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桃花源真的存在嗎？
桃花源，真實存在與否現在已無法考證。現在就連《桃花源記》的作者陶淵明，他的曾祖父是否是東晉大司馬陶侃，這件事一直也在爭個不休！
但陶淵明所描寫的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現象應該是存在的。比如前些時候就看到一篇文章，說是初解放時，太行山區與世隔絕的一些小山村，裡面的人剛見到解放軍時，甚至還以為是在清朝呢。
道德經中說的「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在老子所處的時代「小國寡民」這種原型也應該是存在的，因為當時人口比現在也少得多。
「桃花源」也許是人類潛意識的追求吧，記得我看過一篇匈牙利小說《金人》，?者是約卡伊·莫爾，這本書的主人公獲得了一大筆意外之財，但最終選擇了一個小島，過著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 「香格里拉」不就來源於，詹姆斯·希爾頓的小說《失去的地平線》，描繪的一個羣山峻嶺之中的永恆和平寧靜之地「香格里拉」。
武陵，是現在的湖南常德桃源縣，這裡是個山區，「與世隔絕」且「風景優美」
桃花源記中所描寫的「武陵」在現在的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位於湖南省的西北部，與重慶湖北都相隔不遠，是個山區，由於在長江以南，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山高林密，風景優美。當地生活著漢族、土家族、回族、維吾爾族、滿族、侗族、壯族、瑤族。可見本來就與世隔絕，在古代由於交通不方便，更是如此。
陶淵明簡介陶淵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潛，私謚「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
其曾祖為東晉大司馬陶侃。寫有《歸去來兮詞》《桃花源記》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田園詩人。
我們知道陶淵明喜歡自然，生性平淡，「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到過不少地方，《飲酒》其十：「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他能遠遊到東海邊，少說2000多公里，實屬不易，說他是位旅行家毫不為過。
陶淵明的家鄉在江西潯陽，今九江，而常德桃花源在九江西500公里左右，在古代，越向西越蠻荒落後，古人所說的煙障之地，在那個年代，除了大江大河，崇山俊嶺外，還要經過好多無人區，形形色色怪誕的部落，還有毒蟲猛獸、食物補充、語言不通、住宿安全等諸多因素的困撓，縱使他天生奇趣，要到達那裡也是不可思議的。因此筆者認為他不大可能到達那裡，他最後一次當彭澤縣令，也距家不過百十公里。應該說，他去過很多地方，他所寫的桃花源，有可能是他遊歷過的某個地方，或幾個地方的綜合，然後加了文字渲染。或者是聽別人誇張後的描述所記錄的一個地方。那麼他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呢？這和他的經歷有關，他少年時家道中落，生活困頓，不得已二十歲時，淵明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涯，以謀生路，但他又看不慣官場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同時自己又眷戀自然，終於不為為五斗米折腰，掛印歸田。現實的黑暗和百姓的辛苦及自身的遭遇，與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產生了巨大的反差，他便借文字描述了一個他理想中的幸福天地「桃花源」，表現了他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對當時的現實生活不滿。在他的那個年代，真正的桃花源基本是不存在的的，也只能是一種精神寄託而已。
