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細節是，在挑選新年號時，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來年號中最大氣磅礴的兩個字:大業。

九

整個大隋天下，沒有幾個人瞭解這個政治新鮮人（Fresh Man）心中的夢想。

在普通人眼裏，父親楊堅的功業已經達到了極盛:四海一統，天下太平，國力昌盛。開國之君似乎沒有給繼承人留下多少創業的空間。然而心高氣盛的楊廣卻不這樣認爲。在他看來，“素無學術”的父親爲人行政目光短淺、器局狹小，因此他的統治表面上成績斐然，實際上存在着許多重大缺陷。

先從小節數起。父親的第一個缺陷是過於嚴苛。因爲過人的勤政節儉，老皇帝楊堅在中國史上留下了很高的聲望。然而，仁壽年間的大隋臣民們感覺到更多的卻是老皇帝晚年變本加厲的猜忌多疑。也許是因爲老年的人格改變，越到暮年，楊堅越擔心大隋天下的安全。爲了震懾天下之人，他用刑越來越酷。一開始是“盜邊糧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沒官”，後來甚至發展到“盜一錢已上皆棄市”的程度。（《隋書·刑法志》）百姓舉手投足便有可能觸犯刑法，弄得怨聲載道、人心惶惶。

許多成功的兒子都是踏着父親的屍骨建功立業的。楊廣知道，剛剛登基的他要務是爭取民心。而父親的錯誤正是自己的機會。

一上臺，楊廣就下令重修《大隋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來維持統治秩序的做法在楊廣看來太小兒科了。楊廣稱聖人之治應該“推心待物”，所以他“每從寬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國歷史上最爲寬大的法律之一。歷代王朝均規定，犯謀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斬，家口沒官爲奴。楊廣認爲這條法律太不人道。他說:“罪不及嗣，既弘於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新的《大隋律》斷然取消了連坐之罪，開創了中國法律史的一個獨一無二的先河:廢除了對謀反大罪的連坐。（《隋書·刑法志》）這是中國法制史走出的極爲重要的一步。可惜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相對嚴酷，楊廣更反感的是父親的吝嗇。隋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善於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稅率，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甚至饑荒時也捨不得打開倉庫救濟百姓。楊廣認爲，這實在不是人君應有的氣度。即位之後，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稅。在位十四年間，他多次寬免百姓租稅，一再降低稅率。

隋文帝“素無學術”，對文化十分輕視。晚年甚至認爲學校沒有什麼用處，各地學校，均予廢除。楊廣即位不久便恢復了被隋文帝所廢除的各級學校。並且發佈詔書，宣佈帝國的文化方針是“尊師重道”，“講信修睦，敦獎名教”。（《隋書·煬帝紀》）

楊廣初政的這些舉措，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天下百姓和讀書人的擁護，也迅速在大臣們中間建立了威信。看來，當初文帝選這個“天下稱賢”的王子爲儲，是何等的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隨着這些政策傳遍了帝國，頌揚新皇帝仁德聖功的奏摺一再呈進到楊廣面前。

十

對於大臣們呈上來的充滿了諛詞媚語的奏章，楊廣只是淡淡地掃一掃，嘴角浮現出一絲不容易察覺的嘲笑:怎麼，這麼幾下簡單的初級政治招式，就值得稱頌爲什麼“聖王之治”、“堯舜之業”嗎？

真是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古往今來還沒有比楊廣更自負的皇帝，《隋書》記載，皇帝自負其才學，每每傲視天下之士，曾對侍臣說:“天下人說我當皇帝純粹是因爲血統嗎？其實假設令我與士大夫們考試選拔，當爲天子的也是我。”

東宮三年，楊廣等得太苦了。在別人看來，三年的時間並不算長，而在他看來，每一天都是對他這個不同尋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費。而對他生命的浪費，就是對大隋臣民利益的無可彌補的損失。

整個大隋天下，沒有幾個人瞭解這個年輕皇帝心中的瑰麗奇譎的夢想。

在楊廣看來，父親政治的最大漏洞就是沒有完成帝國精神上的真正統一。從表面上看，父親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寧，人民樂業。其實，帝國的統一像一張紙一樣一捅就破。東宮三年，不，早在坐鎮江南的十年裏，他已經無數次地對帝國政治進行了全盤推演。剛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醞釀已久的政治構想就井噴式地變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詔令，隨着驛馬的奔馳，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傳遍遼闊的國土:

