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新結構經濟學的創立者林毅夫近日在北京師範大學暢談新結構經濟學的應用與價值。縱覽世界經濟發展史，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成功的國家都是出口導向的、為什麼成功的國家是政府跟市場共同作用的」。林毅夫指出，他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可以回答這些問題，同時這個新的理論體系，也可以幫助人們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他認為，政府的產業政策應該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幫助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他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提出了增長甄別和政府因勢利導的六個步驟的基本框架。所以他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座金礦，希望大家來共同挖掘。 為什麼要反思發展經濟學？ 成功的國家為什麼都是出口導向的？成功的國家為什麼是政府跟市場共同作用的？ 發展經濟學是一個在現代經濟學當中比較新的分支領域。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獨立，開始建設自己的國家。因為這個需要，就從現代經濟學中分出了一個分支領域，叫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叫做結構主義。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收入和國力水平，就應該有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勞動生產率，其前提則是要在產業上趕上發達國家，擁有和發達國家一樣的水平的現代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但發展中國家為什麼不能發展那種現代化的大產業呢？當時認為是由於市場失靈，如果讓市場配置資源，那樣的產業就發展不起來。於是，結構主義建議政府應該發揮作用，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克服市場失靈，以在發展中國家迅速建立起現代化的大產業。過去這種現代化製造業產品都是進口的，這個政策的目標是在國內生產，不再進口了，這樣的發展政策就是「進口替代戰略」。結構主義想達到的目標是崇高的，其分析的邏輯也很嚴謹。但問題是，推行的結果普遍是在一段時間的投資拉動的快速經濟快速增長後，經濟就發生停滯，然後就是危機不斷，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越來越大。於是就有了對於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的反思，而產生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政府有很多干預，資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整體的發展績效很差。與此相反，當時的發達國家，政府干預比較少，市場的運作比較有效率。因此，當時的普遍認識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之所以不好，是因為政府失靈，沒有建立起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於是，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給發展中國家的建議就是要建立起那種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提高經濟效率，以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其論述的邏輯也是嚴謹的。 為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當時提出了「華盛頓共識」，其主要內容：一是私有化，產權必須明晰，政府只當裁判員，不能當運動員；二是要市場化，政府不應該干預價格的形成，價格的形成應該根據市場的供需狀況而定；三是政府應該平衡預算，不能有財政赤字，如果有太多財政赤字，就會出現多發貨幣的情況，出現通貨膨脹；四是要自由化，不要干預市場的行為，讓市場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這些政策好像都很有道理，一環扣一環，但結果如何呢？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比推行結構主義的60年代到70年代低，而經濟危機發生的頻率則要高。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同樣沒有達到幫助發展中國家縮小同發達國家差距的願望，相反，差距還越來越大。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少數幾個經濟體是成功的，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幾個成功的經濟體共同的特色是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從那些傳統的、小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微不足道的產業開始發展，出口那些產品，靠出口賺取外匯，積累資本，一步一步地實現產業升級。這種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被認為是錯誤的政策，卻獲得了成功。 我們再來看看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況。當時不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很多學者都接受這樣一個觀點，即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如果要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就應該以休克療法，實行「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建議，把政府干預所造成的扭曲一次性地全部消除掉，從計劃經濟的此岸跳到市場經濟的彼岸。按照當時的看法，如果要分兩三次跳的話，一定會跌倒。特別是中國所推行的漸進的雙軌改革，在當時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策略，因為這種轉軌方式一方面繼續給原來的國有企業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市場准入。不少人認為，政府的保護、補貼加放開市場的准入，將創造很多尋租的機會，很多的貪污腐敗，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但是現在看來，實現了經濟穩定與快速發展的中國、越南、柬埔寨等都是推行漸進雙軌改革的經濟體。值得一提的是推行這種漸進雙軌制度轉型的國家，最早的是印度洋中的一個島國模里西斯。其改革的方式就是中國後來所採取的方式，即一方面繼續給過去的戰略性產業保護性補貼；另一方面，在新建立的出口產品加工特區內實現全面的開放政策。在60年代初，世界銀行曾請了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詹姆斯?