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出版集團為了增強品牌競爭力，決定在下屬的幾間大出版社實行首席專家制度。要求每間出版社在學術界聘請一兩位知名學者作為首席專家，參與出版的規劃與管理。

　　很快，外面傳來消息，人民文學出版社聘請了王蒙，中華書局聘請了袁行霈，都是響噹噹的人物。

　　三聯書店聘請誰?開會研究時，我們考慮到三聯出書範圍廣，涉及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多個領域，宜聘請兩位專家。

　　人文科學方面，有人提議聘請歷史學家金沖及;社會科學方面，大家不約而同想到了吳敬璉。

　　吳敬璉先生是我們的重要作者，從《讀書》雜誌創辦以來，30多年始終與三聯保持聯繫。他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力，有目共睹;他在經濟學界的學術地位，更是屬於泰斗級的。

　　特別難得的是，作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吳先生的經濟學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時代里，始終起著引領社會潮流的作用。這與三聯關注現實、堅持探索、「力謀社會改造」的精神追求完全一致。

　　他當然是最佳人選。我們向他致送了聘書。

　　從此，他與三聯的聯繫，便更加密切。而我對於他的了解，也便一天天加深。　　

　　(一)

　　在我看來，吳敬璉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具社會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他的影響力，來自於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貢獻。

　　我曾不止一次聽他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導經濟思想和理論發生變化的過程。從80年代初期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開始，一直談到今天主張「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他解釋中國如何從全面的統制型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伴隨著一次次爭論，經歷了一次次反覆，步履維艱，最終導向必然的選擇。這一切，他細說從頭，如數家珍，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發生什麼觀點之間的交鋒，都說得清清楚楚。起初我頗為驚異，以為他的超強記憶有如活字典，但是細想又覺得這十分正常，因為這30多年中，他不僅親自參加了幾乎所有經濟領域的重大問題的討論，而且幾乎都處在矛盾的核心位置。他是這段歷史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

　　除了參與和見證，更重要的在於，在這一系列的論爭中，他是最早提出並倡導市場經濟理論的學者之一，更是「市場取向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吳先生始終在參與「頂層設計」，功莫大焉。

　　他被稱之為「吳市場」，這起初基於一個調侃的說法，對他還有貶義。那是1990年經濟學界就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發生論辯，在江澤民總書記主持下的一次座談會上，兩派學者爭得面紅耳赤。一些理論家將中國社會出現諸多問題的原因歸結於市場化的改革犯了方向性錯誤，認為應當重新強調計劃導向，而吳敬璉等人認為，問題的原因恰恰是市場化改革不堅決、不徹底、不到位。由於對立面的理論家中有一位名叫有林，所以這場爭論被戲稱為「有計劃」和「吳市場」之爭。當然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很有一些人是把「計劃」看成「姓社」，把「市場」看成「姓資」的。　　

　　然而吳敬璉不懼輿論壓力，他堅持自己的一貫主張，發表了《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並出版了《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系統闡述了他的市場化改革的思路。1992年4月，他更是直接上書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和朱鎔基，明確建議中央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之後便是大家都看到的，同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的政治報告中，寫進了這樣一句話：「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此後，他繼續為市場化改革大聲疾呼：

　　2001年，他出版《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明確提出要由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問題，並把這比作「過大關」，這個理論觀點最終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獲得確認;

　　2005年，他出版《中國增長模式選擇》，提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一觀點成為今天中國經濟轉型的理論基礎;

　　2007年，在權力尋租泛濫、腐敗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他出版了《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主張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警惕「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現,為此，有人又稱他為「吳法治」。他這些主張與今天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相一致;

　　2012年，他意識到近年來中國的改革出現了停滯和倒退，社會經濟矛盾到達了臨界點，必須儘快建立和健全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為此他又出版了《重啟改革議程》(此書原名《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其中呼喚加快改革的觀點與同時召開的中共十八大精神高度契合;

　　2014年，在改革議程重啟、新一輪改革即將展開之際，他又出版了《直面大轉型時代》，為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論支持。

　　從這個軌跡中，你可以發現吳敬璉在時代大潮中總是勇立潮頭，總是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他的思想總是領先一步，一直在影響著中國經濟改革的走向和進程，作用不可謂不大。

　　說到影響力，我注意到美國的《世界商業評論》和《華爾街電訊》曾不止一次評選過《中國最具影響力十大經濟學家》，吳敬璉每次都名列其中，但是排名總是在張五常、楊小凱等人之後，列在前五名之外。

　　這顯然和他們的統計方法有關。他們將「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經濟影響力」分三項統計，其中「學術影響力」所佔權重最大。對這項統計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學家的論文和專著在國內外學術刊物被引用的次數。然而吳敬璉的研究重點並不在經濟學科的建設和經濟學原理的發現與闡釋，而偏重於現實的經濟政策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論的影響，更多是針對政府決策層的。所以這樣的統計對他不太有利。但是他在業內和社會上所獲得的讚譽卻很能說明問題。他可能是國內獲獎最多的經濟學家。不但獲得過「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等一系列獎勵，而且在經濟學領域的最權威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評獎中，他曾有六篇(部)論文和專著獲得五次大獎。這種殊榮，的確不曾被第二位經濟學家享有，足以證明他的學術地位。

　　至於《世界商業評論》評出的十大經濟學家，在「社會影響力」和「經濟影響力」的排名方面，吳敬璉和郎咸平並列第一，都獲得「五顆星」的評價。但是在我看來，這兩人的影響力有本質的差別。郎咸平對中國經濟的研究起步很晚，而且一開始就帶上了「明星范兒」:他喜歡上電視，偏重於利用媒體影響大眾輿論，帶有表演性質，難免嘩眾取寵;此外，他習慣採取「爆破性」思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多做消極否定，充滿激憤之詞，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使他的影響力雖大，但是為改革提供有益的建設性思考卻不多。

　　吳敬璉不然，他很低調。以他的名望，到電視上開一個財經評論專欄，應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事，但是他無意於此，甚至，他連出鏡做節目也沒有多少興趣。我記得一位著名的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曾經兩次委託我邀請他做一場電視對話，均被他婉拒。他專註的是中國的改革事業的推進和發展，追求的是中國自古以來知識分子「兼濟天下」的精神境界。因而即使是面對成堆的嚴峻問題，他的思維也總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富於探索精神的，他總是要想方設法尋求改革之路。

　　去年，在我們為《直面大轉型時代》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上，這本書的編者馬國川談到他對吳敬璉的印象。他說，吳先生被人稱為「吳市場」，或者是「吳法治」，其實都只說對了一半。他應該被稱為「吳改革」，因為他的基本理論思考，都是圍繞著中國的經濟改革建立的。

　　我想，正因為如此，吳敬璉才當之無愧地成為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貢獻最大的經濟學家。這一點，今天的人們或許還不能充分認識，但是我相信50年或100年後，如果有人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吳敬璉註定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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