仁壽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僅僅三個月，楊廣下令徵發數十萬民工，在洛陽以北挖掘一道長逾千里的長塹，用於預防突厥騎兵南下，以拱衛規劃中的新都。十七天後，即十一月二十一，他又發佈詔書，公佈了營建東都的計劃，命令大臣們勘測土地，調集物資，開始籌備。第二年三月十七日，興建命令正式下達，數百萬民工被徵調到洛陽，隋帝國開國以來最大的工地一夜間出現在洛河邊上。在這道震動全國的命令剛剛下達四天之後，開鑿大運河的命令也正式發佈，百餘萬民工從家鄉出發，奔赴通濟渠。又過了九天，新的命令傳來，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萬艘巨船，以備五個月之後的南巡之用……（《隋書·煬帝紀》）

政治機器運轉的節奏一下子加快起來，整個帝國都明顯感覺到了新皇帝的亢奮。帝國政治旋律從文帝晚年的陰鬱緩慢一變而成爲高亢急切。

一道道詔令叫大臣們有點措手不及。輕閒慣了的他們從未遇到過這樣多的任務劈頭蓋臉地砸下來的情況。誰都沒有想到，那個“深沉嚴重”、以謹慎著稱的晉王，寶座還沒有坐暖就拋出這麼多巨大的規劃。每一項規劃都代價巨大，事關全局。這是不是過於急躁唐突？

楊廣卻一點也不認爲自己過於急躁。事實上，他心中的設想纔不過公佈了十分之一。不論多麼幸運，一個人待在皇位上的時間畢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規劃的政治任務也許要一個普通帝王三輩子才能完成。在楊廣看來，自隋朝向上溯源，歷史上出現的偉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漢武，加上稍遜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楊廣“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天才”加上難得的歷史機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漢”，建立一個“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的王朝，實現“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歷史上寫下自己偉大的名字，成爲“子孫萬代莫能窺”的千古一帝。爲了在有生之年完成這一理想，他必須只爭朝夕。

應該說，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這樣的皇帝，是他們的幸運。但是，庸衆們短時間內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藍圖，這也在意料之中。對他們進行一些詳細的解釋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們召開御前會議，滔滔不絕地解釋自己的政治構想，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口才這樣好。

他說，從表面上看，父親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寧。其實，帝國的統一併不牢固，隋朝開國到現在已經發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亂，多數發生在新統一地區。這標誌着南方與北方在精神上還沒有真正統一，帝國各部並沒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歷史是有慣性的，從平定江南到現在，大隋王朝的統一僅僅十二年。在此前，是從漢末開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時期。在這四百年間，由於中央權力的削弱，地方貴族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門閥士族政治。幾個世家大族聯合起來，就可以更換皇帝。他們一旦失和，又必然會烽火連天。分裂的勢力如同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經隋文帝的初次剎車，雖然勢頭大大減緩，但勢能還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時，貴族勢力仍時時威脅着皇權，他們沒有一天不準備着進行陰謀，伺察統治漏洞，有太多的人還在做着劃地自治、黃袍加身的夢。

他指着壁上懸掛的隋王朝地圖說，在這種形勢下，長安這顆釘子已經挑不起新帝國的政治平衡，因爲它距江南和山東過遠。剛剛發生的楊諒叛亂就證明瞭這一點。聽說楊廣登基，這個一直也渴望皇位的弟弟立刻舉起了叛旗。叛亂髮生在山東一帶，由於長安“關河懸遠”，等消息傳到首都，兵亂已經發生了近一個月，給山東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遷都到處於南北結合點上的洛陽，可以一舉調整帝國的政治重心，極大地加強帝國對南方和山東潛在反叛勢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國的國家安全係數。

而開大運河的功用比遷都將更加長遠。雖然已經統一，南北方之間卻如同剛剛通過手術聯結在一起的器官，不斷髮生排異反應。近四百年的分離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顯的差別。南方經濟富足，北方卻土地貧瘠。南人認爲北人都是雜種，粗鄙無文；北人則視南人爲被征服者，膽小懦弱。兩地相視，幾如異族。事實上，沒有多少人認爲大隋的統一會持續多長時間，習慣了戰亂與紛爭的臣民們在下意識裏還在準備應付下一場背叛、政變或者改朝換代。