米勒去給這個國家進行「診斷」，「診斷」結論是，這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國家。為什麼呢？首先是它的國內市場規模非常小，只有五十幾萬人口，而且孤懸印度洋中，距離任何主要市場都非常遙遠；其次，經濟學理論裡面認為會讓一個國家失敗的所有因素它都有，譬如說種族矛盾、政府干預、單一的蔗糖出口產品等。但是，今天它是非洲最成功的國家，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萬美元。這樣看來，最成功的改革策略反而是漸進雙軌的轉型方式。這也說明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不能正確地解釋轉型成功的現實。 上述成功的經濟體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它們都推行市場經濟體制或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但同時它們的政府都發揮了積極有為的作用。而不是像結構主義那樣片面強調政府忽視市場的作用；或是像新自由主義那樣片面強調市場忽視政府的作用。 我之所以提出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是希望有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個新的理論體系應該回答前面所講的幾個問題：成功的國家為什麼都是出口導向的？成功的國家為什麼是政府跟市場共同作用的？ 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它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經濟結構是由其在那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 快速經濟發展實際上是一個現代現象，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據史學家麥迪遜的研究，西歐國家人均收入在18世紀以前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時間就只需要35年。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8世紀中葉出現的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加速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均收入才得以不斷增加。 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實際上是一個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進一步講，就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移的過程。但是，如果要把技術和產業的生產能力發揮出來，你就必須有比較好的硬的基礎設施，才能將產品賣到廣大的國內市場乃至國際市場。隨著交易的範圍擴大，越來越多的參與交易的人變成互不相識的人了，合同就很重要了，相關的法律體系也更加重要了，投資的規模和風險也隨著技術和產業升級而變得越來越大，金融結構也必須改變，因此這些軟的基礎設置——也就是制度結構——也必須跟著變遷。因此，現代經濟增長本質上的表現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它所反映的卻是技術、產業、軟、硬基礎設施等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這就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它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經濟結構是由其在那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從經濟學上講，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等通常被稱為要素稟賦。處於不同發達程度的不同國家，其要素稟賦的相對豐富量是不一樣的。發展中國家通常是資本比較稀缺，但勞動與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發達國家一般資本相對豐富，但勞動力相對短缺。對於每個經濟體而言，要素稟賦在每一個時點上面是給定的，但它隨著時間的變化是可以變化的。我就是從這裡作為切入點來進行研究的。任何經濟體在每一個時點上面的要素稟賦，實際上是這個經濟體在那個時點上的總預算，而要素稟賦的結構則決定了要素的相對價格，相對多的要素，價格就相對便宜；相對少的要素，價格就相對貴。這樣，處於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的相對價格就不一樣了。 總之，要素稟賦與其結構同時決定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總預算跟它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不同要素的相對價格，就決定其經濟的比較優勢。比如說，在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短缺的國家，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其生產成本就會比勞動力相對短缺、勞動力比較貴的國家在這個產業上的成本低，這樣就具有了競爭優勢。因此，競爭優勢的前提是比較優勢。如果一個經濟體的所有的產業都是根據這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這個經濟體一定是最有競爭力的。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的所謂「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就是要不斷地推進新的產業與新的技術的發展。我們現在關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這是發展的最終目標；中間目標，就是提高產業結構；如果產業結構提高了，基礎設施、制度安排也必須跟著完善；但其前提條件是必須先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讓每個勞動者擁有更多的資本。怎樣才能夠讓每個勞動者有更多的資本可以用？資本來自於剩餘的積累，要快速增加每個勞動者可以使用的資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時點，充分利用當時所擁有的要素稟賦，去發展符合其比較優勢的產業。如果能夠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就會有競爭優勢，能夠佔領最大可能的國內、國際市場，賺取最大可能的利潤，創造最大可能的剩餘來積累成資本，而且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投資的回報率會最高，積累的意願也就會最高。有了最大可能的剩餘，又有最大的積累意願，資本的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的速度也會最快。等到要素稟賦結構升級了，比較優勢發生變化了，產業結構自然也就跟著需要升級了，是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也會需要跟著完善。 