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對公權力執法過程中「我弱我有理」的評價變化過程和複雜情緒
輿論對公權力執法過程中「我弱我有理」的評價變化過程和複雜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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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從瑞典遊客事件看中國社會輿論」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篇）】
另外兩篇是：
上篇：日常交往中，我們應該如何擺正來華外國人的位置——瑞典事件引發的思考
下篇：駐外大使館積極為中國在外公民利益懟外國政府，不但應該支持，以後還要成為常態化
中國社會輿論對公權力執法過程中「我弱我有理」邏輯的評價變化和複雜情緒
2018.9.17
瑞典遊客事件，之所有會有這麼多的關注，一個原因是，這件事彙集了至少網路上的四個敏感情緒點。
一般事件，涉及到一個網路上的敏感情緒點，就會有小規模內的網路輿論生成；如果是兩個三個，那就較容易引發比較大的輿論關注。
當然了，除了數量之外，敏感情緒點的引發時機、事情的嚴重程度、情緒點的敏感程度，也會對輿論關注度的大小產生影響。
在本案中，這四個敏感情緒點分別為：
1、對「按鬧分配」、「我鬧我有理」的觀感。
2、對「警察粗暴執法」的觀感
3、對「敢於處理外國友人」的觀感
4、對「外交部為遊客發聲懟外國政府」的觀感
當然，其實如果再細分，不止這四個，比如還有「中外衝突」的點、「外國公權力行使」的店、對「剛性社會規則」看法的點、「出國遊安全」等點，但也是可以合進這四個裡面的一個或幾個中的，就不再分開討論了。
其中，關於第3個情緒點的意義，我昨天已經寫了一篇文章來分析，可以參考這裡：
日常交往中，我們應該如何擺正來華外國人的位置——由瑞典事件引發的思考
本文重點討論一下1、2。至於4以後有時間再說。
1和2在輿論場上經常是密切相關的，這裡合在一起談。
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加深，人員流動頻繁程度遠超過往，使得過去低人口流動下產生的人情社會逐漸瓦解。而陌生人之間需要新的規則去約束彼此的社會交往，這就在新一代受過教育的、在大中城市工作的年輕人當中，產生了對剛性的規則的需求，而不再是過去老一代人在低人口流動條件下形成的對「人情社會」中的「軟規則」的理解。
那麼兩種不同規則的理解，就必然會產生衝突。
如果對互聯網輿論的歷史有印象的話，會發現一個問題，中國互聯網輿論史上，越往前翻，對「警民衝突」時站在「被執法者」這一邊，而不是「執法者」這一邊的網民比例是越高的。
甚至到了2011年左右，凡是警察用了強制力的（要是萬一對被執法者造成了傷亡那更麻煩了），基本上網民還都是一邊倒罵警察。
前後輿論場的差異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一，是本世紀初乃至更早的時候，警方自身規範性還不強，執法相對隨意，形式上容易簡單粗暴，加上破案手段不如現在多，在指標壓力下又容易導致冤假錯案。加之互聯網剛剛興起，警方暴力執法這種事比以往的傳統媒體時代更容易傳播。那麼對於普通公眾來說，與「警察不作為」可能造成的損失而言，「警察亂作為」對自己造成的損失可能是更大的。所以，很多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在輿論上支持「被執法者」，潛在層面上會保護到自己利益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在房地產迅猛發展的年代，警察經常和「強拆」等負面新聞出現在一起，這種對「亂作為」的恐懼，也增加了民眾的傾向性。
原因二，是2012年之前「自由主義」和白左思維在中國互聯網上的影響力。
那段時間，網路上某些公共知識分子甚至借某位知名作家的話，把這樣一個說法奉為經典：「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撞的雞蛋之間，我永遠都站在雞蛋一邊」
如果網齡超過五年，應該是能記得這句話的。
這其實就是「我弱我有理」的文化人表達方式。如果現在在知乎上再持這句名言，恐怕要被罵的。
很多自由知識分子出於對政府的反感，對公權力的「警惕」，因此，凡是遇到公權力和違反或不違反規則的平民之間的衝突時，都會把這件事看做是一個打擊公權力的好機會，因此極力批判，對執法過程各種挑刺。著名的「為什麼不打腿，罪犯也是一條命啊」的質疑就是那個年代的產物。
當時互聯網上，隨便一張照片，比如警察面前有一個人在下跪，或者一個人躺著抱著警察的腿，輿論就會批判警察，你看，民眾都被迫給你們下跪了，都躺在地上嚎啕大哭了，你們還無動於衷，你們多壞！這個國家的體制一定是出了問題！