楊廣用手指在地圖上從南到北用力劃了一下:要使帝國的統一從形式昇華爲精神，就需要一個溝通南北的大動脈，不但可以促進南北的物質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這樣，整個民族才能神通氣爽、血脈貫通。

而建設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楊廣說，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創意。遷都與開河，必將把父皇留下的基業提升一個層次，把隋帝國的萬世之業置於更開闊、深厚、堅固的地基之上，後世萬代都將會記住他們這一代人的功績。

十一

史稱楊廣“發言降詔，辭義可觀”（《隋書·煬帝紀》），玉樹臨風的年輕皇帝站在玉階之上，舉止瀟灑，口齒伶俐，顧盼自雄。楊廣的口才和雄辯征服了羣臣。大臣們也不能不承認這確實是高瞻遠矚的產物。大臣們對這個年輕人開闊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場轟轟烈烈的舉國建設運動在隋帝國開展起來，整個帝國都被皇帝灼熱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點疼痛。大臣們感覺跟不上楊廣的工作節奏，所有工作人員都不得不跟隨皇帝夜以繼日地加班加點。皇帝每天都不斷詢問工程進展情況，不斷親自查看圖紙、督促進度。

在國內諸項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後，楊廣又開始了馬不停蹄的巡視。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宮的缺乏男人氣的君主。他曾把南朝滅亡的原因歸結爲“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一）。他先是舉行了規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動，一方面爲大運河一期工程剪綵，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視察他離開四年後南方的發展情況。從南方回來，他又率領五十萬大軍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陳兵耀武，以堅突厥內附之心。從那之後的十四年，這個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宮中時間只有四年，其餘大部分時間是花在巡遊的路上。他遠赴涿郡（北京），親自考察進軍高麗的路線。他出巡青海，瞭解吐谷渾王國的情況……即使在巡遊路上，他也沒有一天停止處理政務。這個精力充沛得令人驚訝的皇帝在長時間登高涉遠之後，每天還要看奏摺到深夜。在巡遊期間，他還不斷地關注工程進展情況，發佈一個接一個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項又一項重要的改革。事實上，他應該登上中國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實在是沒有多少時間用來與更多女人談情說愛，卿卿我我。自十四歲與江南大族之女蕭氏結婚，直到他去世，他始終與元配如膠似漆、情投意合，這在歷代帝王中並不多見。

十二

如果以不帶任何偏見的眼光來看隋煬帝的這兩項政治構思，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確實是雄才大略的構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裏，這些舉動正是隋煬帝的罪惡紀念碑。

隋煬帝修建東都的理由在他的詔書中說得已經很充分了。這篇全文載於《隋書》的詔書論證充分、言辭得體，十分明確地從地理、經濟角度說明瞭遷都的必要性。可是千餘年來，這篇詔書都被視而不見，隋煬帝的高瞻遠矚被後世史家解讀爲神志昏亂。比如《資治通鑑》即採用野史的說法，認爲隋煬帝修建東都是因爲聽信了一個術士的一句胡言亂語:

隋煬帝剛剛即位，術士章仇太翼對他說:“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讖語有云:‘修治洛陽還晉家’，所以陛下應該修建洛陽爲首都。”隋煬帝深以爲然。……下詔於伊洛建東京。

而修建大運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爲可笑。《開河記》稱，由於“睢陽有王氣”，隋煬帝爲了防止此地造反，鑿穿“王氣”，遂興此大工。另一種更爲流行的說法是，楊廣此舉，僅僅是爲了方便到南方遊玩。

楊廣地下有知，一定會不解這些歷史學家究竟與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過任何一個誣衊他的機會。

其實，歷史學家們與隋煬帝沒有私仇，他們有的是公憤。因爲在他們看來，繼“不守名分”之後，楊廣又犯了第二個大錯:“多欲好動”。

十三

“欲”在中國人眼裏是一個充滿邪惡氣息的危險詞彙。在它充滿渴望和張力的外表背後，潛伏着不可預知的懲罰和災難。在中國文化中，時刻標識着對“欲”的警告:

酒是穿腸的毒藥，色是刮骨的鋼刀，氣是下山的猛虎，錢是惹禍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懸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分歧從某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貧窮文化與富足文化的區別。希臘—羅馬文明產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貧窮。貿易船隊源源不斷地從海外給希臘帶來鉅額金幣，而羅馬帝國則靠對外擴張來攫取驚人的財富。富足的經濟背景使他們對生活的看法與當時的中國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慾望。希臘人主張人在有限的年華裏應該大膽地追求享樂。他們不吝於建築豪華的浴室，聘請最好的廚師，購買許多奴隸來服侍自己。他們花巨資建起容幾萬人的劇場，爲市民發放看戲津貼。羅馬人則有比希臘人更大的競技場、鬥獸場、公共浴室與神廟。這些建築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羅馬人似乎生來就爲了享受，他們每年的節日加起來長達三個月。公元106年，圖拉真在羅馬城慶祝達西亞戰役勝利，慶祝活動居然長達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慾望是快樂的源泉，是人生的動力，是豐富這個世界的畫筆。

而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懼慾望和敵視慾望的文化之一。中國文化的底色是貧困，數千年來一直在貧困和人口壓力中掙扎的這片土地確實承載不起太多的慾望。荀子說:“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和羅馬人提倡消費主義相反，爲了“牢籠天下、防止競爭、預防混亂”，也爲了讓更多的人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這片土地產生的聖人只能提倡一種節慾的人生觀。朱熹斷然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也就是說，滿足自己的溫飽是一個人的權利。不過，在達到溫飽之後還奢求美味，那就屬於罪惡了。

確實，在物質供應持續匱乏的情況下，最高統治者的政治舉動經常會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的痛苦。帝王們營建宮室、四出巡遊、奢侈浪費，背後的代價常常是民不聊生、轉死溝壑。中國歷史學家據此認爲，一切與皇帝的“欲”和“動”相關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險。“遊觀”、“田獵”，這些離開皇宮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從春秋戰國時候起，我們就不斷地讀到勸諫君主遠離遊獵、停止興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虛》《上林》之賦，以及魏徵的《十思疏》。“改革”、“興作”在中國文化中，都是極其危險的詞彙。貧困文化是一種沒有進取心的文化。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穩定，穩定高於一切，省事優於一切，“清靜無爲”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會束縛在固定的軌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變地按照聖人規定的禮法原則運轉，那是一個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狀態。現實即使千瘡百孔，多一事也永遠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爲是保證危機不爆發的最好辦法。不興革，忌擾民，是傳統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則。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熄滅自己體內的慾望，抑制住四肢好動的衝動，“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說:“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然而，楊廣卻不這樣認爲。事實上，在楊廣看來，父親最大的功績是給他留下了一個異常富裕的統治基礎。在父親的辛勤聚斂下，在他登基之際，大隋王朝的財政實力居歷代之冠。蘇軾稱:“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通典》記載文帝時天下富足情況時說:“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幷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賚勳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時，“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

從小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楊廣對財富的看法與父親不同。在父親看來，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財富聚斂起來。在楊廣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錢花出去，並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覺真是太high了，藩王雖然也權力巨大，卻根本不能與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萬物的主人，是人間的上帝。坐在龍椅上，一個人幾乎可以實現他身體內所有的慾望，不管這個慾望多麼富於挑戰。在即位後的前幾年，楊廣每一天都是在興奮中度過。雖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稱，然而權力這劑興奮劑讓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繼日的工作絲毫也不使他感覺疲倦。雖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來後他仍然精神抖擻。他感覺自己的大腦像是開到了最高擋的馬達，思路異常清楚，反應異常迅捷，想象力、創造力異常出色，一個又一個想法爭先恐後去跳進大腦，千萬條思緒如同飄雲般迅速掠過。

幾十年的隱忍過去了，他現在要的是盡情享受。權力對他來講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來任意改造河山，在他來講是一種如同藝術家在畫布上淋漓潑墨般的超級享受。事實上，只有揮動巨大的權力之柄，才能帶來與他的身軀相適合的運動量。所以，不管任務多麼繁重，他從來不會皺眉頭。除此之外，作爲中國歷史上興趣最爲廣泛的皇帝，他決不放過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銳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洶湧澎湃的慾望。作爲上天的寵兒，他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目的，就是享盡生活的瑰麗和壯闊。

