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7日晚上7點，由法律出版社·《中國法律評論》主辦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理學」學術沙龍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學術報告廳隆重舉行。

參加本次沙龍的嘉賓有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季衛東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舒國瀅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徐愛國教授、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桑本謙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陳景輝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馬劍銀博士、清華大學法學院聶鑫博士參會。

召集此次學術沙龍的始因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徐愛國教授在《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2期批評欄目刊文《論中國法理學的「死亡」》。由此引出：中國法理學是真亡，還是假寐？中國法理學的死亡，是自殺，還是他殺？中國法理學的根基何在？中國法理學如何在超越中再生？一時間引起法學界矚目熱議。

本次沙龍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陳景輝教授同時客串主持，七位嘉賓分別對「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理學」作了十分鐘的相關主題發言，隨後進行了熱烈而富有成效的討論。

北京大學法學院徐愛國教授以「地主」之份，首先作簡要發言，他認為從非法律的語境中分離出獨立法律知識與法律理念，是中國法學新生的緊迫任務。舊法律理論和法律意識形態不死亡，一個全新的法學就不會誕生。其中，需要死亡的，首當中國法理學。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季衛東教授指出，討論中國法理學的價值於當下具有特別意義，法理學意識形態是當下需要思考的問題，需要思考市場、政府和社會主義，三者如何結合，其中的基礎是實踐哲學。而法教義學與實踐哲學的爭論，在本體論上沒有突破，故而不得不在方法論上翻新。法教義學是方法論或者學派，法理學要追求普世價值，要為法律制度的變遷提供發展方向。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舒國瀅教授結合多年的思考指出，當代中國的法理學到了需要反思的時候了，病因最主要是來自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或者說二者之間內在的張力。在將法理學塑造成一個健康的學科方面，第六或第七代法理學家將大有作為。他還提出了對青年學者的幾點建議：不要想當國師，要潛心做學術；不要滿足於民科的水準研究法理學，要進行專業研究；專業方面首先要把握好法理學的學科體系和經典理論；不要追求作公知，否則容易走火入魔成為公害。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桑本謙教授認為「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法理學不是假大空，也體現在所有的個案中。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法理學，其實多種理論可以競爭法理主導權，要求局勢能夠先說服自己，再說服民眾。所以至少能夠做到以下三點：能夠解釋法律現象和問題；能夠批判現存的法律漏洞；能夠清晰簡潔。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馬劍銀博士的觀點非常犀利，他認為中國法理學壓根就沒有出生過，只有jurisprudence in China，而沒有jurisprudence of China。法理學在中國遇到的困境有：百家爭鳴實際上是自說自話；意識形態的限制；與科學、政治、哲學的理論前沿發展相比落後很多，缺少法理學與其他學科的溝通；沒有深入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他提出應該打破學科間的界限，研究經典與未來，放下學派之爭，先做學術規範。

清華大學法學院聶鑫博士從比較法史學的視野提出了法學家難以避免自身的政治立場，也考慮現實責任。在當下，法理學與法教義學有著中國特色的平行線關係，而美國、德國都不是這樣。法理學的發展，可以考慮「通過法教義學，超越法教義學」。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陳景輝教授從徐愛國教授《論中國法理學的「死亡」》一文出發，同意徐文的法理學問題現狀，但對問題產生的說法有不同，對解決方案的理解也不相同。他提出了兩個問題：（1）是法理學「教科書」死了，還是法理學「學科」死了？（2）是中國「法理學」死了，還是「中國」法理學死了？陳老師認為不存在所謂「中國法理學」，只有一般意義上的法理學，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法理學屬於「理想」的規範體系，而部門法包含「非理想」的規範體系及實踐層面的規範體系，而法教義學與部門法學的重疊，必然會導致它的「死亡」。

頭腦風暴

隨後進入嘉賓自由討論和現場觀眾提問環節，頭腦風暴，精彩紛呈。沙龍持續近三個小時，最後在意猶未盡的氛圍中圓滿結束。

中法評 · 會客廳

本次沙龍討論的精彩內容將獨家刊於《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3期對話欄目，敬請期待。本次活動版權由《中國法律評論》編輯部獨家持有，任何媒體（包括自媒體）非經授權，不得發布討論內容。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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