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紀念毛主席誕辰121周年

張文木　

四、地緣政治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實行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陝南商洛山和陝北高原蟄伏並由此再度崛起，隨後便長驅直入北京。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後轉戰中原，於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後塵由江淮西向入川並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於1646年被清軍剿滅［76］。由此後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於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瓮中之鱉」［77］；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瓮中之鱉」［78］。事後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從陝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後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並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併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今天回頭看，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於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並以紅軍北上為結果，這實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革命規律的偉大抉擇－－用司馬遷的話概括就是「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也。」［79］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有「天命」即順應歷史規律的成份，也有「人謀」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澤東途經甘肅、陝西兩省分水嶺，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從江西算起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裡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了。」［80］在說這句話時，熟讀歷史的毛澤東心中回蕩著的一定是司馬遷那句神諭式的斷言：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81］事實上，毛澤東在早年就對中國地緣政治有過深入的認識。1926年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曾主講過地理課，他講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係。要求學員除對全國性的地理概況有所了解，主要對本省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上給予政治的影響等，都要了解。［82］建國後，毛澤東要求高級軍事幹部關注和研究華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時，毛澤東注意到林彪「篡黨奪權活動」的企圖，調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他問李德生：「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要找來看看，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你知道北京為什麼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點在哪裡？當北京軍區司令員，要了解北京的歷史地理，了解華北的歷史地理。」［83］鑒於對中國西南地緣政治有更為深刻歷史洞察，毛澤東在長征路上棄南而就北，將中國革命帶入高潮。現在回頭分析張國燾在其南下方案的優點與諸葛亮《隆中對》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體一致，是戰術性的，其缺點卻是戰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種假設的心理預期來掩蓋其偏安一偶、迴避靠近並待機進取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性錯誤。這往好處說是張國燾對中國地緣政治的研究缺乏歷史感；往壞處說，就是「山頭主義」心理傾向。張國燾曾就紅軍發展方向詢問徐向前：「去漢中行不行？」徐帥回答說：「我們再向南部一帶發展，有很大困難。漢中地區是塊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嶺，迴旋餘地不大，去不得的。」［84］後來徐帥總結說：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85］1965年5月26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晚上與汪東興說起這段往事：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一方面軍有三萬人，四方面軍有八萬人，張國燾說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是問題的本質，是你的路線正確不正確。長征中正確的路線應該是先向陝北，再向華北、東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時只剩下八千人，堅持正確的路線，保留了革命的種子，後來建立了陝甘寧根據地，隊伍又壯大了。［86］當然毛澤東也不是絕對否定四川的戰略地位，而是說與陝西比較而言，它對於紅軍發展而言，不屬於主要的戰略方向。1936年4月毛澤東在指揮山西過河入晉部隊反蔣閻圍剿時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出充分準備，他在4月22日發給林彪等電報中交待：「萬一情況改變到暫時不許可我們在山西繼續活動時（沒有出封鎖線可能時），我們也準備暫時回到陝、甘，經營神府［87］區域、三邊［88］區域、環水區域、渭水區域、陝南區域等次要的戰略方向。」「若干時間之後，即情況改變到東出有利於我作戰之時，仍然準備回到東南主要方向。」［89］4月28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向西執行上述任務，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東方各省為長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90］這就是說，毛澤東並沒有絕對否定張國燾方案合理之處，而是認為張的方案不能列為當時紅軍應當竭力爭取的主要戰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戰略方向實現不了的情況下，作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慮比如陝南區域的次要戰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原並跨越長江，8月，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即將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劉伯承、劉小平致電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於回之動作，選取進擊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並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廉、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於川東地區，爾後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放全川問題」的命令。2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復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同意你們十九日關於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91］當然也不是說，毛澤東當時就認為只有陝北才是紅軍落腳的唯一方向，而是說當時只有陝北最有利於紅軍獲取並貼近中原。事實上，貼近而不是遠離中原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戰略方向」。1940年，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澤東複電彭德懷，明確點出「我軍將來出路，實在中原」［92］的戰略意圖。4月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強調：我軍不入華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在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93］。1945年日本失敗已成局，7月15日，毛澤東致電河南區黨委：「你們今後作戰方針，是向西防禦，向東南進攻（即對頑中區取防禦方針，對敵占區取進攻方針），以求利用時間北與太岳、太行、東與渡新黃河［94］西進之冀魯豫部隊，南與五師部隊完全打成一片。」［95］毛澤東北上陝甘路線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使張國燾後來理解了毛澤東北上陝甘路線的地緣政治意義，他在回憶錄中變相地承認了毛澤東方案的正確，他說：陝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地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陝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使然。［96］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敵人的外線力量四張時在敵最安全的後方即內線的關鍵地帶預置「冷子」，由此造成敵人的戰略收縮和因此造成的形勢翻轉，是毛澤東軍事藝術中常用的手法。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大片領土，9月13日，日本佔領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莊淪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淪陷；11月12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淪淪陷，日軍準備繼續向武漢挺進，國民黨內出現綏靖妥協的思潮。此時毛澤東開始考慮在國民黨向日本出賣民族利益最壞情況出現、國際又不能提供幫助時，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97］的問題。2月8日，毛澤東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戰略方針由速戰速決改變為長期進攻，目前總的目標是進攻武漢。現在日本要求中國妥協的道路還存在，如果英國出來主和，國民黨便會發生和平妥協的危險。