他現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歡做的事。事實上，他也幾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國曆代帝王中最熱愛旅遊也是唯一一個到過西部的人。他率十幾萬大軍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連山大拔鬥谷，飽覽了由雪山、草地、浩瀚無垠的荒漠構成的西部風光。他從小就對自動裝置十分感興趣，登基之後，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裝有許多自動裝置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一共十四間，所有的房門、窗子及窗簾都安裝有自動裝置。當人進入時，門會自動開關，窗簾也會自動開合。他還命人制造過一個機器人，模仿自己一個寵臣的模樣，“施機關，能起坐拜伏”。他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絕域”，遣使遠至中亞、波斯等地，瞭解那裏的風土人情。對南方煙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時還是未知島嶼的臺灣探險。（袁剛《隋煬帝傳》）

他經常冒出奇思異想。他聽說吐谷渾的波斯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里，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穀以求“龍種”，後“無效而罷”。就像黃仁宇所說:“如此作爲，縱是爲傳統作史者視爲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後世的史臣們搖頭不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創造力”、“新鮮事物”等詞彙都不是正面的。它們與另一些可怕的詞彙緊密相連:“不安分”、“破壞性”、“顛覆”。

十五

因爲有錢而且有閒，希臘和羅馬貴族纔有多餘的精力來發展自己多方面的興趣，靜靜地坐在莊園裏進行學術研究，在求“實用”之上來“求真”，從而發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學和哲學。因爲對財富的毫不諱言的熱衷，纔有了西方人的擴張心態和進取精神。因爲受“慾望”的蠱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動下，西方的科學技術纔不斷髮展。

而在中國，作爲一個皇帝，“興趣廣泛”絕對是壞事。富足文化與貧窮文化的差別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貴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權利，而貧困文化認爲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益的。在今天看來，作爲少有的對技術改進與發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楊廣統治期間是中國歷史上爲數不多的工匠與技術專家們可以大展才華的黃金時期。大運河、趙州橋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間完成，而玻璃、可攜帶式水漏計時器等後來得以廣泛應用的發明，也出現於此時。然而，在傳統文化中，那些技術與發明都被認爲是“奇技淫巧”。所謂“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們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藝品。就如同喫飽是天理，喫好是人慾一樣，能滿足實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慾了。在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無用”僅僅是滿足人們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雍正皇帝的觀點代表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奇鬥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爲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清世宗實錄》卷七五）

而楊廣對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則更爲不祥。如同中國的地理環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大至天宇，小至塵埃，一切都已經有了聖人給出的板上釘釘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新鮮事物”。一切探險、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費”、“不安分”、“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遊”，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百動不如一靜”。

史學家認爲，楊廣的慾望是危險的火種，必將燒燬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對楊廣的非議並非全無道理。應該說，顯赫的功業並不能掩蓋楊廣政治中的致命缺點。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們的，他身上有着太多貴公子的氣息。

那個曾經刻意以儉樸示人的王子被時間證明是歷史上最講究排場的皇帝。事實上，楊廣最瞧不起父親的，就是他那守財奴般的節儉。豪奢是錦衣玉食中長大的人的天性。沒有幾十道山珍海味擺在面前，在楊廣看來就不叫喫飯。不修建覆壓數裏、隔離天日的宮苑，在他簡直就沒法遊玩。沒有幾十萬旗幟鮮明的軍人跟從，那簡直就不能叫出巡。在政務之餘，楊廣又創建了由三萬六千人組成的巨大儀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這衣飾絢麗的三萬六千人前呼後擁，後面還要攜帶十餘萬甲冑鮮明的龐大軍隊。

也許是文人氣質的體現，他對形式非常迷戀。形式對他來講主要是能力、威嚴、與衆不同（與衆多帝王不同）的體現。在內心深處，他覺得只有這樣前無古人和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壯，才能配得上他這個古往今來最有才華、最富雄心、最高瞻遠矚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華麗的輦車中，俯視道路兩旁數十百萬官員百姓在帝王的威嚴前匍匐戰慄，他心安理得。

