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史「劍橋學派」代表人物、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學教授昆廷·斯金納。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史「劍橋學派」代表人物、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學教授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於近期到訪中國，在北京大學發表系列演講（四講），並將與部分政治思想史的青年學者展開對話。斯金納長期在劍橋大學學習和工作，1979-1996年任劍橋大學政治科學教授，1996-2008年曾任劍橋大學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2008年至今任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學教授。斯金納教授作為思想史研究領域「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馬基雅維里研究、英國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論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由他所倡導的「歷史語境主義」，業已成為近幾十年來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研究方法之一。斯金納教授曾於17年前與家人首次訪問中國大陸，遊歷北京、蘇州等地。但是對中國的知識界與學術界而言，此次北大四講，卻是大多數人首次有機會近距離聆聽他的學術演講。2017年4月4日晚，斯金納教授以「論文本的解釋」為題拉開他北大系列演講的序幕，報告廳內人頭攢動。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強教授主持本場講座。昆廷·斯金納教授計劃以馬基雅維利與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為本系列講座的主題。但是在討論具體的思想家以前，他認為有必要先討論解釋文學與哲學文本的方法。用他的話來說，我們在處理文本時應該持有一種怎樣的思想狀態才能得到最多的收穫？這正是本場演講的主題。

昆廷·斯金納教授計劃以馬基雅維利與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為本系列講座的主題。揭示文本的意圖性他首先提到在西方傳統中一種廣受歡迎的文本解釋路徑，那就是將文學與哲學文本從本質上看作是對信念的陳述（statement of belief）。但是斯金納認為這種方法成效不高，例如寫作戲劇時，作家顯然要將不同的觀點戲劇化（dramatize），使它們相互對抗，而自己則退居幕後。因此對於那些偉大的戲劇作品，我們很難設想可以明確了解作者的信念。哲學文本的情況同樣如此，斯金納以馬基雅維利為例做了解釋。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君主論》的第18章，馬基雅維利告訴讀者，如果君主想要保持權力，他就應當效法獅子與狐狸。根據傳統的解釋方法，這段話就是馬基雅維利所表達的信念，因此解釋者要做的就是解釋這個隱喻，即政治事業的成功依賴於暴力（獅子）與欺詐（狐狸）。但是斯金納認為這種解釋並不充分——馬基雅維利的寫作是有特定的文化語境的，他的《君主論》隸屬於於文藝復興時期廣泛流行的一種叫君主寶鑒（book of advice to princes）的文體。而在這一領域，當時的作家廣泛地受到古典作品的影響，尤其是西塞羅的《論責任》。如果我們仔細對比就會發現，馬基雅維利其實是在引用並諷刺西塞羅的觀點。所以，馬基雅維利並不是只是在陳述自己的信念，而是同時也在引用（西塞羅）、提醒（讀者）、質疑與諷刺（傳統的主張）、反駁（文藝復興的核心哲學價值），從而使讀者重新理解政治virtù的概念。斯金納由此推斷，馬基雅維利是在通過這句話介入（intervention）當時的政治活動，一種諷刺的、包含敵意的、輕蔑的介入。他認為值得關注的，並不是馬基雅維利陳述或肯定了什麼，而是他在做什麼（what he is doing）。因此他的結論是，在解釋文本時，最富有成果的方法是把作者看作是在介入不斷進行的社會辯論中。從更學術的角度來說，解釋的辭彙不應當只是傳統的有關意義的辭彙，而是至少也要以同樣的程度關注語言的第二個維度（即行動）；他想做的不是解釋文本的意義，而是揭示它的意圖（intention）。斯金納認為可以把這一主張應用到所有的哲學文本。不管它們有多麼抽象，我們都可以問一問，這個文本是想做什麼，是一種怎樣的介入，它與當時的思想現實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斯金納考慮到，這種路徑可能引起後現代批評家的質疑。例如德里達在1967年發表的《論文字學》中認為，當我們討論意圖時，我們討論的是一種心理事件（mental event），而對這種心理事件我們根本無法獲得確定性。對此斯金納的回答是，這些意圖並非是私人性的心理事件，而是公共性的。馬基雅維利和西塞羅的文本處於一種公共的語境中，因此我們在閱讀時能夠明白這一位是在批評、諷刺另一位。後現代批評家的另一種反駁是，我們永遠不可能消除歧義。不管我們說話的意圖是什麼，總是會出現意圖以外的東西，因為語言本身總是會蓋過說話者的意圖。斯金納認同這種觀點對文學研究的批判意義，但如果要拿它來批評他的解釋方法，則是不得要領的。他認為他討論的意圖不是與意義相關，而是與行動（action）相關，因為行動之所以為行動，正是因為有意圖的存在。因此後現代主義的所有關於歧義性的主張並不會影響他的有關「意圖性（intentionality）」的觀點。這種解釋途徑在斯金納看來有兩個意義。首先，所有的哲學文本，不管它們有多麼抽象，都是一種論戰性的介入，都是在參與當時存在的辯論，因此在哲學與意識形態之間並沒有一種絕對的分別。其次，如果所有哲學文本都是一種朝向公共領域的社會行動，那麼我們最終得到的不是某個個別作家的文本，而是話語（discourse），要理解其中一個文本就必須同時理解其他所有文本。