要估計到武漢、廣州等地失陷後中國將發生的新的變化，要估計到國際不能幫助時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勵國民黨在極端困難環境之下也要繼續堅持抗戰。」［98］此時，他開始「為天下有變的時候」在全國關鍵區域預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指示「即行電告秘密準備執行霧靈山計劃的各種條件，主要幹部配備。」［99］霧靈山，地處今河北興隆縣境，在日本佔領南京後，河北繼而江蘇已成為或即將成為敵占「後方」。2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此解釋說：「熱河、河北兩省交界的霧靈山一帶，派楊成武去發展新的游擊區域。這是敵人的遠後方，東面策應東北抗日聯軍，南面策應晉察冀，北面與蒙古接近，西面與綏遠聯繫，在天下有變的時候，這個地區可以首先得到國際的援助。」［100］2月9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總部、長江局並告北方局，指出：「以霧靈山為中心的區域有廣大的發展前途，那是獨立作戰區域，應派精幹部隊去，派去的軍政黨領導人員須有獨立應付新環境的能力。」［101］2月15日，毛澤東就新四軍行動原則問題複電項英、陳毅，要求：「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於發展的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四軍基礎。如有兩個支隊，則至少以一個在茅山山脈，另一個則位於吳興、廣德、宣城之線以西策應。」［102］1938年5月，日軍佔領徐州，6月，日軍攻佔開封，導致花園口決堤放水，豫、皖境內17個縣成為一片汪洋，140萬人無家可歸，數十萬人被淹死。日軍還在蘇北決運河大堤，致使蘇北數縣成為澤國。毛澤東立即考慮在江淮東西兩翼預先布局。6月2日，毛澤東複電正在茅山一帶開展游擊戰爭的項英：「敵之總目標在戟武漢，你們可放手在敵後活動。」［103］7月3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朱理治，要求「對牛伏山須即去建立黨與群眾的工作基礎。」［104］伏牛山是中國河南省西南部山脈。東南與南陽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陽盆地並直逼黃淮平原。10月27日，武漢失陷，抗日戰爭形勢開始從戰略防禦向戰略相持階段轉變。12月29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肯定他在皖豫蘇地區發展游擊戰爭，創立根據地的計劃是很對的，「已開始獲得成績，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05］1944年初，抗日戰爭勝利已見曙光，國民黨向蘇區圍攻加緊，日軍也加大了對豫湘一線的攻勢。1月12日，毛澤東複電張雲逸、饒漱石，要求特別注意在接近大別山的區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長江兩岸，特別由安慶至九江一段尚有發展可能，應加派得力部隊前去建立游擊根據地。」［106］1938年8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等，指示豫皖地區「游擊戰爭的發動一般不應過早，需要在敵人後方比較空虛的地區發動。」［107］14月，日本發動豫湘戰役，至8月先後佔領鄭州、長沙、衡陽等地。9月，日軍發動柳桂戰役。10月7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指出：「今後主要發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時要注意東北，還要準備蘇聯打日本。在幹部配備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時注意東北。」［108］10月31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幹部和部隊在湖南湘水和資水之間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109］1945年2月24日，毛澤東致電南方局：「準備大舉躍進。目前要爭取半年左右時間，深入擴大蘇南工作，這是我黨我軍在江南生根落腳的基礎。」［110］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毛澤東開始向大別山一帶布局。8月4日，為中央起草電報，要求廣東區黨委「準備與王震、王首道會合，開創湘粵邊根椐地」，［111］同日，起草電報致鄭位三、李先念、陳少敏，強調淮河流域的戰略地位，指出：「日寇失敗內戰爆發後，你們現有平原地區必難完全保持，現在就應考在桐柏山、大別山、鄂西、鄂南、鄂東、襄北擴展根據地問題。此項任務甚為困難，但必須精心設計，預為籌劃。」［112］10月22日，再次致電鄭位三、李先念：「以奪取桐柏山區域為適宜，不可過早向其他區域去，反而增加你們的困難，且於大局不利。東面之豫東南（大別山）、豫東北（新黃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幾個月後之預備機動地區，不宜提在目前的計划上。」［113］1946年，國共雙方在東北地區陷入膠著，大戰在即，毛澤東開始考慮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後的軍事布局。6月22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指出「全局破裂後，請你們考慮下列方案：太行區以豫東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儘可能攻取十幾個縣城，主要著重在野戰中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相機佔領開封。山東區以徐州地區為主要作戰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間若干縣城，主要著重調動徐州之敵於野戰中殲滅之，相機佔領徐州。只要佔領開封、徐州間及徐州、蚌埠間主要鐵路線及上述各縣城之半數左右，即為有利。中原部隊突圍向河南出動，其任務為鉗制河南之敵。華中部隊粟譚主力對付江北之敵」「上述作戰勝利（不一定要取得開封、徐州）後，如形勢有利，可考慮以太行、山東兩區主力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之線前進。」「這一計劃的精神著重向南，與蔣的精神著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於被動地位。」這一計劃「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紮穩打，並不冒險。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從國民黨區域徵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114］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陳毅等電報，再次強調：「敵愈向北攻，敵後必愈空虛，愈有利於堅持游擊戰爭。派部隊派幹部恢復淮南、淮北工作必須立即進行。」［115］挺軍大別山，在大別山預置「冷子」，只是外線問題內線解決方法成功運用的最精彩的範本。我們知道，在宜昌至南京的長江一線有兩個南下後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帶。第一個即西面的三角地帶是宜昌南下至岳陽北折至武漢段，第二個即東面的三角地帶是由武漢南下經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較而言，後者因其東線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意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間的大別山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往往有著一兩拔千斤的作用。從江北論，控制西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襄陽，而控制東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就是大別山。比較二者，後者則比前者更具調動全局的意義。大別山位於中國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處，西接桐柏山，東延為霍山，東西綿延約380公里，南北寬約175公里。西段呈西北－東南走向，東段呈東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500米左右，是長江與淮河的分水嶺，其地形險峻且直逼長江中段：西制黃岡可扼武漢東出，東取安慶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懸於江淮平原，北兵駐入，若無後繼，其勢難久，故而風險極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為；若善用此地，據此則會對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造成絕大的震動。1947年8月，為了打破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毛澤東將內線作戰變為外線作戰，一反傳統的「王濬樓船下益州」即順江而下的方式，以攻為守，果斷採取「無後方外線行動」［116］，千里大躍進攻勢，派劉鄧率軍從民權至商丘和虞城地區分三路越過隴海路，分別向大別山疾進。這不僅對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鎮武漢造成絕大的震動，而且還為不久到來的淮海戰役預埋了與之呼應的「冷子」。此棋似險，卻力重千鈞，毛澤東由此造成全國戰場形勢從戰略防禦向戰略進攻的絕大轉變。毛澤東熟知自古欲取長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陽。襄陽與淮甸以桐柏山為中線互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勝關是控制淮甸流域的關鍵；淮甸與長江唇亡齒寒；淮甸失則長江不保。1946年國共大戰在即，3月4日，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軍事小組飛抵延安，在與毛澤東交談中，張治中說：「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您也應該住到南京去。」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將來當然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陰，開會就到南京。」［117］毛澤東的回答綿里藏針，充滿地緣政治的暗喻。誰都知道，淮陰［118］位於江蘇省中北部，江淮平原東部，北距連雲港市130公里，東南距鹽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蘇省會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與京杭大運河的交點，扼水陸交通之要衝，自古乃兵家重地。