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8-25 22:24:41|分類： 常住日記 |標籤：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由山東大學與省鄒城市人民政府共同舉辦的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6年4月26日至28日在孟子故里――山東省鄒城市舉行。中國、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100餘學者參加了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舉行的大規模孟子學術研討會。

與會學者圍繞著孟子的心性學說、孟子的人性論、孟子的政治思想、孟子的批判精神、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歷代孟子思想研究以及孟子思想的海外傳播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一、關於孟子的心性論思想鍾肇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認為，孟子講心性論的要旨有四個方面。一是孟子講心性貴培養擴充；二是孟子第一次提出「良知」、「良能」、「良心」、「浩然之氣」等一系列心性論的哲學範疇；三是孟子認為人通過心性的修養可以進入聖域。何曉明（湖北大學）認為，孟子的「心性」之說，是一個邏輯嚴密、結構宏大、內涵豐富的理論體系。它從論證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的「心」的思維功能開始，進而揭示「心」的內涵為仁、義、禮、智「四端」，又從「四端」中引出「性」的概念，認為性在於心。「心」是「天之所與我者」，因而「性」也就是人所固有的本質，即「人性」。人性的仁、義、禮、智均為「善端」，雖然是生而有之，但如若不注意保護，也會丟失。據此，孟子又著力探求「存心養性」之道，以為世人指點迷津。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孟子的「心性」說在戰國時期即成為「顯學」。其後經過漢、唐、宋、明歷代諸儒的大力闡揚，對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了重大影響。就社會政治而言，它在教化民眾遵循倫理道德，啟發統治者推行「仁政」維護統治秩序方面，發揮了確實的功效。就學術思想而言，歷代諸儒對「心性」問題的探究，使中國哲學在內省的深入和思辨的精微程度方面，不斷向前推進。林啟屏（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考察了孟子「心性論」與儒學意識之間的關係，指出先秦儒學發展史上的兩座高峰，無疑是非孟子與荀子莫屬。但從文獻上來看，兩位偉大思想家的人性論立聲，卻看似南轅北轍。兩人雖或於「心性」之主張不同，然細繹其說，卻仍有可相補相輔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強調踐行工夫下的價值開顯；荀子則重在價值之客觀化上，故重視社會實踐下的道德行動。兩人均是一種「化成世界」的觀點，而且是以「價值世界」為「生活世界」的意義所在。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兩人的最大公約數。在這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孟子內化伸展的學說取向，深化了儒學價值根源的理論深度；荀子則於外向實踐的主張里，客觀化了價值實踐的具體可能。劉宗賢（山東省社會科學院）考察了孟子心性論對儒家內聖之學的發展及其意義，指出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由孔子奠定基礎，而「內聖」的人格挺立卻是由孟子的心性說開其源流。孟子的心性論是對孔子仁學的繼承和發展；孟子以性善論為核心形成一套心性論的思想體系，將孔子的仁學向內在德性發展，同時，也就是對孔子所奠定的儒學內聖外王說的發展。丁原明（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論述了孟子的人性論與先秦人學思想的關係，認為孔子的「仁學」奠定了古代人學理論的基本框架。但由於它具有實用化的傾向，並缺乏一種人性論上的支持和超越意識，故其未能將人之自我的主體性真正呈現出來。孟子對古代人學理論的貢獻，在於他以性善論為特點的心性學詮釋有關人的問題，透過「性善」高揚了人之為人的本質、「盡心」凸顯了人之主體自我、「知天」確立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並將人的主體性體現在這個最高境界中。因此，較之孔子的道德倫理型人學思想，孟子的人學思想則屬於心性本體論人學，它彌補了孔子「仁學」理論上的缺憾，促使先秦人學思想趨於成熟，並影響著後世人學思想的發展。二、關於孟子的人性學說 孟子的心性論與性善說是緊密相關的。