怎樣讓企業家在追求自己利潤的時候，會自發地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這裡就有一個制度安排的問題，那就是要有一個能夠反映經濟中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如果資本相對短缺，資本的價格必須相對貴；如果勞動力相對短缺，勞動力的價格，也就是工資，必須相對高，這樣企業家為了自己的利潤最大化，就會採用能夠以相對便宜的要素去替代相對昂貴要素的技術，進入能夠多利用相對便宜的要素少利用相對昂貴要素的產業。具有這種特性的價格體系只有在競爭性的市場中才能形成，這就是為什麼成功的國家都是市場經濟國家，或都是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的原因。 如果市場如此重要，那為什麼還要政府呢？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結構變遷的過程，那麼就必須在要素稟賦變化後，有先行者去採用新的符合要素稟賦特性的技術、進入符合新的比較優勢的產業。先行者實際上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失敗了他必須承擔所有後果，而成功了別的企業會馬上跟進，產生了競爭而不會有壟斷利潤。對先行者而言，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好處是不對稱的，他的成功或失敗都會給後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在這種狀況之下，政府就要給「先吃螃蟹的人」提供一定的激勵，補償先行者所產生的信息外部性，否則就不會有先吃螃蟹的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也就不會出現。另外，先行者的成功和失敗還決定於新產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是否進行了相應的完善，這兩方面的完善都超乎先行企業的能力，政府還應該承擔起一個協調不同企業在相關領域投資的任務。在結構變遷方面，僅靠企業自發的行為，通常失敗會非常多，產業升級的速度就會非常慢，需要政府發揮了一個積極有為的、因勢利導的作用，才能順利進行。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結構主義的失敗在於對市場失靈原因的認識。在進口替代的趕超戰略之下，政府要優先發展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是不符合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的比較優勢的，這樣的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家是不會自發去投資這種在競爭的市場中必然會虧本的產業的，只有在政府給予各種保護、補貼時，這樣的產業才能發展起來。所以，結構主義所強調的市場失靈實際上是對發展中國家資本密集的先進產業為何不能自發發展起來的原因的誤判。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於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如果發展中國家把所有保護補貼都取消掉，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都會崩潰，出現大量的失業者和社會政治動蕩，經濟發展也就不可能。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出現，也為了那些先進的企業——經常還被認為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石，轉型中國家的政府經常在取消了原來的保護、補貼以後，又引進了各種新的、隱蔽的保護補貼，其效率比比原來的保護、補貼更低，這就是出現在俄羅斯和前蘇聯、東歐國家的情形。新自由主義的失敗還在於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矯枉過正地對政府在結構變遷過程中所應發揮的因勢利導的作用也一併反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智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上世紀80年代實行了「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把各種政府干預所形成的保護補貼都消除掉了，但是，30多年來沒有新的產業的出現，失業問題嚴重，收入分配惡化，深陷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難於解脫。 新結構經濟學也為原來被認為是最糟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路徑所以成功提供了解釋。這種轉型方式給予原先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要的轉型期保護，維持了社會的穩定，放開對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准入，因勢利導，使經濟取得了動態的、可持續的增長，後者的快速增長積累了資本，使原先不少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獲得了自生能力，後者的快速增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使少數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產和員工的重新就業成為可能，避免了社會的動蕩，當存在的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時，原有的各種轉型期的保護補貼也就能夠取消掉，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也就能夠順利完成。 新結構經濟學的應用價值 基於這些成功的國家的經驗和對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解，我提出了一個增長甄別和政府因勢利導的六個步驟的基本框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應該知道，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發展的產業是什麼，根據產業選擇來有效地配置資源，這樣才能讓有限的資源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遺憾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產業政策都遭遇失敗的命運，因此導致現在反對政府干預、反對政府採用產業政策成為主流經濟學界的共識。但是，如果政府不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很可能就會像智利那樣30年沒有任何新的產業出現，沒有新的產業怎麼發展經濟？所以，不能說因為政府干預出現了失敗的情形就不需要政府了。 政府的產業政策應該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幫助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所謂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指的是從要素生產成本來看，這個產業處於國際的最低水平，具有競爭力，這種成本優勢是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比較優勢。產業政策要發揮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就必須有針對性地來改善基礎設施、金融環境、法制環境等以減低交易費用，使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成為這個經濟的競爭優勢產業。