從淮陰進南京，那是從國民黨手中取天下，而現在若從延安入住南京，那隻能在那裡寄人籬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如果讀過三年後毛澤東寫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就會知道，選擇後者當然不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在做了上述地緣政治關鍵地域的力量準備後，1949年3月31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等在接見四野軍師以上幹部時傳達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說：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119］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歷史上，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120］，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就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40年代說「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及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後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21］，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慫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衝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夥整我們」［122］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123］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124］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125］。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後方」建設。集中投資於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雲、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繫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126］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27］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128］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129］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彙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後悔無及。」［130］1972年，晚年毛澤東再次強調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四川是祖國的戰略大後方，是三線建設的重點。」［131］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應對美蘇「中間突破」的國防布局，這就是：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聯接樊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雲南昆明的成昆線被列於優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即被調派到雲南工作的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雲南工作。雲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於重要的戰略位置。」［132］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彙報時說：「國民黨為什麼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麼道理？川漢鐵路［133］，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麼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隨後毛澤東向在坐的同志提問並回答說：「《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於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後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134］這說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也是大西南的國際通道和國內從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問題。顯然，緬甸在其中的戰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覷。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陝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雲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135］，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並與南面國家處理關係，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川地區在隨後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聯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證。基於這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並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136］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於同一個道理。1962年毛澤東西南開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而不是象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僅僅是為了「教訓」印度。今天的中國形勢有向20世紀50年代螺旋式回歸的趨勢。但同時我們也要及時做好應對未來歷史再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回歸的可能，不要再讓毛澤東曾「後悔無及」的事發生。五、國際戰略和策略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雲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進入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並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後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137］。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於「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說：「西海如今出聖人，塗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138］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並憤怒地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139］有人說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說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塗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台灣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計劃」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後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於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衝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並隨後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係由此惡化。1959年11月3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彭真等同志討論赫魯曉夫問題，彭真說，赫魯曉夫迷戀於西方首腦會議，西方就拿著這個首腦會議像釣魚一樣總釣著他，他總想吃。毛澤東接著說：「有一天，西方一翻臉，他就處於被動。」［140］11月12日，毛澤東對王稼祥等同志揭露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本質，他說：「他現在假借列寧的名義，假借列寧的所謂靈活，把鋒芒去掉。」［141］赫魯曉夫的變節將中國置於兩北兩線作戰困境，對此，毛澤東向同志們堅定地表示：「現在，硬著頭皮頂著是對兩方面的：一方面對赫魯曉夫，一方面對艾森豪威爾。」［142］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並於1961年利用中國經濟困難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印度藉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印邊境的穩定事關中國大西南的穩定，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印度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43］。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個月後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範圍內，不讓第三國捲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後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後，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乾乾淨淨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後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於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有意留待將來從長計議。今天總結1962年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進戰退和於瞬間，畢諸葛「七擒」之功於一役，讓人體會出了毛澤東軍事藝術所呈現出的那種「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144］的極高境界。每讀史及此，令人不由擊節讚歎並為之神往。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給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1970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時說：「那個麥克馬洪線我們不能承認，但是還承認它是實際控制線。」［145］1962年以後，中國「三線」建設步伐明顯加快。