以爲是。

冷戰結束時，面對着蘇聯倒下的巨大空白，美國的智囊和外交官是何等的躊躇滿志。

最樂觀的論斷，莫過於布熱津斯基在其地緣戰略著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的描述：美國在全球力量四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方面（軍事、經濟、技術、文化）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這四個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國成爲一個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級大國。

20多年過去了，美國作爲“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級大國”，把開局一手好棋的“大棋局”下得一塌糊塗，把整個世界弄得雞飛狗跳，留下一地雞毛。

美國人不僅無法讓世界局勢如自己所想要的那樣發展，而且無法避免那些不利的局面同時集中出現：俄羅斯的絕地反擊，中東成了名副其實的黑洞，土耳其和伊朗的地緣角色也遠遠不是美國所要的版本……

美國資深外交官威廉?伯恩斯，近日在其回憶錄《祕密渠道》中猛烈吐槽，他在回顧自己30年外交職業生涯時，對美國濫用權力做出了反省。

在伯恩斯看來，美國今天的外交窘境，某種程度上是自己的“一廂情願”思維造成的。

“美國人常常認爲世界圍繞我們、我們的問題與我們的分析轉動。我吃了苦頭才意識到，其他人和其他社會有自己的現實，這些現實不總是對我們友好。”他把阿富汗戰爭視爲“油然而生的復仇衝動”，“帶來無休止的戰爭，損失了大量的生命和金錢”，把草率發動伊拉克戰爭視爲美國犧牲中東影響力的“原罪”，承認美國在利比亞犯下“嚴重錯誤”。

對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伯恩斯更是嗤之以鼻。認爲那是“好鬥的單邊主義、重商主義和頑固守舊的民族主義的糟糕混合”，其特點是“強硬姿態和毫無事實的斷言”。

頻繁插手習慣自成一派

特朗普上臺以來，對美國的建制派和資深外交官並不信任，經常採取任用自己人或親自上手的辦法，把職業外交官晾在一邊。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在任及前任政府官員、盟友和外交政策專家表示，各國現在越來越喜歡繞過美國外交標準禮節和政府流程，直接找總統特朗普討論政策。這種做法得到了特朗普的鼓勵，但使得外交事務更加含糊不明。

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等首腦紛紛與特朗普直接對話，而沒有通過助手和機構官員來溝通。原因是，面對特朗普時常捉摸不定的政治決策，這是一種最直接的方式。

長期擔任美國外交官的羅伯特·達寧表示，在這一點上，外國領導人認爲特朗普本人說的話最有權威，而中間傳話者所說的可能並不代表總統當時的立場。

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職的一名前美國官員表示，外國官員質疑他們與總統內閣的對話是否能“代表現實情況”。這名官員表示：“他們老是對我說，‘我們不知道該信哪個，是電視上的話還是推特上的話’，還是總統的高級顧問說的話。”

特朗普本人的善變，時常讓美國官員尤其是外交官們措手不及。去年6月，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就貿易問題發生公開爭執後，特朗普拒絕了七國集團的最後公報，而僅僅在數小時之前，一名白宮官員曾向記者發出聲明說特朗普支持該公報。

2018年6月，特朗普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舉行會談。

在上兩屆共和黨政府中擔任外交政策職務的理查德?哈斯表示，一些國家的外交部長讓他幫忙解讀本屆美國政府，他們完全不知道怎麼理解特朗普政府，這對各國外交部長和大使來說就是一場噩夢。

特朗普推特截圖

特朗普的推特外交，也讓本國外交工作人員無所適從。美國國務院一名工作人員曾如此回答外國記者第二次特金會的問題：“接下來我們打算對朝鮮做什麼？不知道——我們在等待總統的下一條推文，哪怕它與上一條的內容截然相反。”

內部掣肘導致戰略喪失

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嚴重分歧，無疑給美國外交政策的隨意性火上澆油，使得本應連續持久的外交戰略變得支離破碎。

在兩黨對立的情況下，美國外交形成了很大程度上匪夷所思和前所未有的局面。在表面上，總統是該國外交領域“真正政策”的主導者，但國會議員卻時常阻撓其關鍵的外交決定。

由於他們支配着國家預算資金，因此沒有國會立法者的同意，美國總統基本上搞不出什麼“大動作”。

例如，美墨加三國領導人去年達成了一項協議，以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是，這項協議必須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佔衆議院多數席位的民主黨對新協議態度冷淡。

2018年11月30日，《紐約時報》發佈報道指出，新貿易協定在美國能否達成充滿了不確定性。

特朗普近日對福克斯新聞表示，如果美國國會議員不通過他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達成的新貿易協議，取代NAFTA，他可能會讓美墨加貿易關係“回到NAFTA前”，但是沒有透露其他細節。

特朗普團隊也不是鐵板一塊，副總統邁克?彭斯和博爾頓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於美國一系列外交方針也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們推動實施自己的政策，即使發現總統不太願意，也要堅持去做在他們看來確保“美國福祉”所需要和必要的事。

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美國問題研究教研室副教授伊琳娜?阿基穆什金娜上月曾撰文質疑，如今誰都無法判定美國在外交舞臺上奉行的實際政策是什麼，其問題在於，美國人的外交“政策”太多，而這其中哪些是“真實的”還有待弄清。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術事務院長斯蒂芬·沃爾特表示，政治兩極分化的代價之一，是損害美國在國際競爭力和敏感度方面的整體形象。美國國內政治越充滿仇視、越分裂，政府運行就會越呆滯、越低效，美國政治制度對外部觀察者的吸引力就越小。

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國家本應通過外交政策傳導到國際上的正確的聲音，就會變得像耳語一樣不易被人接收。

撰文 / 石留風

（亞太智庫研究員、雲南財經大學“一帶一路”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編輯 / 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