但是，具有潛在優勢的產業如何甄別？我們可以從歷史經驗中學到很多相關的經驗。 從16、17世紀以來，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階段，政府的產業政策都是幫助這些國家的企業進入到跟其經濟發展程度相差不遠的國家的產業中去。比如說，在16、17世紀，荷蘭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毛紡業非常先進，英國的毛紡業比較落後，英國政府就出台了許多政策來鼓勵從荷蘭引進機器設備、聘請技術工匠，這樣的政策成功了。但當時英國的人均收入為荷蘭的70%，這代表它們之間的要素稟賦差距不大，它們的比較優勢差距不大。後來，工業革命發生了，英國變成了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於是在19世紀後期美國、德國、法國都去追趕英國，採用了類似的政策措施，也成功了，這些國家當時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已經是英國的60%到75%之間了，差距不大。那些不成功的國家，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儘管它們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國的20%，甚至都不到10%，有的只有5%，但它們都是直接以美國為學習和模仿的對象。 基於這些成功的國家的經驗和對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解，我提出了一個增長甄別和政府因勢利導的六個步驟的基本框架。 第一步：發展中國家在使用產業政策以促進非資源型製造業的產業升級時以找一個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頂多兩倍，並已維持了20～30年快速經濟增長的國家作為參照與學習的樣本為宜。歷史上一般是選擇高一倍的國家作為參照系，但由於現在技術發展比較快、產業升級也比較快，因此步子可以稍微邁得大一點。要找尋這些國家的可貿易部門是什麼，它們的可貿易部門很可能就是你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部門。這是因為一方面一個國家若能在二三十年里持續快速增長，該國的可貿易部門的產業必定符合其比較優勢；另一方面該國的工資就應該上漲得很快，原來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即將失去比較優勢。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代表要素稟賦的結構和比較優勢差距不大，作為參照系的國家失掉比較優勢的夕陽產業正好是自己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朝陽產業。比較優勢是比較來的，一方面和自己過去比，另一方面和國際上其他國家比。 第二步：在找到一些可能符合本國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後，要看國內是否有一些企業已經自發地進入了。如果已有企業進入，這些企業為什麼不能以較低的工資優勢和那些作為參照系國家的企業競爭呢？通常是因為交易費用比較高，那麼就要分析為什麼交易費用比較高，是因為基礎設施不好，還是物流不好，還是金融支持不夠。政府此時就應該幫忙解決那些造成交易費用高的問題。 第三步：有些產業可能完全是新的，國內根本就沒有企業進入那個產業。既然那個產業是作為參照系的國家的夕陽產業，工資在不斷提高，那個國家的企業家一定有積極性去找一個發展差距跟它不大，工資相對比較低的國家，把企業轉移到那個地方去。這時政府的任務就是改善各種基礎設施與基礎條件，去招商引資，把那些企業招引過來。另外，也可以培養國內的企業進入。 第四步：現在技術變化速度非常快，創新的速度非常快，有一些新的產業二十年前根本是不存在的，但因為技術創新它出現了，國內有些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發現了這個機會，已經進入並且表現出獲利的能力。比如說上世紀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務業，開始的時候，印度企業在給美國做信息服務外包時靠的是衛星通訊，成本比較高；印度政府就建設光纖通信，幫助企業成本降低，使得印度的信息服務也成為該國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也就是說，當新的技術帶來新的機會的時候，如果企業已經發現了，政府要做的就是幫助企業克服瓶頸限制，降低交易費用，使其進一步發展。 第五步：在發展中國家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普遍不好，政府可以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等，改善園區內的軟硬基礎設施來吸引國內外的企業來投資於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使政府的有限資源可以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最大的槓桿效應。 最後一步：政府應該給那些先行者提供一定的補償，這裡所說的補償，與原來搞趕超戰略時的補償是不一樣的：原來趕超戰略下所提供的補償是為克服企業不具備自生能力的問題；現在提供的補償則是對外部性問題，企業本身是有自生能力的，在改善軟硬基礎設施幫助企業降低交易費用以後，企業是可以靠自己改善經營而獲得利潤的，政府只要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或是在具有金融抑制或資本賬戶管制的環境下給予企業一定的優先獲取金融服務或外匯配額即可。 結語 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座金礦，我希望大家來共同挖掘這座金礦。 目前世界上大約85%的人口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要解決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近水樓台先得月，有更大的可能在這個「瞎子摸象」的過程中摸到全象，而不是戴著有色眼鏡，把許多有用的信息過濾掉，而摸到局部。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座金礦，我希望大家來共同挖掘這座金礦。 過去的發展理論基本上都犯了一個致命的缺點，即一直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要發展中國家依樣畫葫蘆，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需要從自己國家的發展階段的特點出發，認識自己的問題，認識自己的條件，認識自己的機會，了解產生這些問題背後的原因，然後認清我們有哪些條件並動員這些條件來解決我們的問題，這就需要理論創新。我希望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來自於中國的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濟理論，能夠經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成為一個新的發展經濟學的主流，來幫助我們自己走好將來要走的路，也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的美好追求，這是需要我們共同努力的美好願景。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