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146］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147］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後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後，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148］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於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早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毛澤東就告訴大家：「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149］「八大」會後，毛澤東告訴波蘭同志：「帝國主義是不怕我們的幾千年文化的。古董當然是要保護的，但我們更需要現代的科學和文化。」［150］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台。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毛澤東明白，國際關係中「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只能成為打不敗的對手，才能成為美國人的朋友。早在延安時，毛澤東就告訴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說：「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後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乾淨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151］1959年3月3日，他告訴拉美共產黨領導同志：「我們對美國不妥協，它不承認我們，我們也不承認它。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要他們驅逐了台灣的代表，請我們進，我們才考慮進。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內不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交換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些。過了十年，十五年，我們的房子打掃得乾淨了，可以迎接客人。」［152］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朋友時談到中美關係，他說：「我們把美國的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麼高興。但是，總有一天兩國的關係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153］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從美國外交的困境中儘力捕捉改善中美關係的契機。1969年毛澤東注意到「中蘇分裂，美國高興」［154］。11月中旬，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傳回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帶來尼克松願意與北京直接接觸的口信。12月22日，周恩來告訴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請他轉告葉海亞總統：「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觸，盡可以利用官方渠道。」［155］1970年3月21日，毛澤東中國收到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帶來的尼克鬆口信：「準備開闢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話，這樣一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周恩來批示：「尼克松想要採取對巴黎談判的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156］8月12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蘇丹國家領導人說：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這個總統好過。你們可以觀察到美國的世界戰略，它的第七艦隊可管得寬了，從美國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灣海峽、印度洋，到阿拉伯海。這樣，真正打起來還有什麼力量啊？它現在還是靠原子彈嚇人。今年「五一」在天安門上我跟他們的代辦說過，總有一天要和起來，老是這麼鬧下去不行。這個原則也可以運用到同美國、同蘇聯的關係，總不能永遠是這麼僵下去嘛。［157］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斯諾時說：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麼僵著。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麼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來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面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他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神秘的很，又是提出不要公開，又是說這種消息非常機密。1972年美國要大選，我看，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的是那個時候。他對那個台灣捨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台灣關他什麼事？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們又沒有佔領你們那個長島。［158］1971年4月7日，毛澤東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4月14日，周恩來會見參加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後應邀訪問中國的美國代表團談話時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的來往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159］4月21日，周恩來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4月24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將此口信轉達給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復周恩來，表示接受中方邀請。5月17日，尼克松又通過巴方正式答覆中國，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還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後來中國。」［160］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鬥爭終於迎來了不利於蘇聯卻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161］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o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162］。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163］歷史上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的國家是必敗無疑的，因為沒有誰有這樣多的資源。拿破崙打歐洲，打得挺順，1812年又打了俄國，1815年敗了；希特勒打歐洲挺順，但又向俄國開戰，三年後敗了；日本打中國，已是很難了，但又去打美國，結果中國和美國一聯合，日本也是三年便敗。朝鮮戰爭美國敗在什麼地方？敗在與中蘇作對，而且勞師征遠，結果使美國輸得沒一點面子。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美國、蘇聯和中國對立，蘇聯更是大兵壓境。那是真正的三國時代，不管是中國、蘇聯，還是美國，都處於兩線作戰的困境。毛澤東明白，國家外交永遠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但操作起來卻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澤東通過珍寶島小小的一戰，輕輕翻牌，就把美國翻到中國這邊了。不打不相識，美國人佩服毛澤東，尼克松來中國，在飛機上說來與毛澤東談哲學。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164］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165］送走尼克松後，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嚀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166］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以鬥爭求和平，敢於鬥爭，也善於鬥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六、社會主義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歷來是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我們知道，後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167］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並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繫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並不遜於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麼，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這個道理，繼承商鞅路線而獲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不從鞏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權與民權相統一的生產關係出發，而是僅靠「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結果很快便丟掉政權。由此而論，將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歸於始皇贏政是沒有道理的。歷史上所謂「民心」問題歷來就不是一個純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生產關係即生產資料所有權－－歷來資產階級幫閑文人都在迴避這一問題的實質－－的問題。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崙，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並由此開闢出一個「拿破崙時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謂的「獨裁」，而是如毛澤東所說的「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168］。