許多學者在會議中間對孟子的人性理論進行了探討。池田知久（日本大東文化大學）論證中國思想史上性三品說的形成與發展時指出，中國的性的思想，與其說是人性是什麼、成為何種樣態這些事實的解釋方面，毋寧是圍繞性是善是惡、即人是否具有足以實現國家、社會中所必要的道德、政治之性這種價值評價而展開的。對人性進行正式的論述是在戰國時代，現在保留關於性的最古的議論的書是戰國中期儒家的《孟子》。孟子提倡人生就是善的性善說，他不是將這四端作為天賦的東西以天的理論來說明，而是力圖將四端作為生來就固有的東西用經驗來進行確認。性善說是在戰國中期的現實中為由王道政治可能實現天下和平統一提供根據的理論。丁四新（武漢大學）考察世碩與王充人性論思想時指出，孟子申述自己的性善主張，顯然是以「為善」與「為不善」二詞為基礎展開論述的。在他看來，為不善乃出自後天的人為心動。孟子並不否認「為善」與「其情」的關係，也即是說由於性之善因，所以才有以使為善者。 楊澤波（復旦大學）從中西方對於孟子「性」的理解出發，認為2005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江文思、安樂哲合編的一個集子《孟子心性之學》，紀錄了近10多年來美國漢學界關於如何理解孟子之「性」展開的一場爭論，其中雖然不乏相當有價值的觀點，但也生動反映出海外漢學界在不同哲學背景之下研究儒學所遇到的諸多困難。孟子之「性」既不同譯為Nature，又不能譯為Essence，既不只是生物學的，又不只是文化學的，集中反映了儒學的特質，隱含著極深的哲學道理。對此，我們只能從中國哲學本身加以理解，而不能歸之西方哲學的任何一種學說，否則必然遇到理解方面的困難。近十多看來西方漢學界關於孟子之「性」的這場爭論，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有代表的例證，而要走出這種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回歸到儒學自己的傳統上來。 趙駿河（韓國孟子學會）認為，2000多年來,東方各國之所以持續出現和平環境的原的是倫理道德?量,其中尤其是以孟子性善說教誨的?量為最大。孟子的人性論,即性善說,認為人性本來就是善良的,才使人相信,人們應當過善良人生,致使東方任何宗教,國家與民族彼此間都尊重道德,過上幸福、安寧的生活。孟子的人性論,對現代年靑人如何做人具有重要的價值,重新學習孟子的學說，弘揚孟子性善理論，是當代學者義不容辭的使命。馮浩菲（山東大學）認為，孟子性善說的理論建構比較完善、系統，既強調了性善說的前提，又強調了它的出發點，接著提出了其核心理論「四心—四端」說，並對它作了類比印證，最後還提出了性善說的持養論。該學說的學術意義在於為孔子的仁學及他自己的仁政學說找到了理論基礎，並使人性論從此正式成為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論題。該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中華民族善良美德的形成和發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在當前形勢下，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三、關於孟子的政治思想　　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認為，孟子的政治思想大體包括「仁政」思想、王霸之辨、民本思想、「格君心之非」四個方面。郭齊勇（武漢大學）從四個方面考察了孟子與儒家的正義論，指出從正義的角度來講，孟子及儒家正義論包括四個方面：涉及生存權、財產權的「制民恆產」論及土地、賦稅、商業政策之平等觀；養老、救濟弱者、賑災與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及其落實；教育公平，平民參與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鄉校；尊重民意，察舉與官員自律，防止公權力濫用的思想及革命論。 蔡德貴（山東大學）認為，孟子的民本思想與他長期在稷下學宮有關，他在稷下學宮與各大思想家切磋學術，不斷吸收當時各家的先進思想，從而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民本思想。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王道政治和井田經濟。孟子的「憂民之憂」及「與民同樂」的思想，是一種天下為公的情懷，把民本思想演變成一種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天更具有難以估量的現實意義。