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灑落貪腐是表，本質是財富集中，在農耕時代就表現為土地兼併。

明朝末年的內憂外患，其根本原因不是貪腐，而是土地兼併造成的稅源枯竭。

明朝中期以後，朝廷稅收的基礎自耕農大量破產，而有功名的士紳官僚階級有稅收優惠甚至免稅，大量的土地隱瞞在士紳官僚名下，再加上明朝是典型的小政府，朝廷無法對東南沿海地區發達的工商業和礦業進行有效徵稅，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稅源枯竭，政府連年財政赤字，以至於無法支付邊軍士兵的餉銀。一旦軍隊開始大規模欠餉，戰鬥力必然下降。明朝後期，軍隊的戰鬥力主要靠將領的私兵保證，也就是所謂的家丁。

萬曆四十六年，楊鎬兵敗薩爾滸，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萬曆年間最優秀的將領和最精銳的軍隊幾乎全部葬送在薩爾滸。以明朝後期政府的財政狀況，顯然無法承受這個結果。此役之後，努爾哈赤的後金政權，在遼東的局面完全佔了上風，明朝的勢力步步收縮，最後從遼東退到了寧錦。

天啟年間，遼東局勢尚未完全糜爛，這是因為天啟拿九千歲當工具，還能從士紳官僚口中討點銀子出來，以構築寧錦防線，暫時穩住了遼東局勢。崇禎即位以後，拿掉了九千歲，等於是拿掉了自己手上最後的工具。孤身一人對抗整個官僚集團，朝廷財政問題加速惡化。又遇上西北連年天災，造成大量流民，再加上欠餉的邊軍士兵也裹入流民，崇禎二年西北地區，終於形成大規模民變。為了應付兩線作戰的局面，減少財政支出，崇禎不得已裁撤了驛站，結果大家都知道，有個驛卒名叫李自成。

明末官僚體制內並非沒有人才，也並非全部是無才無德之輩。孫承宗、袁崇煥、楊鶴、曹文詔、陳奇瑜、楊嗣昌、洪承疇、盧象升等人俱是棟樑之才，孫承宗、盧象升更是德才兼備、忠肝義膽之士。然而這些才智過人之輩或戰死、或棄市、或降清，而袁崇煥更是被凌遲。何也？僅僅貪腐二字是無法說清的。

這一切，要從大海航說起，1493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隨之而來的是海洋貿易興起。隨著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刺激了東南沿海的工商業的發展，而當初朱元璋設計的小政府制度，無法對工商業進行有效的徵稅，加上士紳官僚的各種免稅的政策，最後就是官商勾結一體。造成的結果呢，就是明朝中期以後，大規模土地兼併之風愈演愈烈，政府的稅收越來越少。也就是說，明朝大規模的白銀輸入並沒有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好轉，反而讓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加速惡化。大量的白銀，也就是資本集中在官商勾結的士紳官僚階級手裡。我們都知道資本，有自己的意志，東南沿海發達的工商業和士紳官僚勾結在一起以後，導致的結果就是明朝的官僚集團和朝廷離心離德。萬曆末年發展起來的東林黨，正是資本在明朝政府內部的代言人。東林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政治團體，但是這個政治團體的利益和明朝皇權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萬曆初年一代名相張居正試圖利用皇權的力量對抗過官僚資本這個怪物，但是我們知道，他失敗了，文官集團反過來利用皇權打到了張居正，張居正死後身敗名裂，他所有的政策全部被推翻。當萬曆末年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明朝的結局已經可以預見了。我們可以看到，崇禎即位以後，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無用功，他定的任何政策都能被官僚指向相反的方向，他任用的任何一名官員，無論這個人是否有德或者有才，或者才智都過人，都無法避免失敗的結局。

明末吳三桂打開山海關，明朝的官僚紛紛投降，甚至主動剃髮易服聯合滿清八旗貴族絞殺農民軍，是典型的階級仇壓倒民族恨。明朝官僚資產階級投靠異族，利用異族的軍事力量鎮壓無產階級的反抗罷了。

滿清200餘年的歷史，大清官僚們的貪腐不亞於明末的官僚，但滿清能統治這麼多年，一個原因是明清易代的戰爭損失了大量的人口，另一個原因是滿清統治者以八旗貴族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利用文字獄，官紳一體納糧，攤丁入畝等手段，牢牢壓制了東南沿海工商資本。直到鴉片戰爭，西方殖民者終於把勢力伸到了中國，東南沿海的工商資本和皇權對抗的戲繼續在中國上演，而且在清末又塗上了一層民族革命的色彩。辛亥革命，不僅僅是民族革命，更是大航海時代以來，在中國遲了兩百多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後面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了，用教科書上的話說，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先天不足，必然投靠國外的資產階級勢力，淪為買辦。中國革命的重擔就落到了無產階級頭上。

中國從明朝中期以來的幾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資本和皇權對抗的歷史，王朝的興衰，其實就是經濟週期的輪迴。明清易代的歷史，一言蔽之，就是明末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導致經濟危機，底層農民淪為流民後進行反抗，最後官僚資本藉助異族的軍事力量聯合絞殺內部農民軍。

