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的誠意和正確方針博得了國際輿論的好評，同時也促使美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表示，願意同中共舉行雙邊會談。

後經英國穿針引線，中美兩國開始了日內瓦會談。從1955年8月1日開始，中美大使級談判在華沙舉行，到1970年1月20日，中美兩國前後進行了135次會談。

縱觀長達16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未能就臺灣等問題達成實質性協議，但對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促成中美雙方的相互瞭解起到了積極作用，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

在此有利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對臺政策，在未放棄武力解放的同時，強調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並不失時機地對臺灣當局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和平攻勢。

1955年6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尼西亞記者時表示，中國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

7月3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指出：“在中國人民解放大陸和沿海島嶼的過程中，不乏和平解決的先例，只要美國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和臺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步驟。應該說明這是中國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所謂‘兩個中國’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

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也多次闡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

面對大陸伸出的和平之手，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採取強烈的抵制態度。他不相信共產黨，不相信毛澤東，對國共合作更是心有餘悸。蔣介石常說，他倒黴就倒黴在國共合作上了。因此，第三次國共合作這樣的名詞讓蔣介石不寒而慄。

9月24日，蔣介石在會見日本議員訪臺代表團時宣稱：與中共做朋友就會成爲中共的俘虜，國家要存在就不能要共產黨。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向美國尋求援助。

1956年3月，蔣介石在接見美國合衆通訊社社長時，連聲哀嘆：“本人坦白認爲，自由世界在亞洲冷戰中，正遭遇失敗。很不幸的，至少在亞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種支持與鼓勵中立主義的印象……今日所謂中立主義，一方面使共產集團之收穫益臻鞏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經濟的邪惡勢力之滲透發展，較前更爲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亞洲人民對於西方國家對共產主義所持之最後意向究竟如何，更爲惶惑。故在亞洲贏得冷戰之主要措施，爲美國應有一堅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很顯然，蔣介石之所以苦苦哀求美國政府採取“堅定反共政策”，完全是想假借美國人之手圓他的“反攻”美夢。

但此時朝鮮戰爭的噩夢還深深困擾着白宮的當政者們，他們要比蔣介石清醒得多：“遏制共產主義”是美國一貫奉行的政策，“協蔣保臺”也是可以的。但要與中國共產黨真刀真槍地大幹一場，美國人是決不冒這個險的!

“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儘管蔣介石依舊癡迷於“反攻大陸”的美夢，對大陸的襲擾更是變本加厲，但中國共產黨仍然沒有放棄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的努力。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國務院會議上指出：“臺灣那裏的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隨後，他又提出了“和爲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的主張。

5月12日，周恩來會見原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程思遠時指出，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爲重，國共兩黨仍然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爭取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6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進一步闡釋了毛澤東“和爲貴”的思想：“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爲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明確表示：“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後。”

10月1日，毛澤東在接見法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國民黨現在霸佔着臺灣，我們又提出合作，合作了兩次，爲什麼不可合作第三次!”並當場表示如果臺灣迴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臺灣現在可以實現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籤個協定公佈。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就祕密來。臺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團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

12月6日，周恩來在印度馬德拉斯答記者問時講道：“蔣介石和他的集團是中國人，作爲中國人，我們不願意看到中國人之間永久分裂。這是因爲我們認爲他們應該而且最後會回到祖國來的原因，這也是我們爲什麼在盡一切力量來促成臺灣的和平解放的原因。”

三天後，周恩來在加爾各答再次重申了中國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爭取和平解放臺灣，並且在努力爭取蔣介石。如果臺灣回到祖國懷抱，蔣介石就有了貢獻，他可根據自己的願望留在中國任何地方。

當一位記者問中共是否給蔣介石一個部長職務時，周恩來笑答：“部長太低了。”

1957年4月16日，周恩來在北京爲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舉行盛大酒會。衛立煌應邀出席酒會。

席間，周恩來向伏羅希洛夫介紹了衛立煌。當年，衛立煌統帥中國遠徵軍在打通滇緬公路的戰役中痛擊日軍，揚名中外。伏羅希洛夫對這段歷史也是有所瞭解，便熱情地握住衛立煌的手說：“只要我們團結一致，我們就是無敵的。”

周恩來笑着說：“國共兩黨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

毛澤東緊接着說：“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這條消息，標題爲“毛主席說，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

1959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語出驚人：“臺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於當總統還是他好……十年、二十年會起變化，給他飯喫，可以給他一點兒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

