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純屬巧合還是天人感應，這一年蝗蟲並未成災。　　先且不問蝗蟲為什麼收斂，久旱為何逢甘雨。看看唐太宗的肢體語言，透露出什麼？除了責備蝗蟲，不該為害農作物，致使生靈塗炭之外，他同時宣示和宗教家一般殉道的決心，——寧可讓蝗蟲喫他的內臟，也不希望蝗蟲喫百姓的穀子；寧可厄運上身，也不要百姓受苦受難。　　對蝗蟲說的這段話，另一方面也是對上天的祈禱文。因此唐太宗的傳達對象，一是蝗蟲，一是上天，還有呢，就是老百姓以及後人。　 　也就是說，與其說唐太宗是對天祈禱，不如說是藉此傳達他愛民如子，為了國泰民安，寧可捨身的偉大情操。口說無憑，必也伴隨著吞食蝗蟲這種噁心的動作，才 能信服於人。這是政治人物擅長的「作秀」。唐太宗時沒有電視機，但有史官記錄，傳諸後代，流芳百世，而消息經京師散播出去，百姓感動，全民愛戴。小小一個 舉動，寓意大焉。　　體恤民心這一點在唐太宗的詩歌中也有所流露。康熙在他的《講筵緒論》中指出：「詩以吟詠性靈，如唐太宗諸篇，未嘗不以天下黎民為念者。」現舉幾首太宗的詩略作分析：「洪濤經野變，翠島屢成桑。之罘思漢帝，碣石想秦王。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圖王」（《春日望海》）。　 　在觀海時他也未忘節慾治國。「寄言博通者，知予物外志」（《初晴落景》），寫自己詠物之意不在單純謳歌事物本身，而在於考慮治國大業。「已獲千箱慶，何 以續燻風」（《秋暮言志》），寫自己已享用千廩俸祿，自應有所作為，以解除庶民之困苦。唐太宗詠物詩的比重很大，但這些詠物詩也非單純吟詠事物，更多的是 借詠物來表達自己作為帝王的心志。「蕭條起關塞，揚苨下蓬瀛。拂林花亂彩，響谷鳥分聲，披雲羅影散，泛水織文生。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詠風》）， 唐太宗由風天的景象聯想到漢高祖的《大風歌》，想到自己應勵精圖治，勤政為民。「對此新登歲，披襟弄五絃」（《詠雨》），流露唐太宗關心民瘼，慶幸豐登之 意。另外，在他的《喜雪》詩中當他看到萬物被冰雪覆蓋、遮蔽的景象時，感慨到「懷珍愧隱德」，聯想到世間也會有懷纔不遇之人，於是深感慚愧。　 　在封建帝王的生活中射獵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唐太宗也有兩首表現該題材的詩作，然而他所表現的卻並不都是遊獵帶來的樂趣。《冬獵》的結句中寫到「禽荒 非所樂，撫轡而招憂」即是說明在打獵時，還憂慮國家政事。另一首《出獵》中更是明確寫道「所為除民瘼，非是悅林叢」，打獵的目的是為了為民除害，並非娛 樂。當然，筆者並不否認作為君王的唐太宗也有享樂、奢侈的一面，更不想說他沒有吟風弄月、賞心娛情的思想，而是認為分析一個人物應該與他所處的特定歷史環 境和該人物的身份、地位結合起來看。唐太宗作為一個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在他消遣娛樂之時仍不忘國事，不忘百姓，僅從這一點來看，唐太宗的人格也是值得肯 定的。　　恩威並舉在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方面，唐太宗雖曾多次派兵反擊突厥、吐谷渾等的侵擾，並進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渾等，但他主要還是採取以懷柔為主的羈縻政策。　 　他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對於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變其生產方式，社會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體制，尊重其習俗。在邊遠少數民 族地區設立羈縻府州，任命各族首領為都督、刺史等，以統轄本族。不但基本上不徵稅，而且還經常給各族貴族以大量賞賜。對於歸附的少數民族首領也很信任，不 少人被授以高級官職、冊封爵位。還幫助他們的部屬，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他通過「和親」的方法，進一步發展民族關係。又開通通往西域的大磧道和通往北 方邊疆地區的參天可汗道，以加強內地與邊疆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繫。　　唐太宗對少數民族採取的政策是比較成功的，促進了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也為唐朝樹立了聲威。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被少數民族尊奉為「天可汗」。　 　唐高祖起兵時，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一度對頡利可汗稱臣。及統一全國後，突厥不斷侵擾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頡利可汗以為有機可乘，率領重兵進逼長安。太 宗親自領兵隔渭水而陣，指斥頡利背信棄義，頡利無辭以對。在唐軍的嚴加備御下，頡利不敢輕進，結果雙方在渭橋上，「刑白馬設盟」，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鑒 於此，決心加強軍事訓練，提高士兵戰鬥力。每天引數百人在顯德殿前教射，親自臨試，對射中的人賞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為精銳」。太宗又整頓府兵制 度，改天下軍府為折衝府。當時共有軍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置府二百六十一，「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足以克敵制勝。　　正當唐太宗積極準 備反擊突厥的時候，突厥汗國由於頡利可汗「縱慾逞暴，誅忠良，暱奸佞」，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及被統治各部族之間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餱糧乏絕」，給唐 朝出兵以有利的時機。貞觀三年（629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幷州都督李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 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統軍十餘萬眾，分道出擊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馬邑（今山西朔縣）出惡陽嶺（今山西平魯西北），大破頡利於定襄（今內 蒙清水河）。頡利北走磧口（內蒙二連浩特市西南），途經白道（今內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於此，又把頡利打得大敗。李靖乘勝追擊，李勣又伏兵磧 口，堵住頡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頡利可汗窮蹙被俘，東突厥滅亡。原來隸屬於東突厥的各族都奉唐太宗為「天可汗」。唐軍在這次反擊戰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唐初，吐谷渾雖一度與唐通好，但多次侵擾蘭州、涼州等地，阻礙唐與西域的交通。貞觀九年（635年），太宗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率侯君集、李道 宗、李大亮諸軍進擊吐谷渾。李道宗在庫山（今青海天峻南庫庫諾爾嶺）擊潰了吐谷渾精銳。吐谷渾王伏允逃入沙磧。唐軍深入追擊，他們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難， 穿越上千裏的無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領的一支軍隊一直到達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竄中為部下所殺，其子慕容順降唐。唐軍凱旋，從而解除了 吐谷渾對河西走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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