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崙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麼拿破崙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支持。」［169］拿破崙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並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崙並不象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並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於表現出來的一半。」［170］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崙法典》對於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國家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這是與商鞅一致的路線。拿破崙旗幟，對於歐洲農民，首先對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崙獲得了法國的乃至全歐洲的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說：「拿破崙是充分表現了1789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布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鬥爭。拿破崙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著旗幟，奏著音樂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dimpots，àbaslesriches，àbaslarépublique，vive1，Empereur！》－－取消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後的是一個農民戰爭。」［171］同樣的道理，拿破崙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說：「拿破崙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盡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172］將貴族的土地奪過來交與農民，利用農民的力量進入貴族行列後，又與貴族們握手言歡，其結果是拿破崙出賣了農民的同時，農民也抽掉了對拿破崙的支持並拋棄了他。毛澤東同志注意到並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173］。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繫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並建立了新中國，隨後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併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後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並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1958年4月5日，毛澤東告訴羅馬尼亞友人：「舊中國一是農民每戶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農民手裡。這是個落後現象。可是這點也給我們一個好處，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這些東西推翻後，分配了土地，但一看，農民土地還是很少，生活還很困難，唯一的出路就是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174］1963年1月21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說：「列寧主義最主要的是團結農民，建立工農聯盟，這是最基本的統一統一戰線。」［175］在此，對我們有學習意義的，是建國後毛澤東同志在全國範圍開始的生產資料改造工程並依此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佔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176］也全面升級。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佔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77］，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擴大國內愛國愛黨力量。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並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毛澤東將土地改革看作是擴大和加固支持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的重要舉措。1946年5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土地工作會議上發言指出：國民黨統治地區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國幫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聊生。我們只有依靠人民同他們作鬥爭，如能在一萬萬幾千萬人口中解決土地問題，即可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解決土地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環節，全黨必須認識這一點。不要怕農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緊。農民的平均主義，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對，但要反對分配土地以後的平均主義。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緊，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現在類似大革命時期，農民伸出手來要土地，共產黨是否批准，今天必須表明態度。土地改革時期，不要怕自由資產階級動搖，只要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得到土地，我們的力量更強大，則能鞏固地團結他們。［178］1950年11月17日，毛澤東致電廣東省委和華東東局，要求廣東和福建必須迅速地和廣泛地展開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廣東、福建的土改完成，廣西的土匪消滅，即使蔣介石登陸進犯也容易對付的。5天後即11月22日，毛澤東即指示中南局、華南分局、廣西省委並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時局緊張的情況下，必須限期剿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我黨我軍方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福建是和兩廣同樣解放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肅清的省份，過去福建省委認為今冬明春不能大規模地進行土改，現在他們接受了中央及華局的意見，決定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書記及軍分區司令會議，重新布置工作，將土改與剿匪相結合，擴大土改縣數至三十六個縣。此種計劃很值得廣東、廣西兩省仿行。」11月30日，電告廣東省委，要求：「今冬爭取完成十一個縣的土改是適當的，望照此努力實施。海南島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實行土改。」1951年1月，毛澤東告華南、中南局，對海南島的土改作出具體指示：「海南有老區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較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鞏固了。」［179］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我們志願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願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麼武器也不易抵擋的。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180］現在回頭看，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本質上是階級及建立其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通過土改贏得了勞動人民的最堅定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如此強大不僅使共產黨由此打敗了蔣介石國民黨，而且還打敗了支持蔣介石且已擁有核武器的美帝國主義。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時批評那種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為「總路線」認識傾向，指出：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181］。「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繫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繫起來。至於「確保私有」，「四大自由」［182］，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183］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184］1957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西羅基時談到中美關係時說：「我們不怕它不承認，美國愈晚承認愈好。」至於美國對中國的禁運，毛澤東說：「美國現在搞禁運，我們願意它搞。到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後它解除禁運時，那我們就會有些東西同它搞貿易，到那時我們可以同它建立關係。」［185］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並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麼徹底，用於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186］。