爲什麼選擇蔣介石？因爲蔣介石在堅持一箇中國的立場方面，是絕對不含糊的。

中共“和平解放臺灣” 的政策提出後，立即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好評。

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號召臺灣軍政人員“應早日站到愛國主義旗幟下來，走和平解放臺灣的道路，爲實現偉大祖國的完全統一而立功”。

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國民黨元老章士釗先生，主動請纓，要到香港找過去的朋友做蔣介石的工作，以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章士釗就奔走於北京、香港之間，利用滯留香港的一些國民黨故舊，溝通與臺灣的關係。當他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一再表示“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更增加了做統戰工作的信心。

經慎重考慮，毛澤東、周恩來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中共中央還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中倡導國共實現第三次合作，並提出了臺灣迴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的辦法。

信的結尾寫道“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深深表達了中共領導人歡迎蔣介石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的誠意。

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到香港會見了許孝炎。

許孝炎名爲《香港時報》負責人，實則是臺灣當局派在香港負責國民黨文化宣傳工作的。他與章士釗不僅是同鄉，而且在抗戰時期同爲國民參政員，交往甚密。此次香港重逢，二人分外親熱，感嘆不已。

章士釗向許孝炎談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統一祖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設想與誠意，並拿出中共中央的信，委託他親手轉交給蔣介石。

事關重大，許孝炎不敢怠慢，當即從香港飛往臺北，直奔“總統府”，親手把信交給了蔣介石，並詳細彙報了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

蔣介石聽後，又拿着信反反覆覆看了幾遍，口中喃喃念道：“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隨後長時間沉默無語……

宋宜山到大陸與李維漢磋商“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

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和平呼籲，蔣介石雖再三宣稱“中共的和談呼籲不過是戰爭的另一種形式”，是“統戰詭計”和“宣傳詭計”，並瘋狂叫囂“臺灣絕不會妥協，堅決反共到底”，要“反攻復國”、“掃除共產主義”，但私下裏，他又不能不面對現實有所考慮。

蔣介石看不到反攻大陸的希望，而中美在華沙的談判又令他大爲惱火。美國人究竟要幹什麼？爲什麼中共會提出和平解放臺灣呢？蔣介石越想心裏越不安，於是決定探探中共的底細。

1957年初的一天，蔣介石突然把許孝炎從香港召回臺北問話。

“你對中共最近這段時間的和談宣傳有什麼看法？”蔣介石開門見山。

許孝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以爲這正如總統所說，是中共的統戰詭計和宣傳詭計，我們已經在報上給予了揭

露和批駁，提醒國人勿爲中共的花言巧語所迷惑……”

“這只是一方面。”蔣介石似乎並不滿意，打斷了許孝炎的話，然後微微一笑，“我打算派人去北京走一趟。”

許孝炎大喫一驚，不知“老頭子”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哪敢再發表意見。

還是蔣介石打破了沉默：“兵法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瞭解中共的真正意圖何在，我們就難以針鋒相對地制定出對策。與其在此猜測推斷，不如派人去北京實際瞭解一下。當然，這並不意味我們反共的國策有所改變，而是我們與中共鬥爭的一種策略和手段。”

許孝炎依然一頭霧水，想不通蔣介石何以把自己召來商議此事。

“我考慮去大陸的人選，不擬自臺灣派出，如此即使泄漏出來，也不會授人以柄。所以，這個人要在海外選擇。這個人不能在政府裏掛有職務，但又必須是忠於國家的，而且能爲中共所接納。你對海外的人士比較熟悉，看看派誰去合適？”蔣介石又向許孝炎發問了。

直到這時，許孝炎才恍然大悟，弄明白蔣介石的意圖。他認真地考慮了一會兒，提出了三個人選：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祕書長的陳克文和立法委員宋宜山。

蔣介石沉吟片刻，說：“好，你立即與他們聯繫，最後把確定的具體人選報來。事情要祕密進行。”

許孝炎回到香港，立即着手進行聯繫：童冠賢拒絕這一使命，而陳克文和宋宜山均表示願意接受。最後，蔣介石拍板選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湖南人，早年畢業於南京中央黨校，是蔣介石的學生。後被國民政府派往英國留學，歸國後一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他曾出任中央組織部人事處長，到臺灣後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立法委員等職。