至於照片背後到底是什麼故事，是個什麼樣的前因後果，大多數人是不關心的，發泄不滿就行了。對公權力是否應該壓制某些宗教擴張的態度，網路輿論同樣是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這點就不詳細說了。
原因三：西方社會內部真實情況的信息越來越多傳到中國，由此帶來的思想衝擊。
2010年之後，移動互聯網出現並迅速發展，同時中國人出國留學、旅遊、工作機會迅速增多。信息來源擴張+發聲渠道擴張+接收人數增加，這打破了幾十年來少數「文化人」、「意見領袖」對西方世界的「民間解釋權」。民間對西方世界的觀察迅速變得多元化。
由此，西方國家裡面一些警察執法的畫面和介紹，也被更多的中國人所廣為知曉。而發達國家裡面警察執法過程中「說一不二」、「必須嚴格遵守警察命令」等印象，傳到中國網民這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其中不少人對警察執法過程的理解。
要知道，發達國家的一些具體事務上的做法，對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的民間輿論，還是很有影響力的。很多人討論問題的時候都經常會用這樣的論據：你看美國/日本/歐洲就是這樣做的。
原因四：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催生了對剛性社會規則的需求
對於一個農業社會，或者工業化還不深的社會而言，人口流動較少，人情化社會的特徵就容易顯現。在這樣的社會裡，家長裏短、鄰裏小矛盾、低頭不見抬頭見，這些特徵就使得警察傾向於「和稀泥」，因為他會覺得，都是親朋鄰裏，小矛盾沒什麼大不了的嘛，互相理解一下不就好了嗎。甚至基層還有這樣的情況，丈夫家暴，警察把丈夫抓了，結果妻子卻不願意了，向警察要人甚至抗議。
而工業化的發展帶來的更多的「掙錢多」的工作機會，這些工作機會往往又在大中城市，這些機會吸引著全國各地，口音不同、文化習慣不同、學歷背景不同、城鄉差異的各色人等來到同一個地方，工作，買房，娶妻，生子。過去的廠礦機關、單位大院、農村生產隊的熟人式生產生活環境，變成了寫字樓、商品房小區這樣的陌生人社會。樓上樓下可能連話都說不上幾句。那麼，這麼複雜的各色人羣，要是發生了糾紛，在客觀上就沒辦法用「熟人社會」的規則來解決問題了，因為大家對「人情規則」的理解可能都有地域或者文化上的差異，彼此也沒有什麼交情或者沾親帶故。
這樣，自然就催生出一種對「剛性社會規則」的需求，這種規則要求儘可能有操作性，而且規則明確，都擺在紙面上，執行力要強，儘可能少的有模糊空間，人對結果的因素要降到最低。
原因五：80後、90後甚至00後的年輕人開始逐漸佔據了互聯網話語權
上面一個原因說，工業化發展帶來的機會導致了對剛性規則的需求。那麼中老年人去背井離鄉去大城市找個地方打工，重新買房生子生活的可能性大嗎？顯然不大。能有這樣機會的，往往都是受過一定教育，在大中城市裡有讀書、生活、工作經驗的年輕人。他們一方面在客觀上有對剛性規則的需求，另一方面又熟悉互聯網思維，願意通過互聯網發聲表達，還有移動互聯網使得這些年輕人發聲渠道更加多元化。
原因六：警察執法文明化和規範化
這十多年來，在公眾的監督和輿論壓力之下，警方自身的執法也在不斷規範化和文明化，比如執法記錄儀被越來越廣泛的應用，比如新一批學歷較高的新警察補充進了隊伍，等等。
另外，天網監控、DNA驗證等技術的發展，使得破案工具更加強大，過去那種「為了破案而想外招」（比如刑訊逼供等）的壓力客觀上得到了減輕。
再者，警察隊伍內部的管理也在不斷加強。
原因四和原因六的共同作用，導致了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羣眾（尤其是年輕人）對警察的「亂作為」沒有以前那麼擔心了，同時城市化帶來了不同人羣的衝突，使得對警察「不作為」的不滿上升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說，這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可以相互轉化，即主要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上升為主要矛盾。」
以上是對1、2的社會輿論思潮來龍去脈做的分析。
其實很多人這麼關心瑞典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國內事務情緒的投射。這種投射包括四個方面，在本文開頭已經介紹過了。
那麼，未來我國的公權力在基層普通糾紛事務上的執法是否會改變現在的「我弱我有理」、「和稀泥」、「按鬧分配」的邏輯呢？
最終肯定是會改變的，因為城市化會繼續，工業化會繼續，對剛性規則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時間流逝，一個社會的舊人肯定會被新人逐漸替代的。
但改變也不會是那麼快，因為這種需求出現不久，還不太穩定，輿論還經常搖擺，甚至經常自己就做不到剛性。
比如我舉個例子，很多人說，看到這位中國遊客在瑞典大哭大鬧倒地，就立刻想到了國內一些鬧的，碰瓷的。那麼好，我如果把這個例子換回中國：
