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嘉賓：於陽，1984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遺傳學專業，任教於廣州暨南大學生物系。1990年擔任大學實驗農場副主任，1993年離開大學從事房地產業，2000年後專事中國社會問題寫作，主要著作有《Y形結構——人性的先天和後天》、《江湖中國——一個非正式制度在中國的起因》。新作《中國政治時鐘》一書2016年由中國當代出版社出版。

　　採訪者：共識網曹樂溪

　　古代中國政治一直沒能生長出正義狀態

　　共識網：您在《中國政治時鐘》的開篇便提到了《水滸傳》中正義的匱乏，並認為宋江及其人生悲劇，是千千萬萬「認真做人」的中國人的縮影：普通人執著尋找正義，卻發現無論在體制內和體制外都無法獲得。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狀況?

　　於陽：謝謝您，第一個問題就把《中國政治時鐘》主旨一針見血揭示出來。要回答您的問題，首先要解釋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制度，什麼是古代中國制度;如果不去定義正義和制度，就變成嘴巴官司和詭辯。

　　從博弈論角度看，人類文明史上的各種社會制度，實際上是各個共同體的利益博弈均衡解，制度不過是將特定時期的博弈均衡解，以文字或條例方式呈現出來，並加以承襲。熟悉博弈論的人知道，競爭性博弈產生的均衡解，有些是收斂的，有些解是發散的。也就是說，前者是穩定的，假如給它一個人為的破壞，事後它又會重新回到原來的均衡狀態，譬如金觀濤先生說古代中國制度是一種「超穩定結構」就是這個意思;後者是不穩定的，假如一旦破壞它，事後它不會到原來的狀態，譬如三國演義大戰百年，三國歸晉並不會回到大漢盛世。這兩個特性很重要，它是從博弈論角度，理解中國三千年政治制度周期性波動的重要切入點，否則難以理解三千年來中國政治波雲詭譎、盛衰無常。

　　我特彆強調，政治研究的最高層面是一個技術過程，而不是意識形態宣揚，不是喊口號，意識形態只不過是國家歷史規律驅使的工具，有關這一點，《中國政治時鐘》以儒教官學化為例作過一些說明。我個人覺得，偏意識形態的泛道德主義研究方法，很難在探索中國古代政治模式上取得實質性突破。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政治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有它的客觀規律，不以研究立場為轉移。

　　什麼是正義呢?《中國政治時鐘》認為，正義的客觀屬性是一個社會收斂穩定的、超長期的博弈平衡點，是長治久安的博弈均衡狀態。書中為此有詳盡解釋，並與羅爾斯《正義論》正義概念做了比較。

　　在我看來，制度與正義的內涵屬性是相通的，都歸因於社會博弈均衡解，其中制度是統治者參照均衡解而制訂的規則;它可能是收斂、穩定的，有可能是發散、不穩定的，這一點統治者事前不一定知曉，大部分共同體成員都可能並不知曉。而客觀的正義狀態，則是一種文明共同體內，超長期、收斂的、穩定的博弈均衡解，理論上它是可能通過複雜計算得到的，只不過涉及參數多、計算量太大，以至於人類理性很難完成。既然理性無力完成，就只好靠直覺評估，故而產生正義感現象。正義感，就是人們對超長期平衡狀態的模糊直覺。

　　繞了一圈，才好回答您的問題。導致古代中國政治常常產生正義匱乏的原因，嚴格地說，就是在華夏共同體內沒有博弈出超長期穩定的均衡解，——翻成日常語言，就是沒有生長出正義狀態。這不是誰的責任，是我們共同體的不幸，天底下不是任何美好的東西，你想要都可以得到。有些短時間內被稱之為「制度」的東西，其實不具備穩定性，所以朝令夕改、政策反覆也是古代中國政治特色之一。在這一點上，我與金觀濤先生的觀點基本上相反，《中國政治時鐘》認為古代中國超不穩定，三千年華夏共同體的利益博弈，均衡解是發散的，不同時期發散結果不同，有時候是統一與分裂發散，有時候是廟堂與江湖發散，有時候是清廉與腐敗發散，呈現為一種周期性波動趨勢，而不是死水一潭，鐵板一塊。總的來說，它在幾個非收斂的均衡解中來回震蕩，譬如說統一與分裂、集權與放權，信儒、道或佛，以及清廉與腐敗。

　　博弈回歸均衡的趨勢與均衡解發散的特性，這兩股相反的力量造成了古代中國的震蕩以及周期性波動。

　　郡縣制比分封制在財政上有優勢

　　共識網：為何中國必須實行以十八級官僚製為表徵的長鏈治理模式?