昆廷·斯金納解釋文本的信念然而斯金納並不否認解釋信念對於歷史學家的重要性。在講座的後半部分，他分析了兩種在英語國家非常流行的解釋文本之信念的方法。第一種方法認為，在識別文本的信念時，最重要的問題是要確定它是真還是假。用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話來說，這是因為虛假的信念會表現出理性推理的失敗。因此如果我們要試圖解釋一個信念，我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這個信念會失敗，於是進而去尋找，是哪些社會功能和心理壓力阻礙人們了看清這些信念的虛假性。以法國歷史學家拉迪里（Ladurie）對巫術的研究為例，他認為現代早期歐洲人關於巫術的無稽之談只能被解釋為一種深度的、混亂的心理壓力的結果，因此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解釋人們為什麼會陷入這種壓力。拉迪里的結論是，現代早期的宗教分裂導致了社會共識與信任的崩潰，因此當某些災禍發生時，他們就傾向於認為是鄰人在用巫術作祟。在斯金納看來這種方法存在著重要缺陷。因為如果以這種方式提問，那麼每當遇到被我們認為是虛假的信念時，我們就會把任務默認為解釋理性是如何敗壞的。但是，這樣做就是把持有合理、合適的信念與持有被歷史學家裁斷為真的信念等同起來了。這種錯誤存在於兩個方面。其一，某人可以持有真的信念，卻毫無任何合理的理由；其二，某人持有一個自信為真的信念，雖然被我們認為是虛假的，卻有著一些非常合理的理由。因此在做歷史解釋時，我們需要的不是區分真與假，而是區分合理持有的信念與不合理持有的信念。拉迪里的問題在於，他忽略了另一種解釋巫術信念的可能：這些相信巫術的人們，是否擁有其他的信念，從而為有關巫術的信念提供了理由？在這種情況下，相信巫術可能就是合理的，而拉迪里所討論的社會原因則完全有可能是不相干的。例如，當時的大多數人都相信基督教的《聖經》，而《聖經》反覆地告訴他們巫術是存在的，它能夠造成傷害。因此，相信巫術的存在完全有可能是合理的，它與其他信念共同組成了一整套融貫的信念。至於第二種方法，斯金納提到了英語國家的兩位代表人物：托馬斯·庫恩與理查德·羅蒂。羅蒂與庫恩都認為，我們沒必要探究人們的信念是真是假，而是應當關注一個人是否能使他的某個信念與他的其他信念相融貫，從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真的。羅蒂引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真理無非就在某種生活形式中可以理性地相信的東西。當代也有許多歷史學家開始採用這個觀念。例如，斯圖亞特·克拉克（Stuart Clark）在同樣研究巫術的《與魔鬼一起思考》一書中認為，歷史學家的目標應該是展示某個信念如何與一整套信念相匹配，從而證實，這些看似瘋狂的信念其實是具有合理性的。斯金納指出，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第一種方法的預設是，真理是與事實相一致的；而第二種方法則認為，真理就是融貫性，所謂真的觀念，就是能與其他觀念相一致，從而形成一種世界觀的那種觀念。但是斯金納對於第二種方法同樣不認同。在他看來，第二種方法雖然批判了一種文化帝國主義，但是對於合理性（rationality）的理解卻過於寬泛了。他認為融貫性是合理性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顯然，只有考慮到那些在社會中被認為能夠達到、駁斥或證實信念的理性方法，即那些被人們認為是科學的方法，人們才能持有某種信念。因此，除了融貫性以外，信念還需要有證據，這些證據必須是相關的（relevant）、可試驗的（testable），以及符合其他各種各樣的科學標準。對此羅蒂可能會批評道，這只是某種特定的關於合理性的觀念。但是斯金納認為，當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評論某些人的信念是不合理的時候，他並不必然是在從一種文化不正當地進入另一種文化，而是試圖以他們自己在社會中的思考方式為根據，判斷他們的觀念是否融貫，是否有證據等等。因此他討論的不是唯一的（the）合理性標準，也不是「我」的合理性標準，而是「他們」的合理性標準，這是歷史學家所應擔負的任務。因此在斯金納看來，整個理論的關鍵是概念相對主義（conceptual relativism）這個命題。他承認，他的方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確實是相對主義的，他將「持有真的信念」相對化了。他並不否認，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必須持有這種意義上的相對主義，以避免第一種方法所造成的文化帝國主義。但是，斯金納並不認為採取他的立場就必須採取概念相對主義的立場。與斯金納不同，像羅蒂那樣的概念相對主義者關心的是「真理」的本性。羅蒂在《哲學與自然之鏡》中舉了伽利略與樞機主教貝拉明（Bellarmine）之間關於日心說與地心說的辯論例子。羅蒂並不認為伽利略是對的、貝拉明是錯的，而是認為，貝拉明對日心說的反駁和伽利略對日心說的肯定一樣客觀，伽利略採用的無非是現代科學的修辭。但是斯金納表示，他關心的不是伽利略和貝拉明的對錯（雖然他認為貝拉明無疑是錯的），他的問題是：即使貝拉明的看法是錯誤的，對「他」而言持有這種信念是否是合理的？斯金納表明，他想討論的不是真理，而只是某些人的信念是否合適或符合理性。它們的情況會因信念整體（totality of belief）的不同而不同，而伽利略和貝拉明就有著不同的信念整體。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