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Vikram Patel 最初學習精神健康時，他相信抑鬱症只存在於發達國家，這也是長期的一個主流觀點。不過多年的研究推翻了這個觀點，而 Vikram Patel 如今積極致力於針對貧窮國家抑鬱症患者的治療，並成為了這個領域裏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

《衛報》在一篇長文中藉助他的經歷回顧了針對貧窮國家抑鬱症看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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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孟買出生的 Patel 在倫敦完成了精神病專業的學習。他與妻子共同前往辛巴威的首都哈拉雷，為的是尋找抑鬱症不存在於貧困國家的證據。他相信，那裡的人看上去的抑鬱，是出於對社會不公和經濟貧窮的反應。因此，治療的方法是實現社會公平，而不是對精神上進行疏導。

不過，當 Patel 讓感到精神壓力的病人描述自己的感覺時，他發現他們的回答與發達國家抑鬱症患者的感覺相似：無望、精神枯竭、無法直面問題並且對生活喪失興趣。這讓他得出了與主流觀點相反的答案——抑鬱症並不是西方國家特有的，而是人類的一種共有體驗。

Patel 在辛巴威期間，世界銀行也展開了一個全球健康的研究。為了更準確提供幫助，組織需要更瞭解人們究竟為哪些疾病和癥狀困擾。這份叫做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研究震驚了醫學界和政治界。

之前的研究只統計引發死亡的原因，而沒有統計什麼引發了疾病。雖然精神疾病會導致死亡，但它幾乎從不會作為原因出現在死亡證明書上。這一次，研究者們掌握了與疾病相關的數據。他們發現，以抑鬱為代表的精神上的混亂是導致失能的最大因素，從最貧窮的國家到最富有的國家都是如此。

20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精神疾病被視為西方發達國家特有的癥狀。JC Carothers 是一位精神科醫生，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他在 1953 年發表了一篇研究非洲精神狀態的論文。他說，那裡的人們缺乏心理髮展以及個人責任感，因此無法體會到抑鬱感。

1990 年代，這樣的觀點仍然盛行。美國國內有過關於抑鬱症對貧窮國家人們影響的爭論，懷疑者的立場是：「如果你有一個小孩死了，而你還有另外七個小孩，你不會（和只有一兩個小孩的人）感知相同。」他們認為，貧困國家較強的社會關聯和家庭紐帶讓人們很少感到孤單，而孤獨感是抑鬱背後的推手。也有一些人認為抑鬱症存在於貧困國家，不過他們覺得在衣食都沒有保證的情況下，針對精神的治療是奢侈而沒有必要的。

世界銀行的研究讓人們意識到，貧困國家的人同樣有精神治療的需求。這也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醫療資源在全球的分配不均：數以百萬貧困地區的抑鬱患者面對疾病，既沒有財力，也沒有治療的資源。

「我很驚訝地發現，在辛巴威只有 10 個精神科醫生，其中八人在哈拉雷，並且 10 個裡面有八個和我一樣是外國來的。」Patel 對《衛報》表示。世界衛生組織 2005 年的一份報告顯示，阿富汗、盧安達、查德、厄利垂亞和賴比瑞亞等國家也只有 1-2 名精神科醫生。

培育專業的精神科醫生成本高昂，貧窮國家無法承擔派遣學生去歐美留學的成本，因此社區衛生工作者成為了更實際值得依賴的力量。Patel 指出，沒有證據表明他們不能進行抑鬱症的治療，診斷和治療抑鬱症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復雜。

1996 年，Patel 和同事創立了名為 Sangath 的項目，旨在用經濟的方式治療精神疾病。如果療程奏效，那麼項目就會減少成本，看是否依然能達到效果：如果八週的諮詢治療取得了效果，那麼試試看六週行不行？如果高中學歷的人能夠領導治療小組，那麼再低學歷的人是否能領導？

Sangath 目前已經是貧窮國家中針對精神疾病最具影響力的治療機構，有 300 多名員工。它的治療項目中，包含了不少受過專業學習卻還沒有取得專業精神科醫生資質的人員。一個項目中，Sangath 讓半專業的人向抑鬱患者提供諮詢，希望能讓患者停止做一些讓自己感到沮喪的事情，比如臥牀不起，轉而多做一些積極的活動。諮詢者讓患者進行頭腦風暴，主動挑選解決方案的辦法。這個操作看上去很簡單，但結果顯示，參與項目進入緩解期的患者比沒參與的多了 64%。

全球範圍對精神疾病的關注相比 10 多年前都有了不少提升。辛巴威的提升尤為顯著。

1990 年代，當 Patel 在哈拉雷的醫院教授精神病學的時候，Dixon Chibanda 是他的學生。他在畢業後留在了辛巴威。他對《衛報》記者表示，雖然他治療了不少病人，但是精神上和他們沒什麼聯系。

2005 年的一個晚上，Chibanda 接到了一個電話，得知他之前的一個病人企圖服用老鼠藥自殺。Chibanda 讓電話那頭的醫生轉告病人家屬帶病人來看病。但之後三個星期 Chibanda 都沒聽到有關病人的消息，後來才知道病人上吊自殺了。母親沒有帶病人來看病，是因為負擔不起 15 美元的公交費用。

「我開始意識到，精神病治療機構單獨作為一個機構存在是不行的，我們需要融入到社羣中。」Chibanda 說。

Chibanda 試著與其他診所聯系，希望建立治療精神疾病的項目，不過其他診所並不上心，只答應提供幾位教育程度很低的老阿麼作為助手。在兩周的培訓時間裏，她們瞭解了什麼是抑鬱症，以及一些問題解決療法的手段。她們的據點是 Chibanda 診所院子裏的長凳。

這種動員社羣中力量的做法後來鋪得越來越廣，「老阿麼的網路」遍佈辛巴威。到 2015 年，哈拉雷所有的診所裏都放著這樣的「友誼長椅」，老阿麼每天早上都與坐在凳子上的抑鬱患者聊天談話。一位診所工作的人說，在辛巴威，年長的人習慣於提供建議，不過，治療的一個關鍵之處在於，要讓抑鬱患者自發想到解決方案——對於處在絕望狀態的抑鬱患者，主動思考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並不容易。

辛巴威目前在三座城市的 72 個診所設立了「友誼長椅」。據估計，過去的兩到三年，約 4 萬名病人接受了治療。Chibanda 還設立了針對青少年抑鬱治療的長凳。自然，為他們提供治療的也是他們的同齡人。包括紐約在內的其他城市也效仿起了「友誼長椅」的形式。

貧窮始終是擺在辛巴威和病人面前的問題。與 Chibanda 一起負責 Sangath 項目的 Ruth Verhey 讓大家在院子裏編織物件，並把編成的皮包賣掉。一個針織的皮包可能賣出 10 美元，這比辛巴威平均一天的收入的三倍還要多。

編織還有另外一個目的，那就促進大家的交流。「友誼長椅」的療程在六週左右，但人們對陪伴的需求並不會就此終結。對於患有 HIV 或者家暴的受害者而言，擔心蒙羞的她們很少敞開心扉，但診所的院落可以是大家暢所欲言的地方。一年前，由於找不到足夠買家，Verhey 停止了編織項目，不過大家還是會聚在一起相互傾訴。

題圖來自：豆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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