話說回來，常德市桃源縣雖然在名字及史籍中佔據優勢，但桃花源風景區內的事物和《桃花源記》描述還是有一些出入的，也就是人們覺得它不太像。相反安徽黟縣「桃花源，雲南壩美桃花源則有很大相似性，壩美桃花源要坐小船穿過山洞纔到裡面，裡面翠竹桃林、阡陌田疇、古老的吊腳樓和忙碌的農人，這分明就是現實版的世外桃源。這個只能說很像，但位置在雲南，又太遙遠，只能遺憾地與陶淵明的桃花源告別了。安徽黟縣「桃花源的所在地赤嶺村的地理環境與《桃花源記》中的描寫也很相似，並有陶氏後人已在此地悠閑自在生活了千年之久。現在探討陶淵明是否到過這些地方已不重要，也沒法說得更有權威性，就讓那些美好的傳說在各地繼續的流傳下去吧。
桃花源既是陶淵明創作的文學「烏託邦「，但也不是憑空臆造的，有當時真實存在的「原型」，即北方的「塢壁」，
「桃花源」脫胎於北方的「塢壁」塢壁是什麼？在漢代，塢是西北邊防的一個基本防禦單位。其後，塢壁逐漸成為動亂時期以鄉里豪族為主組織的集防禦與生產於一體的建築和民間組織形式。《資治通鑒》"永嘉四年七月"條，胡三省注釋塢壁道:"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眾築塢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為塢主"。
陳寅恪先生1936年發表於《清華學報》的《桃花源記旁證》一文認為：
「西晉末年，戎狄盜賊並起，當時中原避難之人民其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者，北者託庇與慕容之政權，南則喬寄於孫吳之故域……其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者，大抵糾合宗族鄉黨，屯聚鄉堡，據險自守，以避戎狄盜寇之難。」
陳文引用數例以證：
如《晉書》之《蘇峻傳》
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掖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思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
其他幾例可參考陳文。陳寅恪分析，其時這類「塢壁」較多，多起源於北方，共同的特點是有險可據守，有水有田，可以自耕自足，地形上，多為「山頂平原，及溪澗水源之地」，與《桃花源記》中的桃源相似。
塢壁對晉末戰亂時期文化、文學的存續發揮了重要作用譚其驤先生曾說：「永嘉喪亂後引起的民族遷徙是多方面的，豈只有北人南渡而已？至少還有不少中原人或東徙遼左，或西走涼州。」
留在北方的人們，在北方範圍之內發生過較大規模的遷徙。當時，遼左、涼州等較為偏遠的邊郡，少數民族統治者或者區域統治者為流民設置了僑郡。還有為胡族統治者所佔領的地帶，人們則是聚集宗族、築建塢壁以自全。戰爭帶來的「流民」「難民」或者「遺民」所組成的「共同體」，完成了從城市到鄉裏的轉移，或者從居於城市中心地帶周邊的鄉里社會，遷徙到更為偏遠的鄉里社會中去。人們留在北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南渡資費不菲、路途艱難，也有少數人是由於重土難遷、具有「戀墳壟」的思想等。在這種情況下，北方地區的長安、洛陽等文化中心無法再如盛時那般凝聚文學力量。
那麼，留在北方的人們究竟在何處棲身呢？經過戰亂的摧毀，北方城市凋敝，絕大部分土地為少數民族所佔領並建立新的政權。有學者形容說，在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上，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將秩序井然的小農社會撞成了碎片。這個比喻是恰如其分的。西晉時期鄉里社會的體系是井然有序的。《晉書·職官志》在介紹地方行政編製時，透露了鄉里社會管理的基本方式。這個體系是自漢代以來郡縣制的基本框架，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鄉里社會管理結構，它所對應的，是一個相對有序的鄉里社會結構。然而，晉末戰亂極大破壞了這個結構。甚至可以說，北方十六國除在個別地區有官方鄉裏體系的影子，絕大多數的鄉裏組織已為塢壁所取代。有相當一部分人們從此在一個個獨立的塢堡裡面避亂，過起了自給自足的生活，並且擁有一定的防禦性武裝，獨立於地方行政體系之外。《水經注》中提到的縣城、鎮、鄉、聚、村、戍、塢、堡等聚落接近4000處，小型城邑與都會達3000處。如陳寅恪先生說：
「那時北方城市荒蕪不發達，人民聚居田野、山間，唯依塢以務農自給，塢由此得以佔據北方社會最重要的位置。」
因此，從晉末開始，鄉裏塢壁與宗族鄉黨就成為北方社會十分重要的構成要素，是當時鄉里社會人們相對穩定的棲息地。