王其俊（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孫萌（中國政法大學）認為，孟子的民本思想包括民貴君輕、利民富民、教民向善、取信於民四項內容；孟子的民本思想突出地表現出人文主義、理想性與現實性兩個顯著特徵；孟子的民本思想的歷史作用在於肯定民眾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關注、重視民生，追求美好理想社會；孟子的民本思想對現代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馮建國、孫雪霄（山東大學）將孟子杜甫的愛民情感視為孟子民本思想的延續，認為杜甫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繼承並發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杜甫的詩歌中，民本思想與他的愛民情節、非戰主張及君王觀融合在一起，並藉助杜詩沉鬱頓挫的詩風、與內容完美結合的詩體及靈活多變的藝術表現手法得到了藝術化的生動展現，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關於孟子的批判精神 顏炳罡（山東大學）認為，孟子所處的時代，「士」的地位空前高漲，難免魚龍混雜，品類不一。「士」何以為「士」？進一步說如何才能成為「士」？士的精神、風骨、品格、氣節是什麼？成為時代急切需要回答的問題。孟子立足於儒家立場，對士之所以為士的精神、品格、氣節進行系統地批判和反思。這些批判和反思通過孟子的人生實踐，對後世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重溫孟子的對士的反思，對現代知識分子依然具有警醒、啟發意義。韓星（陝西師範大學）認為，孟子是儒家批判精神高揚的時代，他以天人合一，仁民愛物的理想對兼并戰爭進行批判，以道高於勢，德尊於位的人格挺立對霸道政治進行批判，以浩然正氣培養出的大丈夫人格對縱橫之士進行批判，以辟楊墨，息邪說，正人心為職志進行學術思想批判。這些對歷代知識分子影響甚巨。今天我們所持守和發揚的應該是儒家建設性的批判精神，以糾正近代以來的思想偏頗和應對現實問題。周鋒利（北京大學）通過對郭店竹簡《魯穆公問子思》和《孟子》等相關文獻的考察，指出以子思、孟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知識分子具有十分強烈的抗議精神。儒家的抗議精神不限於政治批判，還包括社會和文化批判。早期儒家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自覺意識體現了戰國士人的精神風貌，並對後世知識分子影響深遠。五、關於《孟子》經文考及對《孟子》的詮釋 龐朴（山東大學）從《孟子》中告子與孟子關於「仁內義外」的爭論分析仁義內外之辯，指出告子所持的仁內義外說，不是說仁出自內心，義起於外物，而只是敘說了仁義的施行範圍之別；告子主張仁內而不仁外，肯定愛吾弟而不愛秦弟，以及他所謂的以我為悅等等，是說仁於族內而不仁於族外，愛吾弟而不愛秦弟，帶有濃厚的保護與繁衍自我族群的自然色彩；義（宜，殺戮）於族外而不義於族內，顯然便是消滅異己擴張自我以圖族群生存發展的武力要求。仁內與義外，一個愛一個殺，一個對我一個對敵，正是以此形成相互補充共同促進對立統一的正反兩手，維持著上古族群的艱辛存在與緩慢綿延。從《孟子》一書的材料來看，無論是孟子還是告子，都並沒有「義」乃殺戮的說法；他們所爭論的義內還是義外，從舉例來看，僅僅限於尊敬族外長者一事，全無任何血腥氣味。井是亘（日本大東文化大學）考察了上博楚簡《內禮》與孟子思想的關係，指出《內禮》與曾子、子思、孟子思想有著密切的相互關係,《內禮》前半部分（首章）被認為是主張君臣、父子、兄弟雙向性關係的見解，這個雙向性關係的主張在《孟子》中也提到過。但是，也不能因為《內禮》首章的內容有與《孟子》相似的內容，就認為《孟子》有關思想出於《內禮》。俞志慧（山東大學）選取《孟子》舊注中至今尚存疑誤的9個問題進行探討，涉及「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中國」、「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之「舍」字、「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之「與」字、「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之「正」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之次「說」字、宋牼之「牼」的音讀、「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之「危」字、「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等，或揭其形訛，或釋其本義，或示其正音，或刪其衍文。 董洪利李峻岫（北京大學）考察了孟子思想對董仲舒的影響，認為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大師，其學說是以《春秋》學為基點而建立的。