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這樣說決不是事後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係」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後面儘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紮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187］要保證中國在國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需要佔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這在古代就是貴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並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並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捨，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佔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從農民戰爭中走過來的毛澤東對此看得最明白，1953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草案）》後批示說：這種單幹制度長久下去，就要使農民的大多數成為富農、高利貸主和商業資本家進行剝削和投機事業的犧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188］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搞單幹，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佔，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民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189］失去生產資料的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並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並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於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190］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191］1959年7月29日，針對國內外關於「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的置疑，毛澤東說：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什麼，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要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192］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和組織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於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七、工農聯盟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貢獻是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發展與工農聯盟而不是與資本聯盟。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著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1959年12月11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193］農民兩極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規模不產生的原因。適度的農民脫離土地，可以為城市工業提供勞動力後備軍，而農民過多地與土地分離，其中產生的龐大的流民隊伍就會成為瓦解國家的力量。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集體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願迴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並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註道：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194］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永久分離的危險［195］，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戶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保障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196］。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說「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197］。這樣輿論引導的後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保障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湧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溫床。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並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說：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並且這個過渡還由於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裡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闢，鐵路鋪到市裡。正當工人成群湧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於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198］恩格斯接著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於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後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後果。那麼，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後果是什麼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說：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於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註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麼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鬥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裡－－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捲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199］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現象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很難避免的。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鬥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惡果發生在當代中國。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200］。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後發國家，尤其是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已不可重複。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麼「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201］。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1957年4月25日，毛澤東在同保加利亞大使交談中總結蘇聯的教訓說：「建設了社會主義，丟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掉了人民，這是不成的。」［202］同樣，我們的改革若不是維護而是損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魚忘筌，適得其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於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於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實踐已經證明並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203］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象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而農民集體所有制則是控制脫離土地的農業人口「流量」的重要槓桿。鑒於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說：「我們國家的基礎，就在工人、貧農、下中農身上。」［204］現在社會改革談得較多的是「社保」。毛澤東也高度關注社保問題，但反對言不及義地談社會保險，他將社會主義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會保險。1960年1月5日，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批註：「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205］在這裡，毛澤東將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什麼「市場化改革」作為人民群眾人身保險的前提。為此，1958年5月13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時特意加寫這樣的警示：「農民同盟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無論在什麼時候，政治上犯錯誤，總是同這個問題相關聯的。」［206］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再次強調：「還是一個農民同盟軍的問題。工人階級沒有農民這個同盟軍，革命不能成功，建設時期也是一樣，沒有這個同盟軍不能建設成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農村混了幾十年也不清楚。」［207］而保證工農聯盟的所有制基礎是鞏固和發展合作化集體經濟。