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臨逝前口述遺疏說：「環顧今日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李死後，慈禧即命袁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總督為清朝地方最高級長官，其職掌綜理軍民事務、統轄文武、考核官吏，世稱封疆大吏。

直隸總督的權位更是重中之重。曾國藩、李鴻章曾先後出任直隸總督。可以說，直隸總督一職把晚清左右政局的四個屬羊人拴在一起了。

袁世凱與李鴻章

袁世凱由此青雲直上。1902年，兼任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和練兵大臣，於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簡稱北洋軍）。到1905年北洋六鎮編練成軍。除第一鎮系滿族貴族統率的旗兵外，其餘五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將領幾乎都是小站練兵時期的親信。

小站位於天津與塘沽之間，昔為淮軍駐所，淮軍散後湮為廢壘。1895年，由軍機大臣榮祿、李鴻藻奏派，袁世凱擴練駐小站的武定軍，更名為「新建陸軍」。聘德國軍官十餘人任教習，又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百餘人任各級軍官，並引用一批私人親信，以加強對全軍的控制。

這些人在清末民初大都成為軍政要員，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勳等。

小站練兵是晚清新式軍隊發展的轉折點，也奠定了袁氏一生事業的基礎。

與此同時，袁世凱還兼任督辦電政大臣、督辦鐵路大臣及會議商約大臣等要職。在此期間，袁氏通過辦理新政，得以「內結親貴，外樹黨援」，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北洋軍政集團。

北洋集團權勢的擴張，對執掌中央權柄的滿族親貴集團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滿漢大員權力之爭日趨劇烈。皇室親貴指使御史彈劾袁氏權高勢重，將步曹操後塵。1906年袁被迫辭去各項兼差，並將北洋第一、三、五、六各鎮交陸軍部直接管轄。次年，袁被調離北洋，赴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

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死後，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罷去一切職務，並令回原籍養病。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漢陽、漢口又被革命軍攻佔，載灃慌忙起用袁為湖廣總督，兼辦剿亂事宜。但袁世凱不若曾國藩、李鴻章，可以「麾之即去，呼之即來」。當年載灃放逐袁氏，理由是足疾不利於行，而今載灃要他當湖廣總督，袁便以「足疾未痊」力辭，不願出山。

朝廷再三催促，袁氏就提六項條件：（1）明年即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與此次事變有關的人；（4）解除黨禁；（5）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製之全權；（6）須予以十分充足的軍費。

從袁所提條件看，即知他內心不願與革命軍打硬仗，又要把實權攬在自己手裡。前四項條件意在緩和革命黨人與一般民眾的敵對情緒，以謀求妥協。但他的妥協，並非替滿滿皇族打算，而是為自已留條後路。在袁氏看來，倘若用武力撲滅革命軍，日後革命黨絕不會放過他，對他有害而無利。一旦革命被撲滅，滿清皇族未必還會倚靠他。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噩運隨時會降臨他的頭上。

而如果留著革命軍這股勢力，既可以示好於革命黨人，又可以使皇族不得不倚重於他。「養敵自重」於他最為合算。此為一方面。

另一方面，若不把軍權攬在自己手中，又恐革命軍勢力過於擴張，從而不接受他的調停，朝廷也不會受他的操縱。以故五、六兩項條件不可或缺。

第二項條件還有一層用意，就是廢止現行的親貴內閣，把權力轉移到他所能控制的責任內閣上來，並使攝政王的權位歸於無用之地。在袁氏看來，內閣總理大臣這把交椅，非他莫屬。至於革命黨是否妥協，滿清皇位能否維持，都無關緊要，反正實權總攬在自己手中。

對袁提出的六項條件，載灃起初很不願意接受，但載灃不接受，袁氏就不出山。南下討伐革命軍的都是袁的舊部，他們正擁兵觀望，消極怠命，使陸軍大臣蔭昌指揮失靈，無所作為。

皇族親貴皆為一幫八旗子弟，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載灃也是一籌莫展，到頭來只得答應袁的奏請，授他為欽差大臣，節制各軍，並召蔭昌返京。也就是答應了袁的兩項條件，隻字不提其餘條件。

