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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太后下嫁的人指出，太后下嫁之事，不能說是由於孝莊的“德”，而是她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得已而採取的一項特殊措施，是鞏固皇權的一種政治手段。後來的歲月表明，太后下嫁之舉穩住了權傾朝野的多爾袞，穩固了幼年順治的皇位，穩定了剛剛入關還在開拓中的大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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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持下嫁說的人特別強調，在順治朝多爾袞公開以皇上的父親自居，稱號就叫“皇父攝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親下嫁了，多爾袞纔有可能被稱爲“皇父”。當然，多爾袞的稱謂變化是有一個過程的。順治元年（164）還稱叔父攝政王”；順治二年（1645），改稱“皇叔父攝政王”；到了順治五年（1648），便定稱號爲“皇父攝政王”。人們認爲，多爾袞稱謂變化的過程，恰恰反映了太后與多爾袞的婚姻由隱祕到公開的過程，反映了天下臣民對皇室這樁特殊婚嫺逐漸認可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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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爾袞曾稱“皇父攝政王”，這已是史學專家一致公認的事實。打開清宮檔案，當時的清政府公文中已是這樣直接稱呼，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順治朝刑部題本，其漢文批紅即有“皇父攝政王”字樣。而且，當時的朝鮮也注意到這一情況，在順治六年（1649）二月的《李朝實錄》中，特地記有“清國諮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順治七年（1650），三十九歲的多爾袞病死，第二年朝廷清算他的種種罪行，其中“自稱皇父攝政王”首先被列作一大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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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順治八年（1651）歷數多爾袞罪狀的詔書中，還有一條大罪是“親到皇宮內院”。很明顯，這是斥責他一度淫亂後宮，人們認爲當與太后有關。反對下嫁之說的人提出，“皇父”二字，只是對多爾袞的尊稱，並沒有其他含義在內。這種說法恐怕是很勉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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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太后下嫁說的人認爲，順治六年（1649），多爾袞的王妃病死，孝莊與多爾袞隨即舉行了正式的婚慶大典。於是，太后下嫁作爲天下最大的緋聞，在當時迅速傳播開來。關於這點，張煌言的詩就是直接證據。張煌言是明朝遺臣，他曾寫有《建夷宮詞》十首。在順治六年寫的一首詩中他直書太后已經下嫁，並對這種“醜行”進行辛辣的諷刺。其中寫道：上壽觴爲合巹尊，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在張煌言的詩中，又是“合尊”，又是“太后婚”，百官慶賀，喜盈宮門，太后的壽酒變成了婚宴的喜酒。這首詩簡直就像一幅太后下嫁寫真圖。張煌言是與孝莊同時代的人，他的詩影響很大，被視爲太后下嫁說的直接證據。張煌言寫“太后”，朝鮮文獻則記“太上”。朝鮮《李朝實錄）上說：多爾袞稱“皇父攝政王”，“似是已爲太上矣”。與“太上”相對的，當然是“太后”。這又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孝莊與多爾袞成婚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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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的史學家說，張煌言是南明大臣，他出於對清朝的勢不兩立而編造出太后下嫁的故事，因此他的詩不可信。這是另一番考據爭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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