毛澤東的這些認識最終形成全黨全國的共識，並在1954年以憲法的形式加以確認形成不容動搖的國家制度。憲法「總綱」第一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歷史反覆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党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製，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於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麼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衝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此，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警告全黨：農民是同盟軍，不抓農民問題就沒有政治，不注意五億農民的問題，就會犯錯誤，有了這個同盟軍，就是勝利。中國黨內相當多的人，不懂得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跌跟頭還是在農民問題上。［208］1962年11月30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志說：「農民跟著我們走，民族資產階級才不得不跟我們走。農民問題很重要，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才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孫中山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209］毛澤東同志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對今天我們正在開展的農村土地流轉試點改革來說，不能不說有著巨大的警示意義。［76］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號大順。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而死。［77］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78］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頁。［79］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頁。［8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頁。［81］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82］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頁。［8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頁。［8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頁。［8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頁。［8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頁。［87］神府，指陝西神木、府谷。［88］三邊，指陝西靖邊、安邊、定邊。［8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頁。［9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頁。［9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554頁。［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頁。［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94］新黃河，1936年6月9日，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隊炸開鄭州以北花園口黃河大堤，企圖以黃河水患阻止日軍西犯，致使黃河改道向東沿賈魯河入穎河和西淝河，在正陽關等地注入淮河，當時通稱這一段黃河為「新黃河」。1947年花園口決口堵復，黃河復歸故道。［9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頁。［96］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頁。［9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9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9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10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10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10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10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10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頁。［10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頁。［10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頁。［107］毛澤東：《在敵後比較空虛地區發動游擊戰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頁。［10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頁。［10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頁。［1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頁。［1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頁。［1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頁。［113］毛澤東：《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區創造戰場》，《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頁。［1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6頁。［1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頁。［1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頁。［1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118］2001年，江蘇省淮陰市政府實施「三淮一體」戰略（即原地級淮陰市、原縣級淮安市、原淮陰縣融為一體），原地級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原縣級淮安市因重名更名為淮安市楚州區，原江蘇省淮陰縣更名為淮安市淮陰區。［1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頁。［120］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時讚揚說，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裡，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見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頁。［121］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1945～200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122］毛澤東：《戰爭準備要放在兩個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頁。［123］毛澤東：《要很好地分析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1962年10月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頁。［124］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軍委確定，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在北方一些地區要立足於頂住敵人，在南方一些地區則誘敵深入，把敵人放進來打。這一思想後來被概括為「北頂南放」。［125］毛澤東：《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1964年9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頁。［1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127］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128］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頁。［1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130］毛澤東：《在杭州聽取計劃工作彙報時的講話》（1965年6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頁。［1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頁。［1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頁。［133］川漢鐵路是清朝末年計劃建設的一條鐵路線，最初計劃從成都起，經內江、重慶、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奉節、秭歸、宜昌、至漢口，全長3000公里。此條線最終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鐵路。［134］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建設工作彙報時的講話》（1964年11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頁。［135］1935年2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指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2月16日，黨中央與軍委發出《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示：「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攔阻我們，更由於黨與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頁。