袁接電後電奏謝恩，除了幾句空話外，再無具體表示，仍悠然垂釣於養壽園，靜觀其變。

辛亥年10月29日，北方發生太原新軍起義與灤州屯兵事件。次日，南方又發生昆明新軍起義與南昌新軍起義。

載灃為此一改頑固態度與遲疑不決作風，一連頒發四道上諭，答應袁氏其他各項條件。袁世凱這才離彰德南下，與蔭昌交接完畢後，進駐湖北前線。

北洋軍攻佔漢口後，袁氏即進京組閣，迫使載灃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軍政大權。與此同時，又命令北洋軍攻佔漢陽，迫使革命黨人接受停戰議和的建議。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堅持以清帝退位與袁氏宣誓效忠共和，作為推選袁當大總統的先決條件。袁世凱則借革命軍的威勢，逼迫宣統帝退位，並向南京臨時政府保證：「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1914年底，袁世凱以為做皇帝的條件已經成熟，示意心腹爪牙四齣大造輿論，聲言共和制行不通，只有改為帝制，國家才能富強。從改元洪憲到廢止洪憲年號，做了83天的皇帝夢，結果登極大典未及舉行，聖旨未曾出宮門一步，就一命嗚呼了！

袁世凱是在1915年12月12日那一天宣布接受帝位，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以明年為洪憲元年。次日上午9時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袁世凱身著大元帥戎服，站在御座旁接受眾人的祝賀，見年長位尊者便援手攙扶，故作不敢當的姿態，而內心卻極其受用。

不知什麼緣故，御座竟放在御案前面。由於通知是當日上午8時下達的，大夥剛上班，連衣履都來不及換，有的穿軍服，有的穿便服。少數人行跪拜禮，大多數行三跪九叩禮。動作亦參差不齊，行禮後照常上班，與平時無二。

前來朝賀的有政事堂和政府司局長以上、軍隊師長以上的文武官吏，還有京城附近聞風趕來的地方大員。

朝賀儀式搞得如此倉卒草率，出於國內國外兩方面的原因。先說國外，原先鼓勵袁稱帝的日本國突然改變態度，轉而反對。英國本不贊成，現在則出面干預。10月28日駐京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約同英、俄兩國公使朱爾典與庫朋齊斯會晤外交總長陸徵祥，小幡勸告袁說，目前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無論何處苛有事態足以妨害和平與安寧者，均應極力阻其發生。中國實行帝制，將立即「惹起意外之擾亂」，成為「危險不安之域」，這不僅對中國來說是莫大的不幸，即或日本所受之影響亦不可估量，東洋之和平亦「因是陷於危殆之虞」。

小幡代表本國政府詢問中國政府是否「自信不致發生異變而得平穩實現帝制」？日本國「決以友誼勸告大總統善顧大局，延緩其變更國體之計劃，以防禍於未然，而固遠東和平之基礎」。小幡同時聲明，此舉並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英俄兩國公使也作相同之勸告。

袁世凱對三國公使的勸告看得並不嚴重，以為只要解釋清楚，便可迎刃而解。所以事後命陸征祥答覆說：近來本國「國民之主張變更國體者日益增加，國內有實力者亦多數附和，因是結合益固，風潮益激。若專以力壓制，且有妨害治安之虞，政府何敢負如斯重大責任。故唯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所通過之法律案，組織國民代表大會，俾共同議決此根本問題。」

至於變亂問題，袁答覆說，政府「再三電詢各省文武官員能否保持地方秩序。各省複電，每謂苟從民意解決國體問題，則各省皆可負地方治安之責。然則實行變革，斷不致發生事端」。

法國公使旋即亦會晤陸征祥，稱奉本國政府訓令，勸袁世凱中止帝制。

日本國政府對上述答覆不滿，特令小幡再至外交部質詢帝制事，謂前此答覆未言明延期與否，要求明白答覆。中國外交部答以政府並無急謀變更國體之心，請勿誤會。

11月9日袁世凱又派員至日、英、俄、法使館作口頭解釋，謂「復興帝制一事，暫從延緩，本年內斷不實行」。11日又讓陸征祥請四國公使到外交部面談，除說明延期實行帝制外，特鄭重聲明：萬一在本國有突出意外之事變發生，「無論何時，本政府之權力，足隨時消滅之」。

次日義大利也加入勸告行列，使4國勸告變為5國，問題更加嚴重。袁找英國公使朱爾典幫忙，朱爾典趁機夥同俄、法兩國公使誘使中國加入協約國，為英、俄提供武器。為此日本向英國發出強硬聲明，英國連忙加以否認。袁世凱亦讓外交部聲明並無其事。總而言之，懾於外交方面的沉重壓力，袁世凱不敢再刺激列強，故朝賀儀式也不敢大事張揚。