而公羊學家傳述孔子作《春秋》的微旨，極力誇大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延續了孟子的說法；董仲舒的人性論主張是在批判、吸收孟荀二家性論的基礎上，立基於其天人哲學，建立起性善情惡的二元人性論說；法先王的王道理想與仁政愛民思想更是與孟子的思想品格一脈相承；董仲舒的倫理學說也與《孟子》存在著承繼關係。張富祥（山東大學）考察了宋人對《孟子》的態度，指出《孟子》一書，到宋代始被尊為儒家經典。而與此同時，宋人對先秦諸子的辨偽亦以疑《孟》為最著。宋人疑《孟》，其始尚以諸子學視之，側重文獻辨偽；然於刪存去就之間，已或疑其言有不合於經旨者。宋人疑《孟》、詆《孟》諸家每出於黨爭意氣，解《孟》多有不實之詞，然亦可反映宋代辨偽思潮的一個側面。其間不無新學與理學的對立因素，但正宗的程朱派學者少有非議《孟子》之言。南宋初年的尊《孟》為政治權力所左右，已不同於新學的尊《孟》。此後隨著理學道統的高張，《論》、《孟》並駕之勢成，《孟》學的研究也逐漸全體納入了經學的範疇。魏長寶(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從戴震的《孟子》研究的視野探討了清代儒學詮釋，認為自近代以來，學術界普遍推崇戴震的新「理學」，甚至認為清代學者自遺民之後，有哲學或思想者惟戴震一人。戴震「新理學」的革命性，不僅僅在於他所建立的新「理學」，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他建立新「理學」的方法，即他的「字義疏證」學。戴震用「字義疏證」的方法推翻了宋明理學，一方面使得過去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本身以及至高無上的儒學權威遭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攻擊和挑戰，六經的獨尊地位隕落了，聖人的神聖光輝黯淡了，中國哲學和中國思想也就開始走出傳統的樊籬，步入現代的境域。另一方面，「字義疏證」學在整理傳統典籍，重構古代文化，批駁宋儒經說的過程中，成為破舊立新、考古述今的普遍的文化批判方法。張麗珠（台灣彰化師範大學）以以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焦循《孟子正義》為主要考察材料，另佐以焦循《論語通釋》、劉寶楠《論語正義》，間以朱熹《四書集注》作為比對材料，針對《孟子》的幾個核心概念，諸如義利觀、仁智觀、性命說、權變觀……等，以觀察清儒釋義之與傳統歧異處，見出清代新義理學之學說旨要、理論新構；並證明清代新義理學對於近現代化思想之趨近性，以凸顯其為儒學現代化轉型中的本土性因子。 李凱（山東大學）論述了孟子的詮釋方法，指出從孟子「聖賢易地則皆然」的真知灼見中，我們可以透視出一種以直覺為依託的詮釋方法，這種詮釋方法鮮明地展現在孟子的「以意逆志」說及「知人論世」說中。不僅如此，孟子的「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的方法及「知言」說均可以被視之為詮釋方法，而且其諸種詮釋方法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可以被整合為一個有機的理論整體。在詮釋《詩》《書》等經典文本的過程中，孟子普遍運用了其詮釋方法。六、關於孟子學說體系及其時代價值 郭沂（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孟荀兩系進行考察，指出自二十世紀末郭店楚墓竹簡等「地下之材料」出土，參之以「紙上之材料」，又嘆孔、孟、荀並非孤山獨峰也。自孔至孟，由孔及荀，乃水之兩系，山之兩脈，清晰可辨矣。周立升（山東大學）從價值領域對孟子如何傳承和推展孔子的價值思想進行探討，認為人性本善是孟子推展孔子思想的價值根據，惟義是取是孟子推展孔子思想的價值取向，理想人格和理想社會是孟子所追求的價值理想。蒙培元（中國社會科學院）認為，天人關係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是孟子哲學的基本問題。在孟子學說中，天有三個層面的意義。一是物理層面的意義，即客觀必然性；二是生命層面的意義，即生命創造的目的性；三是價值層面的意義，即人的生命價值的終極來源。與此相應的命，具有二重性，即命運之命與性命之命。前者不可改變，是一種限制；後者則由人自己作主，是自由的問題。兩種命並不是截然分離，更不是二元對立，如同天的不同層面的意義不是完全分離和對立一樣；但其意義卻不相同。在此基礎上的天人合一，則是實現生命整體意義的心靈境界。郭振香（安徽大學）考察了情與孟子的反本求真之學，認為孟子之說多循本而發，且以本為貴，孟子中的四個「情」字即為孟子在逆求物、事、人之本的致思中所開闢出的一個重要哲學範疇，它泛指存在的本真之實，對《孟子》「情」之真義的識別與對孟子反本求真致思向度的把握既可以相互參佐，亦可謂相得益彰。路德斌從倫理學的角度考察了孟、荀努力之方向，指出孟學與荀學，同宗孔子卻形同水火，千百年來，雙方一直處在一個彼此相非、勢不兩立的態勢當中，抑揚沉浮，爭訟不已。但是不管是孟子所言之道德，還是荀子所言之道德，皆各有其適用的範圍和發揮作用的限度。