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一个20世纪50年代人的沉沦故事

2013-11-11 16: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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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又可: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有没有一个这代人的稍微完整一点的故事?

张炜:20世纪50年代的人是特别复杂的,这拨人能力都比较强。他们的生存能力强。改革开放以后,最有作为的人常常在这拨里面,各个领域里面最有作为的人,很有一些20世纪50年代生人。他们最熟悉一些游戏规则——今天所有的规则都与过去旧的规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适应了新的规则以后,也就得心应手。他们的阅历和经验都是第一流的,既不同于比他们更老的那拨人——那拨人年纪大了,反应慢了——又不同于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这一代往往缺少经验和韧性。而20世纪50年代这拨人吃过大苦,经历过大场面,所以往往都是各个行当里面的领头者、成功者。但是这里面也有落魄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他们总的来说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但是一旦走向了实用主义,一个个也是蛮能干的,也会成为很成功的实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但稍有不同的是,他们一旦变成了实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也是非常复杂的心态,往往充满了痛苦和矛盾。这方面的例子特别多。当然这拨人的变化太大、区别也太大,千万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个人曾被称为某个地区的天才人士,他和许多人都差不多,从东北一个大城市下乡到一个山沟里,就是通常说的「知识青年」。这个例子也许十分说明问题。这个戴著眼镜的青年经过磨炼,最后能够像当地人那样推车种地,也懂得了不少中国农村的秘密。后来他爱过文学,写过书,总想法走出这个村子。在他二十三四岁的时候算是成功了,出版过的作品倒不多,但是他经商赚了一大笔。接著又是赔赔赚赚,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又是穷光蛋,最后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阶层的人了。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从离开那个小山村之后再也不想回去了。同样的,他从离开写作之后再也没有表达过对文学的崇敬之情——而过去他一度是爱文学爱得要死要活的,当成了生命。那个时候他很像一个精神骑士,富有牺牲的勇气,在半夜里谈到一些崇高的事业时,常常为没有献身的机会而痛苦得流泪。可是人们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他在不停地做各种各样商场上的事情时,可以说是坑蒙拐骗,做了不少坏事。那么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爱的下乡青年,几乎各种坏事都做过了。有人开玩笑,夸张地说:这个人不得了,除了劫持飞机以外,大概什么坏事都做过了。

朱又可:人的两重性。

张炜:这样一个人,他的能力和曾经的志向都不容简单否定。可是他做过的复杂事情也是事实,就放在那里。他有豪情壮志,在得志的时候几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要用大笔的金钱做最伟大的事业。认为金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最后就看这个力量投放在哪里了。他所说的道理听上去并不错,可惜实践起来是极为复杂的一个过程。他关于金钱和人生理想的许诺,并没有践诺。相反最后却是干了无数的坏事,整个人都堕落了。他被自己选择的道路腐蚀了,在能够获得这种「巨大力量」之前就垮掉了,所以后来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法再谈了。

像这样的道路以及实践者,好像并不太少,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点相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一个十足的流氓,也有可能曾为理想激动得彻夜不眠,慷慨陈词,好像一旦遇到了牺牲的机会马上就会冲上去,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他们是很能大喊大叫的,并且会让一旁的人也像他们一样激动不已。但事实是当他失意了,状态糜烂了,也就成为另一种人了,连以前的记忆都羞于提起了。这种在两极状态下生存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好像耻于做中间的人,就是说做平平常常的劳动者,那是不可想像的,那样太无能了。他们如果真的发了大财,成为一个大财东又会怎样?真的就可以指望吗?可以像他们原来许诺过的那样,将金钱这种「巨大的力量」投放到伟大的事业上去吗?那什么又是这种「伟大的事业」?他们说得清楚吗?

有过伟大梦想的一些人,有的发达了,也有的生活得很狼狈。这批20 世纪50 年代生的人,从不同的生活轨迹上会发现许多相异处,也有不少相同处。有人在某一个方面成功了,却同样无法阻止自己的沉沦和颓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是「壮志未酬」。

朱又可:你说的这些人,他们的出身一般都很好。

张炜:出身可以是正经的什么世家,比如出生在某一个城市里最有名的「橡树路」,是那样的一个后代。但堕落许多时候是不讲出身的。书中常常不忍把他们写得那么恶劣,但有时候实在也没有办法。我刚才举东北城市那个例子也构不成《你在高原》里的林蕖,因为林蕖比他们更为老谋深算,同时也要发达得多,是亿万富翁。这种亿万富翁所谓的积累金钱要有伟大的使用,要改造社会的雄心和抱负,大半是不会实现的。这种人不少,他搞一个实业,但是最后发现那种「伟大的使用」并没有机会,于是又转向了另一种使用,过起了糜烂的生活。但是要说他心里面理想主义的抱负完全熄灭了,也不全对。或许还有一点,或许他还在找机会。比如有的人把钱投向了报纸和出版,想再度接近「精神」,后来却同样是利益行为。这部分人有点像林蕖,在《橡树路》里和在《忆阿雅》里都出现过,他们几乎个个都曾经是大学里的热血青年。

