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世界銀行於1994年10月發佈了一篇名爲《防止老齡危機——保護老年人及促進增長的政策》的報告，正式提出了“三支柱”養老金改革模式的建議，其核心在於通過多個模式的不同養老金支柱來應對單一制度內老齡化帶來的問題。據此，我國也逐漸建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

然而，我國現行的養老體系存在着較爲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最直接的體現便是第一支柱（社會養老保險）的“一枝獨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國人的養老保障對其過於依賴，從而使國家負擔了過多責任，造成了養老金缺口對於財政的裹挾。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9.42億，積累基金超5.4萬億元，“全覆蓋、保基本”的目標早已基本實現。然而，根據2017年底人社部發布的《中國社會保險年度發展報告2016》，全國已經有13個省份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的可支付月數不足1年，個別地區赤字超過200億元，這給當地的財政以及民生造成了巨大壓力。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公共養老金採取的是現收現付制，由當期工作人口納稅融資支付給當期的退休人口作爲養老金，體現了現代社會資源的代際再分配。而人口生育率的逐年走低與勞動人口的逐年下降，必將導致人口撫養比的急劇下降——說得通俗一點，現今需要2個繳費者贍養2個退休人員；而到了2050年，極有可能會演變爲1個繳費者贍養1個退休人員。這便給給年青一代未來的養老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

相比之下，第二、第三支柱的發展則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其中，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具備了一定規模。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已經有8.7萬戶企業建立了企業年金，參加職工人數近2400萬人，積累基金近1.47萬億元，但總體上看，企業年金、職業年金仍然發展遲緩，不足以滿足職業人員多元化的養老金需求。

與前兩者相比，作爲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發展就更加滯後了，不僅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覆蓋面也只佔很小一部分，目前還難以充分發揮對社會保障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自本世紀伊始，我國人口結構就已經具備了老齡化社會的特徵，即65歲以上老人所佔比重超過7%，後來這一比重節節攀升，到2018年更是達到11.9%。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預計至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數將出現“倒V型”反轉，屆時最低人口預測值爲6.13億，其中可能有超過一半的老人。

可是，養老金的入不敷出，着實給國人留下了一道難解的題。

倘若放眼全球，公共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國家並不在少數。

世界經濟論壇的一份名爲《我們都將活滿百歲：怎麼才能承擔得起》的研究報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六大養老金儲蓄國（美國、英國、日本、荷蘭、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面臨的養老金缺口高達224萬億美元；計入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超級大國，養老金缺口預計達到400萬億美元，相當於目前全球經濟總量的五倍。這不僅將對人類後代生活造成沉重負擔，還將令現代化國家的養老金體系陷入嚴重危機。

當然，還有許多沒有出現在名單裏的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困境，比如德國。

事實上，德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養老保險的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爲國民提供了全面保障，而公共養老保險是絕大多數退休者的主要生活來源。而今，德國的老齡化日益加劇，預計到2030年，德國人口規模將從現在的8200萬減少到7700萬，到2060年進一步縮減到6500萬；屆時，每三個人中就有一位65歲以上的老人。到2040年，領取養老金與繳納養老金的人數比將從53%增至73%。

正因爲如此，德國的養老金池開始捉襟見肘，2015年德國養老金支付出現40億歐元的赤字，到2018年赤字額逼近80億歐元。此外，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學的研究成果，收入最高的20%的人領取了40%的養老金，收入最低的20%的人則只拿到7%，變相地導致了貧富差距的加大。

再如希臘，之所以會經歷債務危機，其根源之一就是希臘嚴重的老齡化導致了養老金虧空。2010年，希臘的公共養老金支出佔GDP的11.6%，2015年更是花了22.7%的普通財政預算來填補養老金漏洞。受制於老齡化保障的財政支出快速飆升與勞動人口規模的萎縮，國民經濟的生產力、消費力、發展力不斷下降，收入無法覆蓋支出，最終只能繼續通過政府舉債彌補缺口，並最終導致政府債務危機。

話說回來，養老金體系出問題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爲最初在設計這一體系時，全球範圍內的人均壽命並不高，換句話說，每位老人退休之後能領養老金的年頭較短，再加上當時的老齡化程度沒那麼嚴重，故短期內無須擔心養老金不足。

然而，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的人均壽命越來越長。世界經濟論壇報告預計，2007 年以後出生的小孩都可能活到 100 歲，而美國、加拿大的人口中有一半人最長可以活到 104 歲，日本則是 107 歲。