再看國內，袁氏帝制自為的行徑激起社會各階層的憤怒和反對，全國群起而攻之。帝制活動尚未公開時，孫中山就發表《討袁檄文》，痛斥袁世凱「非法攫取正式總統，而祭天祀地，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知」。帝制活動公開後，中華革命黨積極在上海、廣東、江蘇、浙江、湖南、江西、北京、四川、陝西、湖北、福建以及東北各地發動武裝起義。

事態的發展大大出乎袁世凱的意料之外。他本以為，重建專制政治是擺脫民國政治危機的唯一手段，也是擺脫外交危機的唯一手段。但個人的經歷使他只可能熟悉君主集權制的運作方式，而不可能了解民主政體下的君主立憲制的確切內涵。如梁啟超所言，其頭腦與今世之國家觀念絕對不能相容。

袁世凱對於民主共和制的懷疑，非但沒有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而消除，反而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與政治危機的加劇愈益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使他再次認定，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非君主立憲政體不可」。

1915年12月11日參政院以「國民總代表」的名義向袁氏發出推戴書，「一致推戴今大總統為帝」，遭袁「勸還」，但對變更國體，實行君主立憲這一點卻沒有表示異議，僅聲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豐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而「自問功業，既未足言」。

15分鐘後，第二封推戴書呈交政事堂，其中列舉了袁氏六大「功勛」，請求他「亟頒明詔，宣示天下，正位登基」。次日袁世凱發表接受帝位申令，聲稱接受民意，變更國體，並聲言嚴懲對抗帝制的黨派：「因思屑小僉壬，何代蔑有？好亂之徒，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背全體國民之公意，或造謠煽惑，或勾結為奸，甚為同國之公敵，因種之莠民。在國為逆一賊，在家為敗子，蠹國禍家，眾所共棄。國紀俱在，勢難姑容。予惟有執法以繩，免害良善，著各省文武官吏，剴切曉諭，嚴密訪查，毋稍疏忽！」終於亮出了專制獨裁統治的底牌。

恢復帝制，在袁世凱眼裡也是擺脫外交危機，特別是擺脫日本控制的不二法門。

袁世凱和他的北洋將領

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後，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儼然成了東方的霸主。1915年1月日本國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無理要求，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二十一條要求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袁世凱不敢立即表示接受，遂派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消息一經傳開，迅即激起全國各階層民眾的無比憤慨。正式談判於2月2日開始。談判秘密進行，日本以支持袁稱帝引誘在前，以武力威脅於後，企圖迫使袁世凱政府全盤接受。為此中方提出修正案，日本談判代表寸步不讓。談判一時陷於僵局。

與此同時，歐美列強對日本損害它們在華權益表示強烈不滿，紛紛予以抨擊。國人的反日浪潮亦日趨高漲。日本見狀，遂提出二十一條的最後修正案，其內容與原要求一至四項基本相同，僅將若干條文改用換文方式。5月7日又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指望歐美列強幹預落空，又怕得罪日本，便以中國無力抵禦外侮為由，遞交復文表示除第五項各條「容日後協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簽訂了所謂「中日條約」和「換文」。

在5月8日召開的緊急國務會議上，袁世凱除了向與會者通報有關情況外，還提議定「五月九日為國恥紀念日」。5月14日下達全國的「總統密諭」告誡國人，應引二十一條為奇恥大辱，並稱從此當「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

中日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並沒有涉及國體變更問題，儘管日方從交涉一開始便承諾，只要中國承認二十一條，日本政府從此「便對袁總統能遇事相助」。

列強對帝制的慫恿、推動始於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爆發及擴大（以下簡稱「歐戰」）。當時列強各國的外交使節沒有一個對袁氏稱帝表示不贊成的。

袁世凱的日本顧問，如坂西利八郎、有賀長雄等人在推動帝制的過程中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日本首相大畏重信也向報界發表談話，吹捧袁「為中國現代一大偉人。其皇帝自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為怪」。類似煽惑性的言辭促使袁本人相信：「日本朝野都贊成中國帝制，擁護他做中華帝國的皇帝」。

日本慫恿袁稱帝的動機可從「黑龍會備忘錄」窺知究竟。黑龍會是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擴張的右翼社團，成立於1901年，以中國東北、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及朝鮮為擴張活動的主要對象。該會1914年10月向日本政府提交《解決中國問題意見書》，對歐戰爆發後的國際局勢作了一番分析：