　　於陽：在邏輯上，不能說中國必須實行長鏈治理模式，只能說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期，漫長的社會博弈醞釀出強大的趨勢，驅使後世維繫這種模式兩千年。把這個問題拆開，可以分兩步解釋。

　　第一，春秋戰國時期打了五百多年，從制度研究視野看，就不是春秋五霸在打，也不是戰國七雄在打，而是郡縣制與分封制的戰爭對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只不過是戰爭載體。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究竟秦掃六合還是楚統一天下，根本無關緊要，因為無論誰勝出都不影響後世中國政治——中央集權制度。重要的是，郡縣制全面勝出，而分封制諸侯國家要麼滅亡，要麼改行郡縣制，改行郡縣的結果往往是迅速崛起、後來居上。

　　郡縣製為什麼能贏分封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財政有優勢，因為君主沒有卿大夫分食土地財政，因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稅賦一網打盡。郡縣制就是長鏈治理，就是中央集權;就軍備而言，中央集權的財政無疑壓倒分封制。

　　第二，一旦秦漢實行長鏈治理後，這種模式就變成控制論上所謂的「序參量役使原理」，框定了後來的政治模式。歷史上並不是沒有分封制復辟，由漢朝至清朝，很多朝代都嘗試過恢復分封，結果無一例外演變成戰亂，只好紛紛削藩。

　　綜合下來，春秋戰國五百年戰爭的抉擇，以及秦漢帝國長鏈治理定勢對後世的約束和役使，這兩個原因導致中國政治兩千年來一直維繫這種模式。我個人認為，這不是因果律演繹的結果，而是或然率結果，是文化長期互動、不確定地演化的結果。不能說中國必須實行這種模式，如果穿越時空，中國再一次回到東周，會不會還是這種結果，完全不確定。

　　黑社會是「剩餘產權」尋租關係網是間接獲得權力租金

　　共識網：長鏈治理導致的一個惡果是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從而滋生剩餘產權，以及「江湖」這樣一種「不當得利」的非正式制度系統。江湖和如今中國社會的關係網有什麼關聯?具有哪些基本的規則?

　　於陽：按《江湖中國》定義，江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黑社會，一種是關係網，這兩種東西都是江湖。關係網的基本規則就是人情制度和面子制度，具體請參閱《江湖中國》。黑社會是一種正式團體，每一個幫會都有自己的幫規，細節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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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有什麼相通，黑社會和關係網都是訴求不當得利的法外組織，不當得利和非正式組織，是江湖的一般特性。

　　進一步看，黑社會與關係網的牟利方式是不同的。黑社會是通過與國家暴力對峙，從而取得部分土地的地租收益，我稱之為「剩餘產權」尋租;關係網則是通過熟人輾轉委託權力人，間接獲得權力租金。從現象上看，關係網是權力尋租的放大器，因為權力人通過關係網的複式代理，擴大了尋租範圍。譬如以前官員只能為自己人撈好處，受益人有限，權力租金有限;一旦有了關係網後，他可以為任何人撈好處，權力租金大幅度提升了。

　　共識網：在《中國政治時鐘》中，您總結了西周、秦漢、隋唐、明清四個中華帝國模式，每個帝國模式的存續時間在800年左右，為什麼會存在這種800年更迭的政治周期?

　　於陽：周期性運動的原理就是存在一組相反的力量，它們之間存在向著均等回歸的趨勢，但始終不能完成均等。譬如月亮繞地運動，存在地球引力和月球離心力，二者基本上相等，但在圓周切線方向上始終不能平衡，所以月球一直沿切線方向作圓周運動，併產生相對固定的周期。又譬如，市場經濟中的基欽周期是一種庫存累積和去庫存的周期，原因是市場經濟體系存在著生產與消費相互均衡、對稱的內在要求，但是資本家生產商品的預期是相當模糊和不確定的，他不可能知道市場需求的準確數據，因此時常導致商品生產過剩。過剩之後，只能減停產，一來一去，就產生了4至5年的基欽周期。