朱又可:改变他们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

张炜:他们一般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剧烈动荡,转向了商业。许多人公职都不要了,或辞或被辞。这拨人里不少的富豪,有能力,有理想。理想是力量,能力是整个复杂的社会阅历给他们的。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这诸多条件结合起来,很是不同。在中国不成熟的商场游戏里面,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强者。最早富起来的一拨人里面,这类20 世纪50 年代生人占的比例很大。

朱又可:为什么是这个年代的人?

张炜:这个年代的人是允许高考之后第一二拨上学的人,1977、1978级的,到1979级就结束了。这两三拨考生是中国社会沉淀下来的,这么一部分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是20世纪50年代左右生人——当然也包括20 世纪40 年代后期,这不能划得太严格。这部分人高考以后,成为长期社会动荡之后第一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那时候考大学多难,招生少且报考人多,而且社会上有很多位置等待他们,毕业后顺利就业,大多是较好的岗位。这部分人对外的触角打开得最早,了解世界上的事情最多,对国内情况也最熟悉。当社会到了某种转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敏感地抓住机遇,投入进去。所以他们成了一个时代里最重要的人物。后来他们直接和间接地参与了更大的事情,没有成功,十分绝望。一个迂回的路线就是去赚钱,搞实业,搞商业。大富翁里面占比例最大的就是这拨人了。他们刚开始赚钱不是为了做一个富翁,而是像林蕖一样,准备一种「伟大的使用」。如果看书会发现,包括那个精神病人用他的疯言乱语说出了很多秘密——他们要积蓄一笔大钱,结一个更大的网,这是雄心勃勃的,不得了。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个社会迅速被娱乐和物质瓦解到难以回返的程度,最后连他们自己这个阶层都被物质主义、奢华腐败的生活给弄得骨头酥软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自己既不可能行动,也没有人和他们一起行动。整个族群失去了筋脉,都被物质主义这只手抽掉了。

这有点像齐国临淄。那种物质主义把什么都腐蚀掉了,以前那么严酷的追赶和打杀,都涣散不了稷下学宫这一批学人的精神。但是这个物质主义力量就这么大,最后的齐国完全没有力量了。人在这个时候的绝望才是真正的绝望——他们发现金钱没有「伟大的使用」,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是第一;第二,更可怕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和同伴,这帮最有希望的人也被物质主义打倒了。这方面的例子在现实中太多了。现在再想在这拨人里找一个非常清醒、顽强、有足够韧性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很难了。有一部分人早就变质了,他们是合流者、合谋者。这是让许多人感到痛苦和绝望的事实。

书里这方面没有过于展开,没有那样的笔墨空间。但事实上这种痛苦是很沉很沉的一根弦,那根弦很粗,不是高音,但是一旦拨动,会轰击心灵。这是整部书里贯穿的一根老弦。所谓的20世纪50年代生人的悲凉、痛苦、绝望、沉沦,让我们站在边上的第三者看起来,都会有一种大疼。如果看仔细,才会理解这个话。《你在高原》删去的60万字,影响了一根老弦的共鸣。不过这根弦,这根老弦仍然在弹拨,它仍然引起那种震耳欲聋的和声。

朱又可:你觉得这种灵魂沉沦了?多少这样的灵魂沉入了地狱之境?

张炜:难以从头言说。很多很多,心里装了大事的人,他们是痛苦的。这些人智商很高,各方面知识的准备很充足。他们哪里是另一种土老帽实业家所能比的。他们每个人都是西装革履,手提皮箱,健步如飞。整个皮箱里全是钱,贿赂,飞车,用钱摆平一切。他们跟有权有势的人合伙做事——看起来在一条船上,其实完全是两条心。他们可能做著更大的准备。他们最终不想要一座银库,这个银库完全不是林蕖的目标。但是后来我们大家都没等来这个「伟大的使用」。整个事件的深刻性和悲剧性就在这儿。

那是一根老弦,任何杰出的书里都应该埋一根老弦。中国的弹拨乐有这样的名字:中弦、子弦、老弦——子弦就是最细的弦,老弦就是最粗的那根弦。光有细弦的尖音,拨响了很刺激人,很多人听了以后会振作,很提神、很惊讶。但是老弦弹拨一下,会把心底振动。

(摘自《行者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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