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進程的迅速加快也導致勞動人口越來越少。工作的人少，領養老金的人多，再加上人類生命週期的延長，必然將會對我們的傳統社會保障系統產生深遠的影響。

如此一來，單純依靠政府財政早已無法較好地緩解養老壓力，這一事實也在世界各國普遍應驗。於是，不少國家開始積極探索養老金市場化運作，將目光聚焦在商業養老保險上。

爲什麼是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呢？

按照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的解說，“商業養老保險是一種市場化、門檻低、靈活度高的個人商業養老方式，既能爲第一支柱（社會養老保險）補缺口，緩解基本養老和財政壓力，也能爲第二支柱（企業年金）補短板，使更多老百姓能夠不受就業形式和所在單位條件限制，建立個人商業養老保險計劃。”

在我國，隨着社會老齡化日漸加深，勞動者自身對通過養老保險來提升養老保障水平的需求日益增長。同時，近年來靈活就業、彈性就業等新型就業形式不斷涌現，對現行社保制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由於我國現行社保制度仍是基於正規就業的框架設計，對於缺乏僱主的靈活就業者缺乏規範管理；同時，從繳費水平來看，靈活就業社保繳費全部由個體全額承擔，對中低收入羣體的確是筆不小的支出。這就可能出現一種情況：有點經濟實力的不願參保，有意願參保的又無力承擔繳費。如何將更多人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已成爲當前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一個課題。

基於上述背景，發展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可謂正當其時，這對於養老金體系至少有兩方面積極作用：

第一，可以使整個體系更爲平衡、更加可持續。第一支柱養老的壓力很大，空間也有限，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都很小，尤其是第三支柱的體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大力發展商業養老保險，整個養老保障體系就會更爲立體與多元化，架構也會更加平衡，真正形成實質性的“多層次”而非形式上的“多層次”，從而有效抵禦養老金不足帶來的種種風險。

第二，可以積累養老金資產。我國養老金資產的嚴重不足已不是祕密，據測算，2015年，我國養老金體系三個支柱積累的養老資產約爲5.758萬億元，僅佔GDP的8.51%；而美國同期三個支柱積累的養老金資產總量爲25.4萬億美元，佔GDP的152%。相比之下，我國養老金資產的積累亟待提升，否則難以適應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障的要求。這就迫切需要發展商業養老保險，以增加養老金資產，緩解養老壓力。

至於如何發展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總體上看，世界各國目前尚處在探索階段，而一些走在前面的國家已經具備了一些成功經驗，在此以德國的養老保險改革實踐爲例加以說明：

改革前，德國的法定公共養老保險是主體，企業養老保險和私人養老保險是補充，這與我國目前的情況大體相仿。當意識到養老金危機後，2001年，在當時的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的聯盟政府推動下，德國開始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養老保險改革，將名義上的三支柱體系真正做實。

具體而言，一方面，通過直接補貼、稅收延期和給予企業稅收優惠的方式，支持企業建立職業養老金；另一方面，通過頒佈《老年財產法》及其修正案引入了具有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的里斯特計劃，將滿足認定資格的保險公司、銀行、基金公司或德國住房互助儲金信貸社都納入到可以提供里斯特產品的範圍內，通過搭建多支柱的綜合體系，達到穩定公共養老繳費率、降低法定養老保險替代率的目的。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仍有大部分人認爲，個人的養老問題應該靠政府來完成。可現實的窘迫就擺在那裏，作爲典型的未富先老人口大國，我國面臨的養老挑戰遠比其他國家嚴峻。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有人真的吃飯沒掏錢，也一定是因爲別人替他掏了。倘若未來某一天，沒人願意再爲他掏錢了，又當如何？

與其眼睜睜地看着，不如換個思路靠一靠自己，或許面對現實是更爲理性的選擇。

事實上，個人養老投資正迎來新的利好。2018年3月初，證監會正式發佈《養老目標證券投資基金指引（試行）》，支持公募基金行業服務個人投資者養老投資。業界普遍認爲，這是中國政府推進養老金改革、完善養老體系的重要一步，同時，也開創了公募基金服務個人養老新時代。

誠然，在當今社會，要想跑贏通脹並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儲蓄早已不是最佳選擇。而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長期來看，儲蓄養老不如投資養老。因此，人們或許也可以通過購買商業保險與養老基金等方式，在實現財富增值的同時，爲自己的老年生活增加籌碼。

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到任何時候都不失爲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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