　　中國古代帝國模式周期的道理是一樣的。國家的本質，是公民納稅以換取國家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這是一個平等的交易，雙方在博弈路徑上是趨於均衡對等的。但是鑒於中國古代國家結構固有的缺陷——譬如剩餘產權、土地兼并、江湖泛濫和吏治腐敗等等，這個交易博弈式時常產生不均衡，但是國家的博弈本質又迫使兩邊回歸均衡，即回歸正義，於是就產生了類似月球天體或市場經濟的周期性運動，產生了以產權制度和財稅制度為表徵的不同的帝國模式更迭。至於為什麼是800年左右，就無從論證了，就像科學家無從論證為什麼一年是365天，為什麼基欽庫存周期是4至5年。

　　「大數據監察」反腐，當代監察部門完全有能力做到

　　共識網：對於治理腐敗，中國歷史上曾經嘗試過哪些方法?目前的腐敗頻發凸顯出現行的監察制度也並不理想，具體的問題是什麼，如何能夠改善?

　　於陽：秦漢以來，古代中國採取過三種互補的監察制度，核心是監察御史制度，然後是諫官制度，部分朝代還試行過封駁制度。監察御史制度也就是巡視專員調研製度，到現在還在斷續執行;諫官制度就是設立一種諫官，對朝廷大政方針、皇帝修為、文武臣工具有無限批評權力，而毋庸擔責，以達到警示作用。封駁制度就是設立一種封駁官，對朝廷下達文件前進行全面過濾，檢查是否符合皇帝旨意和法律法規，它的工作模式類似計算機系統的防火牆。

　　這三種監察制度都曾經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歷史上從來不曾根治過腐敗，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央集權下的長鏈治理模式經過大約十幾級傳遞後，不論行政還是監察部門，政治指令傳達的內容都拷貝走樣了。從信息控制論技術角度說，基層發生什麼事情，中央不可能完全搞清楚，甚至大半內容都不清楚。長鏈治理是人類文明史上構建大國的政治技術之一，但技術上的缺陷也不言而喻。

　　有鑒於此，《中國政治時鐘》特意提出一種基於逆向思維的邏輯，針對行政系統的長鏈治理，避免監察系統重蹈覆轍，想方設法擯除長鏈治理的複式代理定式。怎麼辦呢?就是設計一種直接監察模式，讓中央監察主體與基層被監察對象直接進行信息互動，我稱之為「大數據監察」。

　　這個方法在古代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在今天互聯網時代，各種技術儲備條件相對成熟了。譬如您想設置什麼的監察課題，欲監察哪一級公務員的哪一種公共行為，在技術上都沒有根本困難。譬如說控制經濟犯罪，可以監察銀行賬戶，用軟體自動比對公務員合法收入數額;輔以其互聯網消費購物數據，判斷其消費支出是否與收入吻合;譬如監察公務員是否瀆職，可通過手機或專用設備GPS定位、基站定位和WIFI定位功能，確定公務員地點狀況，輔以綜合分析;譬如監察土地流失或非法變動用途，可以衛星遙感測量。這還只是從反腐敗側面看問題，如果從正面考核施政績效，還有更多的物聯網技術可以利用。假如單項技術還不夠，還可以用多種技術數據組成證據鏈，最終判斷出公務員的履職狀況，設計出更專業有效的大數據技術體系。

　　今天，商業性的私營互聯網電商都可以用大數據分析用戶的消費階層和習慣，把貨物提前放置就近倉庫，並信心滿滿地等候用戶下單，那麼擁有法定職能的監察部門能做到的只能是更多，只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漢代以後的儒學，是緩解中央集權治理問題的治標葯

　　共識網：中國的私有製為何與儒教興盛高度相關?而實行公有制的隋唐為何選擇了佛教作為主流意識形態?

　　於陽：簡單說，長鏈治理下的監管不足和「剩餘產權」現象，譬如腐敗、土地兼并和黑社會泛濫等社會失衡現象，必然不斷蔓延，尤以私有制的秦漢帝國和明清帝國為甚。原因是，私有制下土地產權交易量與公有制下相比，幾乎呈天文數字，可能相差千百倍。私有制的產權可以交易，而且頻繁交易，而公有制下土地不能合法交易。

　　在長鏈治理模式的缺陷下，交易越多，不公正越多，激起的民憤越多，社會越不平衡。但在既有治理模式下，又沒有徹底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所以每一次社會體制崩潰後，改朝換代的還是同一個體制，百年回首儘是無用功、瞎折騰。前面說了，春秋戰國驅使後世兩千年，在文化和策略上都逃不出長鏈治理框架。若一個皇帝改成短鏈的分權治理，其命運連中央集權都不如，每一次平叛削藩都是證明。