蔣介石之所以選中宋宜山去執行這一特殊使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宜山對黨國特別是對蔣介石忠貞不貳；其次，宋宜山身份比較靈活，官職較輕。另外，宋宜山的胞弟、號稱“鷹犬將軍”的宋希濂，被解放軍俘虜後關在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萬一被外界發現，可說是去探親；最後，宋宜山與毛澤東、劉少奇、李維漢、章士釗等同爲湖南人，對話比較方便。

這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經廣州乘火車祕密抵達北京。

宋宜山的到來，無疑給和平解放臺灣帶來希望。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周恩來親自在北京有名的飯店東興樓宴請了他。隨後，統戰部長李維漢作爲中共代表，與宋宜山就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協商。

會談中，李維漢提出：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臺灣可以作爲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臺灣地區的政務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幹預，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並表示，國共兩黨可先在香港進行談判，如能實現，他將率團前往。對此，宋宜山表示回臺灣後，要爲促成兩黨談判而努力。

在京期間，中共中央除安排宋宜山參觀石景山鋼鐵廠、四季青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遊覽故宮、頤和園等名勝外，還特意安排他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探望了宋希濂。

當時，大陸正廣泛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反右鬥爭也尚未展開，整個政治氣氛、社會面貌都顯得生機勃勃，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兩個星期後，宋宜山悄然返回香港。

根據此次大陸之行的印象，宋宜山寫了一份書面報告交由許孝炎轉呈蔣介石。在這份長達1.5萬餘字的報告中，宋宜山除詳細敘述了與周恩來、李維漢見面商談的情況以及中共提議外，還着意描寫了沿途及在北京的所見所聞，包括農村豐收在望、工業生產蓬勃發展和市場供應無缺的大好景象。

最後，宋宜山大膽陳詞：中共意圖尚屬誠懇，應當響應。大陸從工廠到農村，所到之處，但見政通人和，百業俱興，民衆安居樂業，與中共魚水相依，以前提的“反攻復國”，似已無望。

報告送上去後，蔣介石越看越生氣。不等看完，他就猛地往桌子上一摔，大罵：“娘希匹!他把共產黨說得那麼好，半個月就被赤化了。”

蔣介石當即吩咐人告訴宋宜山不必回臺灣留在香港算了，以後“立法委員”的薪水會按時寄去。

此時，另一個人物出現了。他便是願意在兩岸主動搭橋的“和事佬”--曹聚仁。

曹聚仁，1900年生於浙江蘭溪，字挺岫，號聽濤，著名作家、記者和文史學家。他一生結交了許多大人物，據說“中國當代的有名人物，只要榜上有名的，幾乎都認識”。

1956年7月1日，旅居香港的曹聚仁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祕密返回大陸。16日，周恩來在頤和園聽鵬館宴請曹聚仁，陳毅、邵力子、張治中等作陪。

席間，曹聚仁詢問周恩來：“你許諾的臺灣‘和平解放’的票面裏能有多少實際價值？能否兌現？”

周恩來立即回道：“當然能兌現。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中國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就目前形勢，曹聚仁認爲：中共政權已經穩固，大局已定，蔣介石反攻大陸只不過是癡人說夢。因此要解決臺灣問題，訴之於戰爭，不如訴之於和平。接着，他打了個不恰當的比喻：“國共這一對政治冤家，既曾結婚同居，也曾婚變反目，但夫妻總是夫妻。爲什麼不可以重新回到桌邊去談？”

陳毅戲謔道：“此公愛做怪異之論， 但不‘ 非常’ ， 也還‘可喜’。”

10月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單獨約見曹聚仁。

據曹聚仁回憶， “ 毛氏代表着東方民族的堅強有志氣的性格， 是個史無前例的偉大人物”。

至於談論的內容，至今仍屬國家機密，無法知曉，只知雙方談得非常融洽、友好。會談結束後，毛澤東步出居仁堂親自送他上車。

正當曹聚仁忙得熱火朝天之時，東歐相繼爆發了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間產生公開分歧，共產主義陣營出現動盪。

不甘寂寞的蔣介石又想借機渾水摸魚，大肆叫囂“反攻復國”的時機到了，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反應異常冷淡，曹聚仁的主張自然也就被冷落了。

“第三次國共合作”最終流產

1957年10月10日至23日，國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在臺北召開。隨着新中國力量的不斷壯大和海峽兩岸武裝衝突的不斷升級，美蔣在金門、馬祖兩島嶼防守還是撤離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