「吾人必須看到，東、南洋，尤其中國大陸將隨之發生巨大變化。不言而喻，德、奧失敗之後，俄國必將取代德國主掌歐陸之霸權，若干年內，它在西方將無後顧之憂。一旦戰爭創傷醫愈之後，它必將立即轉而向東方擴張勢力，不至奪得中國大陸之霸權恐難罷休。英國將趁其新勝之餘威，愈益加緊擴張，並掌握其在揚子江流域業已扶植起來的勢力，不許他國染指其間。法國亦必從雲南方面向中原地區駛進，力圖多方擴張其權利。在此情況下，吾人必須深刻注意到，英、俄、法的聯合勢力不僅將壓制歐洲全土，亦必將波及中國大陸。」

《解決中國問題意見書》就變更中國國體對於日本在中國和遠東地區擴張的意義，有極為詳盡的分析：

「蓋以共和與君主立憲兩種政體之間，在倫理道德基礎上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在制度與法律等方面也是背道而馳的。在此不同的基礎上，而欲謀日本對中國的指導，使中國取法於日本，實現日中協作，共同處理亞洲問題，實是方枘圓鑿，格格不能相容。因此，我日本如果真想改造中國政府，實現日中協作，維持遠東永久和平，樹立國家百年大計，必須趁此時機改變中國之共和政體為君主立憲政體，此乃改造中國之根本要義」。

日本與袁世凱積怨甚深。1884年朝鮮開化黨在日本支持下發動政變，袁世凱率領清軍干涉，使事大黨重掌政柄。日本政府藉此要挾，袁被調回國。次年，袁復任清政府「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1893年升為浙江溫處道，仍留在朝鮮。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化裝逃出漢城回國。

有鑒於此，日本政府1914年制定的對華外交方針第一條便是：使袁世凱為首的中國人肅清以往對日本的懷疑和不信任，以使之對我信賴為根本目的。

歐戰爆發後，德國為了爭取中國的支持，對袁世凱施以籠絡，投其所好，力勸其長子袁克定赴德治療足傷。德皇威廉二世還宣稱，將在財政、器械上給予袁政府大量援助。後又傳言：「中國皇帝登基之日，德奧兩國首先承認」。

出於同樣的緣由，沙皇俄國也表態：「若中國舉袁為皇帝，俄國必承認無疑。」

歐戰前德俄皆為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強國。為抵制日本在遠東地區的擴張勢頭，北洋政府在外交上一度傾向於德俄兩國，而這正是日本政府不願看到的。

英國在列強推動中國帝制的博奕中表態最晚。該國最初對袁氏稱帝「不甚贊成」，擔心實行帝制引起中國社會動蕩，從而影響英國在華利益。但當發現其他列強普遍對中國帝制持贊成態度時，英國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成為推動帝制最力的國家。駐華公使朱爾典利用他同袁本人良好的私人關係，力促其「行君主立憲政體」，並稱實行這種政體「是中國不能逃避之舉，且系根本解決辦法」。

上述情況使袁世凱相信列強各國都支持他稱帝，不料朝賀一結束，日本公使即聯合英、俄、法、意四國公使，聯袂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袁政府「緩改國體」，並聲明「五國政府對於將來形勢如何轉移，仍舊持其靜觀厥後之態度」，這就使袁世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日本是列強中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又是唯一公開表態支持中國實行帝制的國家。為此，北洋政府委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為赴日贈勛特使，以大總統同等大勳章頒贈天皇，以謀求日本對袁政府鎮壓反帝制力量的支持，並助其扭轉國內日益惡化的局勢。具體地說，周自齊赴日負有兩項使命，一是與日本洽商借款，「期能解決北京財政困難」，二是「許日本以七項權利，以換取日本對中國帝制的贊助」。

結果，周自齊特使尚未抵達東京，便接到日本政府拒絕其入境的照會，理由是中國的帝制已經妨礙了東亞地區的和平，如接受特使則暗示承認中國帝制。

1916年3月7日，日本內閣通過由首相官邸各大臣簽字的決議案：袁世凱已因帝制在中國國內「威信掃地，民心叛離」，而日本對帝制採取的方針是，「在中國確立優勢勢力，使該國國民認識到帝國的力量，以奠定中日親善之基礎」。

鑒於袁氏在中國國內的地位已成「帝國達成上述目的的不可迴避的障礙」，「莫若使袁氏退出中國政治權力舞台」。

日本政府該階段的主要策略是：借帝制給中國政府造成危機，從而迫使袁世凱下台，並另行在中國扶持親日勢力。這種先慫恿，後拆台，以便混死摸魚的外交手段，顯然是軍人出身的袁世凱始料未及的。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