如果是一個中國遊客，在中國的酒店這樣做，被中國警察擡出去扔到近郊了呢？
當然，受瑞典事件的影響，有些人肯定會說，我也支持！我相信輿論也會支持！
那麼，我們把遊客身份換成警察和小販呢？如果小販違反了不許擺攤的規定，按照某個城市的規定應該被扣留三輪車和貨物，不能再賣，而小販不同意，沒碰就順勢躺倒，在地上大哭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所以警察只好按照某些從北歐先進國家學習來的「慣例操作」把他帶上車扔到了近郊地鐵站了呢？
這個時候社會輿論還會覺得應該「按照條文」去「剛性執法」嗎？恐怕就有動搖了吧。
那麼再進一步，如果這個小販被帶離現場扔下之後，很不幸死了呢？
這個時候社會輿論還會因為警察執行了文字上的規定，就繼續支持他嗎？
如果再再進一步，媒體又發現，這個小販家裡孩子有殘疾，老婆有病，家裡生活很困難，冬天還沒有通天然氣取暖，一家人靠他這個頂樑柱過日子，現在整個家都塌了呢？
如果再配上一段採訪，孩子哇哇大哭，母親抱著孩子不住流淚，背景是開裂的牆皮，簡陋的飯菜，和搖搖欲墜黑乎乎的桌子呢？
輿論還會僅僅因為警察確實執行了「字面上的」條文，而一如既往堅持支持警察嗎？難道不會引發公眾對傷害「弱勢羣體」的憤怒嗎？公眾難道不會聯想到高房價、看病難……這些自己被割韭菜的痛苦，然後把這些投射到直接造成了這樣慘劇的執法者身上嗎？
如果我們真的要從「剛性」、「講規則」的角度看，警察是不是在現場應該對被執行人做某個動作，按理說，應該是看法律條文和執行守則的，而不應該看這個人家裡有什麼人，孩子是不是有病，老婆是不是怎麼怎麼樣，生活是不是困難，是不是有客觀上的苦衷，是公務員、富人還是受同情的小販、是有錢的遊客，還是沒錢的韭菜的。這些都不是警察在執法現場應該考慮的東西，他也不太可能掌握這些信息，即使掌握了，在條文上也沒有被允許參考這些來選擇性執法。
而且，如果警察執法動作本身沒問題，他死和不死，甚至也都不應該成為判斷依據的。誰知道他有沒有病，這個是警察沒法判斷的。
但輿論評價的時候，可能做到這麼客觀、冷靜，中立，甚至冷酷嗎？能做到不摻雜其他的社會情緒，而僅僅就事論事嗎？
如果輿論做不到，那對於警察而言，如果我嚴格執法，出了事（比如傷亡）輿論會大量指責我，會引發網路上的憤怒，我可能會丟工作；反之，如果我和稀泥，糊弄過去，頂多隻是有人不滿，卻不會釀成公眾的情緒上的激動。
兩相比較之下，自然是前者的潛在成本高啊。那麼為什麼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甚至還可能出現「薛定諤式」的社會輿論。比如由於執法對象不同，執法對象的過往經歷、遭遇不同、以往是品學兼優還是考試作弊、是富二代還是貧困山區的孩子，爹是局長、開發商還是程序員、自己是人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中產階層，還是沒上過學默默無聞的阿貓阿狗，都可能會影響到輿論對執法結果做出不同標準評價的傾向。
很多人覺得自己能抵抗「我慘我有理」的邏輯，其實可能只是因為沒有遇到，或者是遇到了甚至都沒覺察到自己也陷入了這樣的邏輯。
而且更複雜的問題在於，社會上還有很多支持這種邏輯的人啊，他們的民意同樣也是民意啊。作為公權力，同樣也會受到這部分人的壓力啊。
還有更多的朋友，只是對有意識的、主動表達的「我弱我有理」產生了情緒上的應激式反感，但如果「弱」的信息並非是從當事人嘴裡說出來或者表達出來的，而是第三方無意透露的，把「主動賣慘」變成「無意中露出的悲慘」，很多人又會被俘虜了，又不能「按規則思考」了。
說的不客氣一點，大多數人是沒有能力真的做到非常冷酷地就事論事的，在評價時總是會多多少少摻雜一些其他因素帶來的社會情緒。而且如果真的做到了，把社會變成一個犯點小錯，稍微觸碰剛性原則，就引發冷酷制裁的環境的話，到時候，恐怕有些人是要「葉公好龍」的。
其實，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歡明確標定、剛性規則的社會，因為從小就是比較不喜歡各種人情世故的，尤其怕給別人添麻煩，最頭疼各種「沒有公開亮在紙面上」，或者「在紙面上但模糊執行」的軟性規則。以我「怕給別人添麻煩」的心態，很難做到去通過「人情運作」去獲得軟規則中的利益。我最希望的，就是整個社會運行在完全透明的規則之下，你甚至不需要有任何人情交流，只需要按照規則去調用各種機構提供的介面，就能活的很好很流暢的那種。相反，如果有人去破壞這樣的剛性社會規則，以非合法的形式和參數去調用這些介面，就會遭到嚴格的懲罰。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對於很多朋友而言，那樣的社會其實不一定順你的心意。因為中國社會的人情化傳統存在已久，這些傳統也同時存在於現在活著的每個人身上，只是多少的區別。如果真的「剛性化」，很多人到時候是會「葉公好龍」的，是會懷念「濃濃的人情味」、「最美的風景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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