它們是不同的，但卻不是對立的，因為兩者都是人類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人們需要做的並不是要在兩者之間二選其一，而是要學會執中用權，能夠隨時因應境遇的不同和變化，以作出相應的道德判斷和抉擇，該像孟子言時像孟子言，該如荀子言時則如荀子言，如此而已。劉示範（中國孔子基金會）認為以「義」制「利」是《孟子》的價值觀；《孟子》是「重義」並不「輕利」；《孟子》反對「見利忘義」；《孟子》堅持以「義」制「利」，以這種義利觀據守和追求最大、最根本、最長遠最大多數人的「公利」，它的出發點和歸宿是「以人為本」的「民本主義」，政治上反對專制和獨裁，主張「民貴」「君輕」和「仁政」。人類的實踐似乎已經告訴現代人：這種價值觀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具有超越時空的積極的普世性的借鑒價值。王春（山東大學）認為，孟子的哲學尤其是其心性理論大致可由必然與自由、自然與人為這兩條線索予以理清，而這都可以歸為「天人之際」的問題。一方面，孟子以仁義禮智出乎人性，遂賦名教以自然之義，由是踐仁由義之有為即順遂自性之自然；另一方面，孟子破「在外者」而立「在我者」，重「天爵」而輕「人爵」，明天人之際，而示可為之途，從而為人生確立起一種求則可致的價值方向。 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是學者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洪秀平（珠海平和國際語言村）認為孟子學說在儒家學說的傳承過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它與孔子學說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儒家學說的基礎——孔孟之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幹。孟子有淵博的知識和很高的道德修養，精神境界崇高，在中國學術史上影響至深。他的思想對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民族道德觀的形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湯恩佳（香港孔教學院）認為，孟夫子生在戰國時代，當時各諸侯國兵禍連年，殺人盈野，不講仁義。孟夫子繼承孔子學說，力倡王道仁政，肩負拯救萬民的重責。今天，我們應該用宗教來推廣孟子及儒家思想。這是一條更廣大的渠道，易於普及，使儒教大衆化﹑普及化，讓全民都可以分享孔孟的精華，從而提高人民大眾的人文素質。　 黃俊傑（台灣大學歷史學系）考察了二十世紀中外學者有關孟子學的研究成果，指出這些學者的研究進路可分為「內在研究法」與「外在研究法」兩大陣營，但兩者缺一不可，互為補充，互相發明。未來孟子學研究的三個可能的新方向為：孟子思想中的身心關係論與修養工夫論；東亞孟子學的發展及其思想的同調與異趣；全球化時代孟子思想的普世價值。身心關係論與修養工夫論是向內挖掘孟子思想的重要方向，並可與近二十年來日益受到注目的身體哲學互相切磋。東亞孟子學的發展及其思想的同調與異趣及全球化時代孟子思想的普世價值可以落實「後東亞出發思考」的策略，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為東亞知識界取得較為紮實的發言地位。

七、國外的孟子學研究　　崔英辰、鄭淵友（韓國成均館大學）認為《孟子·告子上》篇集中概括了孟子的人性論，而其中朝鮮後期的儒者們關心和爭議最多的部分是第3節《生之謂性章》。這是因為這一章節與朝鮮後期最大的學術論爭—湖洛論爭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場論爭與四端七情論爭一樣，是中國的朱子學在韓國實現本土化過程產生的、深化並發展了儒學思想的學術論爭。這場論爭與當時的政治情況以及對清意識密切相關，後來發展成為韓國的實學思想。邢麗菊以退溪、栗谷與茶山為中心論述了朝鮮時期儒學者對孟子「四端說」的闡釋，認為中國的傳統儒學者大都從心性、道德的層面來闡述孟子的四端說，很少將四端七情並舉。而朝鮮時期的儒學者們則大都將四端七情並舉，在兩者對比中闡述四端，並且將它們歸屬於理氣問題。性理學的代表人物退溪強調理氣不雜，認為四端為「理髮而氣隨之」；栗谷則強調理氣不離，認為四端為「氣發理乘一途說」；實學家茶山認為四端並非內在於人的心性中，而是行為之後的結果。他們各自的主張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是緊密相關的。(稿件來源：山東大學)

方爾加老師為我們講授《孟子》推薦的精彩段落(一)：1、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水言配命，自求多福。』」2、「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不長而揠之者，茫茫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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