既然客觀上的社會不均衡——諸如不公正、腐敗、財產不安全等等，是長鏈治理與生俱來的先天性缺陷，那麼怎樣讓先天性疾病患者順利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出路。剛才說了，造反只是一部分人的活路，不是共同體全體成員的活路。活下去的要點，就是在朝野雙方的主觀上減輕這種失衡。我年輕時做過遺傳病醫生，遺傳病治療要點不是改造患者的基因，因為基因

是無法操作的(相當於這裡的長鏈治理無法改變)，而是減緩患者的癥狀。把這個道理放進政治，相當於讓憤怒者不那麼憤怒，讓貪婪者不那麼貪婪，否則船沉了，大家一起死。其實不光遺傳病，普通感冒也用這種療法，目前沒有藥物可以直接殺死感冒病毒，只能用藥物抑制併發症和卡他癥狀，並等待身體免疫系統的自愈。

　　漢代以後，經過刻意改造的、非原教旨主義的儒家學說恰恰具有這種感冒藥功能，所以就被借用來減緩長鏈治理那不可消弭的病理狀態，這是儒教意識形態化與私有制的背景關聯。《中國政治時鐘》對二者時間關係作過梳理，一般來說，私有制國家誕生約百年後，儒教都被官學化，用來治療體制病，一次是秦始皇私有制80餘年的董仲舒儒學，一次是宋太祖私有制100年後的王安石「荊公新學」。

　　至於公有制的隋唐，與佛教沒有內在的關係，隋唐公有制體制並不必依賴儒教，而選擇何種宗教作意識形態就不確定了。

　　共識網：您根據「私儒定律」預測儒教將會在中國溫和復興，目前看來也確有如此趨勢。儒學的每一次復興都要經歷改頭換面，從先秦孔孟儒學到宋明理學，儒學經歷了哪些改造?當今中國的大陸新儒家對儒學的改造是什麼?

　　於陽：簡單說，被改造的主要是形而上學的信仰基礎，而行為準則變化不大。每一種信仰哲學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學，不僅儒、道、佛和基督教相互不同，就是在儒學內部，孔孟、董仲舒與程朱理學都不同。孔子儒學的形而上學基礎是易經，在他看來這相當於自然界運行的內在道理。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就產生了仁，產生了禮;董仲舒就不講易經，而是借鑒道家的「道」，為漢代政治形勢量身定製一套「天人感應」理論，聲稱人們不遵守天意就會遭天譴，這就類似外國宗教的神意懲罰。宋儒吸取佛教思想，把儒學的形而上學定為「天理」，理是世界的本質，人的行為合於「理」，社會才有秩序。

　　但是說到行為準則，變化都不大，基本上圍著「三綱五常」「五倫八德」轉圈，意旨就是行為上「順從」。因為在長鏈治理兼私有制的二元模式下，造反不解決問題，「順」才是大家過太平日子的根本辦法。「順」大於「反」，如果你「反」，比「順」還倒霉。

　　以這種框架看，當今儒學對傳統儒學並沒有實質性的改造。歷次儒學重大改造的指標，一是改價值觀，二是改行為準則。當今儒學非國家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學術，以民間學術為主。

　　共識網：為什麼儒學在您看來不能稱之為偉大精神體系，而只是私有制的漏洞補丁?

　　於陽：孔子儒學肯定是是一個原創的偉大精神體系，它是為探索真理而生。自漢代後，儘管儒學努力在精神層面上構築完善的邏輯體系，但其內在邏輯尚難以令人信服，尤其是被國家意識形態化以後，很多邏輯是被倒推出來服務於修補私有制的漏洞，服務於緩和社會矛盾，而不是無功利性的對客觀真理的追尋。我們說，偉大的精神體系是超功利的，是對真理的直接探索，譬如孔子那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除此之外，漢代以後儒學的原創性顯得不足，摻入了不少道家和佛家的印記。當然對待歷史上的儒學要分兩方面看：作為學術，它是完整的思想體系，但與同時代的道、佛相比，形而上學上略顯單薄;作為秦漢帝國、明清帝國曾經的國家意識形態，儒教的實際功能的確是一個制度漏洞的補丁。

　　春秋戰國五百年戰爭博弈出一種無法長期穩定的、易於失衡、發散的國家體制，中華民族在別無選擇的困頓中，儒教作為國家體制漏洞的文化補丁應運而生，在這意義上還是要說，其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