塢壁與晉末胡族政權之間關係複雜。一方面，它們之間發生的戰爭和對抗十分激烈，如石勒曾經在「武德坑降卒萬餘」，令「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於勒。」但是另一方面，塢壁力量又胡族政權又存在合作關係。劉淵建立漢政權後，派石勒攻陷魏郡、頓丘諸壘壁。石勒靠這些塢壁中的「壘主將軍」和「都尉」的力量，曾「簡強壯五萬為軍士」。「都尉」，即劉聰政權設置的統治一萬居民的地方長官。後趙在石勒稱王之前，在塢壁中徵調軍糧租稅，「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而大量的北方士人正是聚集在這些類似戰爭夾縫的塢堡之中。
塢壁在戰爭的夾縫中存續，這是它能發揮文化、教育功能的先決條件。自漢魏以來，鄉里社會中一般具備自有的教育體制。東漢崔寔《四民月令》中提到過一些關於鄉裏教育體制的內容：「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硯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十月）農事畢，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如正月焉。」「硯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這樣的舊制，在避亂宗族中所構成的塢壁之中亦可能存在。鄉裏塢壁除了必須保障塢壁內人們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慮宗族內部文化傳統的延續。如三國時田疇之塢壁，數年間曾至五千餘家。這一塢壁中的「五千餘家」，相當於西晉太康時最為繁榮的司州地區一個縣以上的人口，而在人口尚少於西晉的東漢末期，這個數字其實更為可觀。在這個龐大的塢壁體系之中，田疇重法明禮，積極經營，一切井然有序。其中「興舉學校講授之業」之舉，保證了教育體制的運轉和文化的傳承。塢主本身其實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鄉裏士人，本身往往就是地方大族中孕育出來的統治階級中的當權分子，要麼是武力強盛的堡塢主，要麼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諳封建統治術的士大夫」，或者二者合一。
塢壁之中的人際關係形態，更多是建立塢主與塢民之間「救濟與感恩」的關係基礎上。西晉末年的塢主，皆因德行而獲得領導權。郗鑒至鄉裏之後，「於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而郗鑒將所得往往分給宗族及鄉曲孤老。之後他獲推為塢主，「舉千餘傢俱避難於魯之嶧山」，皆因其「歸依仁德」的氣節，以及對宗族的保全之力。郗鑒本人也同樣依靠鄉裏的救濟得活，《世說新語》詳細描述了永嘉喪亂之後郗鑒獲得鄉人救濟的故事。劉孝標補註曰：
「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 這種相互依存的情況在晉末是較為多見的。
類似例子還有庾袞。自八王之亂開始，庾袞自洛陽返鄉，「逾年不朝」，之後帶著家族遷入山中，所領塢壁被稱為「禹山塢」。他為人「言忠信，行篤敬」，他所領的塢壁除了修建防禦工事，甚至建立了一些禮儀制度。史稱「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死後門人因感慕其為人，為其樹碑。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四《兵家類》有著錄庾袞所撰寫的《保聚壘議》二十篇：
庾袞《保聚圖》一卷。
右庾袞撰。《晉書·孝友傳》載袞字叔褒。齊王冏之倡義也，張泓等掠陽翟，袞率眾保禹山，泓不能犯。此書序雲：「大駕遷長安，時元康三年乙酉，撰《保聚壘議》二十篇。」按冏之起兵，惠帝永寧元年也，帝遷長安，永興元年也，皆在元康後，且三年歲次實癸丑，今雲乙酉，皆誤。
從題目上推測，這本結集應該包括了一些討論如何在堡壁之中生存的文章，而且應該就產生於塢壁之中。它雖屬於兵家類的書籍，純文學價值可能不高，但它的存在說明在塢壁之中同樣可以進行創作。
西晉時期的士人為防止書籍流散，一度採用「積石為倉」的辦法，在塢壁中保存書籍。王嘉《拾遺記》中記載曹曾積書萬餘卷。及世亂，曾慮書箱散失，乃積石為倉，以藏書籍。世名『曹氏書倉』」。這屬於個人藏書的隱蔽之所。而郭仲產《秦州記》雲記錄永嘉前後，也有在洞窟之中藏書的：
河陝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