毫無疑問，大業前期，他是整個大隋帝國，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張的人。他絕不委屈自己，不守陳規陋習，絕不浪費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爲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樂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然而，年輕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實現”、“燃燒生命”，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的過程，是建立在老百姓們的血汗之上的。帝國的百姓越來越感到有些喘不過氣來。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不瞭解新的政治高層的雄心與藍圖。他們只知道換了皇帝之後，勞役負擔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節奏的工作帶動下，國內的幾項大工程都在大幹快上，“多快好省”。周長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僅僅不到十個月就出現了輪廓，而大運河的一期工程通濟渠用時更短，這段千餘裏長、四十步寬的河道，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劉善齡《細說隋煬帝》）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楊廣的峻急嚴厲之下，大臣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完成任務。爲了獲得皇帝的嘉獎，營建東都工程負責人把民工分爲三班，晝夜不停。修治運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幹活，女人也被徵發來負責炊制伙食。本來政府規定每人每年參加勞役最多一次，時間最長不超過一個月，然而大臣們早已經開始一年兩次，甚至三次地徵發民工。嚴格的工期要求，以打罵爲主要手段的嚴厲監工，長時間、超負荷的勞動，惡劣的伙食，加上醫療、勞保設施的缺乏，已經導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史書所載“僵仆而斃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隋書·食貨志》）當然是誇大其詞，但相當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人觀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點的。在醞釀規劃時，楊廣考慮了財政平衡、物資儲備、技術難題，卻獨獨沒有考慮那些提供勞役的底層民衆的承受能力。從出生開始，楊廣視力所及，都是奇珍異寶、雕門繡戶；所交遊的對象，都是王公貴族、名爵顯宦；所關心的事情，都是軍國大事、人事升遷。他的生活圈子從來沒有踏出過貴族圈一步。僅僅是在打獵途中，他遠遠望見過普通民衆居住的低矮草屋，卻從來沒有產生過進去看一看的興趣。在衆人呵護下成長起來的人心中往往過多地裝着自我，給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骯髒、“愚蠢”的底層人，在楊廣眼裏和他們這些貴族根本不是同一類物種，他們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給他們提供糧食、布帛和勞動力。他認爲免除這些民工家庭的國家租稅，就已經是浩蕩的皇恩。面對大臣們奏報上來的民工死亡率過高的奏摺，楊廣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掃，嘴角露出一絲冷笑:每一個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豐功偉績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十七

幸運之神並沒有被他那風馳電掣般的進取速度甩下，到現在爲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邊。自古及今，沒有哪個帝王的事業進展得如他那樣順風順水。從即位起，大隋天下連年豐收，諸項大工程都進展神速，隋帝國在楊廣的領導下“凱歌行進”，皇帝的廢寢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與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見到了效果。大業五年，他迎來了碩果累累的收穫之年，剛剛年屆四十的皇帝喜事連連、春風得意:一座嶄新的都城奇蹟般地聳立於中原，這個新城周長六十里。規劃大氣，氣宇不凡。宮城內殿閣高聳，金碧輝煌；洛陽市裏甍宇齊平，外碼頭上舳艫萬計，整個城市榆柳交陰、通渠相注。楊廣正式命其名爲東京。

大運河的巨型工程已經接近尾聲。兩千裏的運河已經將黃河和長江溝通，這是有人類以來從沒有實現的奇蹟，它必將成爲全國經濟價值最高的黃金水道。

朝廷設立的國家圖書館藏書達三十七萬卷，創中國曆代之最，楊廣親自主持編纂圖書三十一部，一萬七千卷。科舉制正式確立，大隋文治成就顯赫。

也就在這一年，隋朝大軍攻滅西方強國吐谷渾，在其故地設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將西域東南部地區納入了隋朝版圖之內。自漢武帝以來，還沒有人立過如此輝煌的武功，隋朝疆域擴大到極點。

已經連續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錢糧，可是財富仍然滾滾而來，人口不斷高速增長。這一年的統計數字彙報上來，隋朝疆域共有五百九十個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個縣，朝廷控制的民戶達到八百九十萬戶，全國統計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萬人。《資治通鑑》說:“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要明白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只要與號稱中國第一盛世的“貞觀之治”做一下對比就可以知道了:“貞觀時代的田地開墾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貞觀十七年的戶口不到三百萬，還不到大業年間的一半。”

面對着大臣們送上來的連篇累牘的讚美和歌頌，楊廣心安理得。撫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輕的肌肉，他感覺渾身充滿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長城，他卻將給後世留下功在萬代、遠比長城更有實用價值的大運河。漢武帝遠通西域，可是卻從來沒能把青海變成帝國的一部分。隋帝國的人口數量，已經創了歷代之冠，國家財政實力也遠過秦漢……到現在爲止，他已經可以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餘翻閱史書時，他止不住地經常想，未來的歷史學家會用什麼樣華麗的辭藻來描繪自己取得的這些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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