而大明朝末年的歷史，現在在北美大陸上正在上演呢，美國現在就相當於明朝萬曆年間的情形了。私有制下，週期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私有制下，財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總要走向壟斷的。中國要打破週期律，那只有一條路，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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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宦官其實背了不少黑鍋

對於整個架構來說，貪腐不是大問題，問題是有想法的隱藏力量壯大過程中對架構的破壞。宦官在外朝無根基，是不可能掀出風浪來的，相反宦官必須依附皇權才能獲得力量，所以宦官其實是皇權的耳目，監軍，監政。宦官換皇帝，與其說是宦官妄自為大，不如說是宦官審時度勢的無奈之舉，是外朝逼迫下為了自保而進行的，是皇權已經喪失了對架構的控制後所發生的，皇權在外朝的壓力下要換宦官，宦官自然要反抗，而此時的皇權先已丟了外朝的掌控，再在外朝的壓力下來對自己的耳目宦官來逼迫，那不出人命才奇怪呢。說白了，你見過宦官換皇帝，你沒見過宦官自己當皇帝的吧？宦官就是換皇帝，維護的還是那個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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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些歷史書太注重於上面的權力鬥爭，而不注重底層的架構，但真正影響架構的其實是底層的組織結構，這點黃仁宇就研究的比較多。

宦官當然有自己的私心，但宦官由於依附於皇權，對於皇權的架構是沒有主動的心去破壞的，而且他也不接地氣，和外圍的接觸是不直接的，根基不可能穩固。所以宦官的壞，大多數只是說貪污腐敗，阿諛奉承，但這些，那些士大夫何嘗沒有呢？外朝結黨營私，爭權奪利，藩鎮割據，地方稱大才是根本啊。而宦官好就好在沒有後代，這黑鍋不讓宦官背，讓誰背？歷史書又不是宦官寫，據說宦官懂識字的比例都不高，更別說寫書了。

在說說這個底層架構為什麼是關鍵。東方體制的集中為什麼會渙散？還不是因為王朝開初初步奠定的與民生息局面，被不斷破壞，結果喪失土地越來越多，而地方一些大戶隱匿人口，侵佔土地越來越多，就成了地方豪強，那麼中央的底層架構就喪失，反而成為地方的組織結構了。力量對比就發生了變化，架構的結局也就註定了。

像唐朝最初的均田制，基本執行的還是可以，那時候的人口調查還是很嚴密的，但是中後期後，隨著各地動亂，人口逃逸流動過多，人口調查就喪失了，土地也就漸漸的被買賣吞併，那個均田制也就越來越像個空架子。那麼主席是怎麼來思考的呢？主席與黃仁宇一樣，都看到了底層架構的重要性。土地改革，讓耕者有其田，但是主席更進了一步，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不允許隨便買賣，只能在村集體內部調配，這就給土地私下買賣製造了障礙。在此之外，主席還加強了農村基層組織結構建設，這其實是整個體制架構的細胞，那就是合作社，讓農民的組織來管理自己的物質財務和社會事務。如果這兩點能夠夯實，中國體制的基礎就紮實了，歷史週期律就可能避免了。展開一下，如果土地流轉的主體是資本公司，那對這個基層架構影響就是要考慮，如果主體是村鎮組織，那就可以鼓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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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的情況和明朝象又不像

象的地方是政治局和當年的內閣相似，而不像的地方是現在沒有皇權和相權相互制約，相權的來源不是皇帝而是官僚。也就是說，這塊土地有可能正在形成有史以來最為強勢的文官集團和官僚階層。而且這個集團毫無制約，沒有皇權的制約，沒有軍權的制約，什麼制約都沒有

各級官僚層層遞進，構建了現在的權力體系直至核心層的權力。我相信沒有下面一級級官僚的支撐，哪怕貴為1號，都可能政令不出。這也就形成了官員只需對上負責，而核心層反過來需要自己這一系官員的力量強大的怪異現象。

這一怪異現象的直接表現就是黨爭將起（或者已經起來了）。翻翻歷史就知道，黨爭的時候，大家都是不看你幹什麼，只看你是哪一派的。同一派系共同進退，不同派系相互傾軋。這樣的風向各位已經可以在當下混亂的輿論導向內窺見了。

第二個現象就是貪腐橫行。官員肆無忌憚的貪污腐敗，只要站隊不錯，哪怕惹下潑天的禍事都可以擋下來。這和毛時代有本質的不同，毛時代可以輕易的罷免一個有問題的縣長，而現在可能一個縣長後面逐級往上都可能可以直達天庭....