唐述窟是為羌語，意思是「鬼窟」。時亮則為人名，無相關史料可稽，但從這個洞窟以其姓名命名來看，時亮很可能是塢堡之塢主，因為塢壁也常以塢主之名來命名。而這種藏書處，很可能是為了避免戰亂帶來的圖籍焚毀，而自行營建的。這說明在戰亂之時，鄉裏知識分子努力實現書籍的保護，將之下移到鄉裏的遠僻之處。
從目前一些殘存作品來看，一些武將出身的塢主在戎馬之間也體現了一定的文學才能，塢主李矩即是一例。李矩在劉淵攻陷平陽之後，為鄉人推舉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在與胡羯相持的若干年中，李矩處於優勢地位的時候並不多，最後隊伍分崩離析，倖存下來的人，一部分投降石勒，一部分則希望南渡投誠東晉，最終卻「眾皆道亡」，此四字可以讓人想見當時南渡之艱難與悲壯。這位生平經歷曲折的塢主，今有兩則短文存世，皆戎旅間作。一為書信《敕郭誦》，只存數語：「汝識脣（一作存）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這幾句言簡意賅，軍旅文辭，無意於詞藻雕琢；另一為四言禱辭《禱子產祠》，雲：「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臭羯，何得過庭。」撰寫這篇禱文的背景是，東晉建武二年（317），李矩打算夜襲劉聰從弟劉暢，但士卒有所恐懼，於是以巫師在子產祠中禱告，並揚言「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氣。這僅存的十六個字，透露了李矩是在借子產來言說對現實的鬱憤。雖然用詞直露無文，但亦可顯示慷慨之氣。
在當時的情況下，宗族越大，越利於建造塢壁自保。河東蜀人薛氏所建立的塢壁，史上頗有聲譽。薛氏「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祖陶，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眾，故世號三薛。」三薛歷石武、苻堅數代，常憑河自固，與之對抗，直到姚秦時代才開始出仕。「薛強仕後秦姚興為鎮軍將軍、並、冀二州牧、薛帛任後秦姚泓建威將軍、河北太守，從上述各人列傳中觀察，其任職河東地區行政長官者，如柳恭、薛強、薛帛等，大都是羈縻關係。」關於河東薛氏的情況，清初思想家賦予其更多的民族意義，如王夫之評價道：「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淵）、石（虎）、苻（堅）者數十年。」顧炎武同樣提到：「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於其朝。」
這些評論帶有褒揚性質，但薛氏在晉末並不出仕於劉、石，也是因為劉、石的勢力範圍當時並不在汾陰地區。薛氏在此地勢力龐大，他們對於州郡文化的保存之功，至少延續到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間（440-451）。河東薛氏從一個鄉裏塢壁的規模發展為當地強宗，歷代能人輩出，影響深遠。如薛辯之子謹，「容貌魁偉，頗覽史傳」，始光年間（424-428），太武帝詔奚斤討赫連昌，以之為前鋒鄉導，「既克蒲坂，世祖以新舊之民並為一郡。謹仍為太守，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所謂「新舊之民」，應該有很多本身就是薛氏塢壁之蔭戶。薛謹在此承擔了文化首領的任務，和薛氏居於河東、抵抗羣胡時的塢主身份有所類似：「（薛）謹自郡遷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隋代著名文人薛道衡，亦是出自汾陰薛氏。
總之，從西晉末年到十六國時期，塢壁能夠維持小範圍社會的相對穩定，對於維護社會秩序，保全華夏文化產生了一定的貢獻。在塢壁之中，鄉裏宗族的私學教育和塢主的文化影響等因素，能夠為這個小型社會帶來文化的延續。
這個問題好！
我打算就兩個方面來解答：
一，從歷史方面看。作者陶淵明生於東晉(公元365一427年)，享年62歲，字元亮，名潛。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生於貴族世家，八歲時其父去世，家境衰落，然不愁衣食。年輕時曾出仕數次，終不堪隨波逐流，於四十一歲棄官歸農，躬耕隱居。
《桃花源記》寫的是晉太元中(公元376一396年)之間的事，也即作者年輕時當代之事。武陵為郡名，在今湖南常德縣境內，離作者家鄉和出仕做小官的地方很近。
照此推理，作者雖沒親赴此桃花源，但對傳說中的故事是深信不疑的！
二，從文理上分析，當時現實中的桃花源躍然紙上，沒有半點神話鬼怪。"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至於後來漁人迷不復得路，這很正常，今人都會迷路，何況千年前的崇山密林之間！