鑑於國民黨“反攻大陸”無望，爲了避免與中共直接衝突，同時也爲了分割臺灣與大陸的聯繫，美國逼迫蔣介石撤出金、馬，製造“劃峽而治”的分裂局面。這自然不爲蔣介石所接受，儘管他一心投靠美國，但在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立場上卻是絲毫不含糊，申言“決不放棄收復大陸的神聖責任”，駁斥“兩個中國”的謬論，強調“大陸、臺灣皆爲我中華民族領土，不容割裂”。

面對中國共產黨多次提出的和談主張，臺灣當局認爲是“統戰陰謀”，是改換“新花樣”的和平攻勢，藉此“以政治顛覆臺灣和外島基地”。

據此，國民黨八大的核心內容就是：對抗中共的和談主張，“商討反攻大陸，光復國土，消滅匪寇，完成革命大計”。其主要任務就是確定“反共復國”的總方略。

“副總統”陳誠深領蔣總裁之意，在“八大”政治報告中將“反共復國”工作分爲四個方面：一是加強“復國基地”臺灣的各項建設；二是加強海外指導；三是爭取國際援助；四是策進“反攻大陸”。

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張歷生在黨務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今後黨務工作的重點將“致力於反攻復國的大業”。

“參謀總長”王叔銘在軍事報告中，提出的工作重點是：繼續促進大陸革命運動，策應軍事反攻；加強戰地政務準備，發揮總體作戰效能；提高軍人待遇；鼓勵青年從軍，充沛三軍戰力；加強與盟邦軍事合作，增進反攻力量等。並宣稱“以上各項均爲反攻準備之急務，深盼政府督飭各有關部門，密切配合，悉力以赴，使國軍成爲堅強無比之勁旅，以保證反攻復國之成功。”

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政綱》和《中國國民黨現階段黨務工作綱領》，選舉蔣介石爲國民黨總裁，通過了蔣介石提名陳誠爲國民黨副總裁的議案。大會還選舉陳誠、蔣經國等50人爲中央委員，王升、石覺等25人爲候補中央委員。

在國民黨八大上，蔣介石之所以在拒絕與中共和談的同時，將對大陸政策由“軍事反攻”轉變爲“政治反攻爲主，軍事爲輔”，最終實現“反共復國”，主要是因爲：國民黨“軍事反攻”大陸政策的破產和失去了美國人對“軍事反攻”的支持。

由於臺灣國民黨當局堅持反共立場，八大制定的“反共復國”路線不過是“反攻大陸”口號的翻版而已，其實仍是一條與歷史發展方向相違背的路線。

如果說“反攻大陸”已經不能欺騙臺灣與海外華僑中不明真相的人，那麼相信“反共復國”的人也是越來越少。

蔣介石自然心如明鏡，但他無論如何也要一路唱下去。第三次國共國合作的會談幾經努力，幾度流產，這種暗中的討價還價當然不是當時兩岸關係的主流。當時的國際大氣候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勢力抗衡。國共兩黨既然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陣營，自然不能擺脫陣營鬥爭的影響，然而兩岸關係的特性又註定了國共鬥爭的特殊性。

朝鮮戰爭結束後，臺灣海峽出現了幾次危機，幾度激戰，有趣的是這些戰鬥幾乎沒有釀成更大規模的衝突，而總是“適可而止”。

原來國共兩黨“不打不成交”，一打才瞭解了雙方的意圖和處境，逐漸在海峽兩岸達成了這樣的默契：本着“一箇中國”的立場，粉碎美國人策劃的“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陰謀，毛澤東對金、馬攻而不取，蔣介石則始終不從金、馬撤軍。

美國人爲達到“託管臺灣”最後使臺灣獨立的目的，鼓吹“臺灣地位未定論”。金門、馬祖歷來是福建省轄地，蔣介石在此設福建省府，既保全了不因只有臺灣一省而使“中華民國”淪爲地方政府的體面，又可以據此反擊美國的“臺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曾多次逼蔣從金、馬撤軍，而蔣則回答“無金馬則無臺灣”，強調金、馬在軍事上的價值不可或缺，中共的攻而不取又正好爲蔣介石提供了佐證。無怪乎有人說：毛澤東是臺灣最好的代言人，這是兩黨真戲假作，以破壞美國陰謀的隱性合作。可以看出，蔣介石派宋宜山到大陸也是這種背景的產物。遺憾的是：蔣介石放棄了“第三次國共合作”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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