黨爭帶來了貪腐，而貪腐毀滅國之根本，最終導致王朝的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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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前的中國是貴族社會，宋以後的中國纔是官僚社會

宋代以前，中國是個門閥貴族社會，中國的文化傳承主要是靠門閥來傳承，支撐門閥社會的是經濟基礎是塢堡經濟。宋代以前的社會，與其說是帝制，不如說是貴族和皇權聯合執政，宗室不過是門閥當中的一個，甚至到了唐代，大門閥清河崔氏還看不上李唐宗室的公主。在這種貴族社會裡，門閥貴族的利益和皇權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門閥中出現帶路黨的可能性極低。而且，這種世家大族掌權的社會，就算出現南北朝五胡亂華那種亂世，依靠塢堡和部曲，門閥世族足以自保。從微觀的角度來說，這種貴族門閥的社會的基層是高度組織化的，皇權崩潰和異族作亂都不足以摧毀其根本。

而經過安史之亂，再加上五代十國的軍閥混戰，到了宋代，門閥勢力式微。宋代設計了一個疊牀架屋的官僚體制，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武人造反，以文馭武，另一方面就是由於門閥式微，文化的傳承需要靠依附皇權的科舉制度才能傳承。

唐宋之間的變遷，造成了宋代以後，中國社會的一個極大的變化。高度組織化的基層社會解體，底層社會碎片化，而上層社會，就是統治階級高度組織化，官僚化。用黃仁宇的話說，宋代以後中國從貴族社會變成了平民社會，這個社會是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上面是一個大而無當的官僚政府，下面是一盤散沙的自耕農，中間唯一的聯繫就是科舉這一條細細的線。科舉制下的官僚士大夫和門閥制度下的士族，最大的區別就是科舉制下的士大夫必須依附於皇權才能存在，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科舉制下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也就是說宋代以後，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變成了和西方中世紀教會裡的教士一樣的寄生階級。官僚士大夫依附於皇權，當皇權強大的時候，他們的利益和皇權是一致的，當皇權衰弱的時候，他們就會去找一個更強的勢力依附。這就是所謂宋代以後帶路黨大量出現的原因。

實際上從東漢到唐，門閥是半獨立的，門閥和皇權之間的關係是合作關係。而宋以後的歷史，則是官僚依附皇權，官僚不能獨立於皇權存在，這是兩回事。

南北朝的朝代更迭和蒙元滅宋，滿清滅明是兩回事。北魏政權和滿清政權更是兩個概念。魏晉南北朝的朝代更迭不過是一家一姓的更替，而元滅宋，清滅明則是亡天下。在傳統的中國文化裏，亡國和亡天下是兩個概念，不可拿現在的民族國家的概念去套古代歷史。所謂的帶路黨，按中國傳統概念裏是亡天下的時候才能談到的。

至於貪腐，在私有制下貪腐是不可避免的東西。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帝國都避免不了貪腐，貪腐導致亡國這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的興亡史上都可以成立。問題不是貪腐，問題是為什麼會有貪腐。

如果能避免週期律，那自然最好。如果週期律避免不了，那我們要做到的是如何避免亡天下，這纔是關鍵。

49年以後的社會，和明清時期的社會，最大的不同在於，49年以後的中國是個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的組織性是天然高於農業社會的。國企沒賣光，就存在和中央政府利益一致的一個龐大理工科官僚集團，目前看來這個集團足以對抗文官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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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人,為什麼一直壓制商業發展,就是因為商業資本會快速造成貧富分化,中國古代的一些制度只是為了推遲貧富分化的晚些到來,現在工業社會的特點是社會財富變動越來越快了,你想像一下,只不過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上百億的資本家,這還不算掌握財富更多的太子黨們.你仔細觀察下,國企的就業人數,與私企的就業人數,你就明白,依靠國企穩定國家,已經民存實亡,國企特別是央企,已經成為壟斷的代名詞.

國企官僚集團不過是文官集團的一部分,不存在對抗關係,國企老總直接調任地方政府領導的事,不是個別現象.

各級黨校還把從黨政部門和國企來的學員, 捏成了類似科舉制度下的同年關係. 國企官僚集團並不是獨立於文官集團的利益集體, 而只不過是其子系統. 雖然,有時有條塊衝突, 部門利益衝突,但不是對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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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貴族社會也好、官僚社會也好本質是一樣的，承擔了最少義務，享受了最多權利的階層是帶路黨最大的發源地。崔、盧、王、鄭號稱北朝四大門閥，楊、李更是在北魏的殼子裡面做成了皇帝。難道他們都是為了曲線救國？

他們和現在的官僚一樣，有家無國。貪腐成性，遇到國難則爭相投降，魏晉南北朝這麼多王朝更替，連一個殉國的門閥都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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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期是影響全球的，氣候無法解釋為什麼英國在這一時期崛起。

另一方面，小冰期對草原民族來說也是氣候異常，牲畜大量死亡，人口銳減

這個節骨眼上，是草原民族不斷南侵乃至最終統治農耕民族，還是農耕民族抓住有利時機徹底解決北方邊境安全問題，就看農耕民族的內政如何

不要說沒有先例，唐朝就是抓住天災時機，徹底打垮了突厥

相比之下，明朝，不合格！只要明軍稍有一點戰鬥力，讓後金的幾次入關劫掠不那麼順利（只要戰利品不能大批順利運走即可），熬不下去的肯定不是明帝國。

——————黑傳說：其實這個觀點近幾年已經成了很多人共識了，包括我，只不過還沒有過有人如此完整總結，單獨成篇，因此此處轉載之，當作我個人對這問題的階段性總結。明史是解開中國近代史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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