僅此兩點看，我認為桃花源在當時確實真的存在過。
世上事信則有，不信則無。桃花源只是人們追求完美生活的象徵，也是人心思安求善的願望。願世人共同追求完美，保留和守護心中的完美而努力進取！
謝謝。
中國之大，桃花源之多，恐怕難以曆數。每個叫著桃花源的地方都希望能成為陶氏筆下美名遠揚的那個。但如果按圖索驥，照實印證對照怕是無功而返。
其實，陶氏桃花源存在與否？已經不重要了，中國社會發展至今，從現實觀照，桃花源已不再是人們理想的生活場所，那種原始封閉的安寧和恬靜已經叫現代人難以消受，那是農耕時代的願景，那是消極避世的產物。
如今開放的時代，地域界限已被打硬，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已被消解，人們倡導連接、交流，互通、共融的價值觀。重要的是，陶淵明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構建了一個桃花源，一個心靈的歸宿之地，精神的棲息之所。
從這個角度講，桃花源依然存在，毎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桃花源，那是屬於自己靈魂的家園。這是陶淵明的初衷，也是他幫中國人構建的心靈世界，這是陶氏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做出的最大貢獻。
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桃花源是不存在的，但是桃花源雛形是有的，那就是湖南常德市。
一，陶淵明寫了一個理想大同社會，這與其性格和所寫作品均能反映出來，不為五斗米折腰，不侍權貴。但是象他這樣個性，很難被統治階級認可，所以選擇了隱居。
二，桃花源雛形是存在的，作者在隱居期間，發現了這樣一個與世隔絕地方，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男女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男耕女織，沒有官府欺詐，人與人間和諧相睦，親如一家。
三，文人想像力是豐富的，看到這樣情景，由慨而發，這不就是孔子的大同社會嗎，由此留下千古佳作。
所以桃花源是不存在的，但是作品雛形是有的。
桃花源是存在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已經證實，桃花源在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位於武陵山脈，酉陽桃花源曾經和常德桃花源打過官司。後經過國家相關部門證實，桃花源在酉陽，酉陽桃花源被封為國家5A級景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火車，高速，國道都可以到酉陽。
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桃花源真實存在過應該是無疑議的。當然，因歷史的變遷，現在對具體的地點有爭議也是正常的。桃花源之所以留傳至今的原因並不見得是因為那裡風景如何美麗如畫，而是代表了人們對和平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沒有戰亂，大家和平相處，鄰裏和諧，生活自給自足，與人友善，與外界沒有聯繫等等。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對慾望的無盡索求，對物質的瘋狂追求以至人性受到壓抑，甚至發生扭曲的事情司空見慣，所以人們對保持平淡之心，大家和諧友善的社會變得極為嚮往，而桃花源便成了這麼一個人們心目中似乎是虛構的存在，變得不真實一樣。其實，只要我們都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大家都以禮相待，和諧共處，堅守優良傳統，這樣的桃花源便自然能從理想變成現實存在的。
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所述的桃花源原型究競在什麼地方？學術界尚有爭論。真正的桃花源也許就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我們都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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