［1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137］肖月、朱立群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1945～200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138］轉引自何明、羅鋒：《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頁。［139］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1965年秋）。［1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頁。［1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頁。［1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頁。［143］1959年4月25日，毛澤東就西藏叛亂事件的宣傳報道原則指示彭真、胡喬木、吳冷西：「請注意，不要直接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餘地，千萬千萬。」5月6日，在接見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時，毛澤東又說：「尼赫魯是什麼人呢？他是印度資產階級中間派，同右派有區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8頁。［144］《孫子·虛實篇》，《武經七書註譯》，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頁。［1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頁。［146］從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蘇邊界發生的衝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嚴重的是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鐵列克堤的軍事衝突。參見潘光主編：《當代國際危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頁。［147］［美］Ro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頁。［148］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以《冬雲》為題作七律詩記錄了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詩曰：「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149］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頁。［1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頁。［151］《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90頁。［15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9頁。［1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頁。［1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頁。［1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頁。［1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頁。［1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頁。［1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頁。［15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378頁。［16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頁，注釋1。［161］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MemoirsofRichard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頁。［162］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譯：《白宮歲月》（第四冊）1349頁。基辛格的這段回憶，在熊向暉寫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國黨史出版社2006）第273頁中也有確認。熊向暉說：「基辛格記述的這段話雖與記錄不相同，但卻相當準確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本意。」［163］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國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93頁。［164］指正在擬訂中的《中美聯合公報》。［16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16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167］賈宜：《過秦論》［168］1950年6月29日，毛澤東就《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致信劉少奇：「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法國在拿破崙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並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義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制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後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故農村市場特別廣大，只有林肯時代解放美國南部幾州的農奴，是一反奴隸制的鬥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頁。［16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170］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頁。［171］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年1月～11月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頁。［172］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頁。［173］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會見弗朗索瓦o貝納爾率領的法國議員代表團，明確表示：「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頁。）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同志統計「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談拿破崙，不下40次。」這說明，毛澤東對法國這段歷史教訓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參見陳晉：《毛澤東怎樣讀談拿破崙》，《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可參見陳晉：《毛澤東為什麼喜歡讀談法國近代史》，《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17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頁。［1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176］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176］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戰略物資禁運。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於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閱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177］《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17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頁。［1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4、250、246～247、276頁。［180］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181］《論語·衛靈公》［182］「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後的農村中允許農民有借貸、租佃、僱工、貿易的自由。［183］《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184］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18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頁。［186］詳見《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187］《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18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頁。［18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頁。［190］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191］《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1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1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頁。［194］參閱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簡本）》上冊，1998年，第304頁。［195］據《新京報》提供的研究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失地農民約4000萬。2009年，政府獲得1.5萬億土地出讓金，2010年全國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收入達2.9萬億，同比增長106.2％。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從事非農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24223萬，其中外出農民工由2005年的9809萬增至15335萬，全國工會會員中農民工也佔8855萬，在城市裡從事苦臟累險工作的70％以上都是農民工。調研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16～25歲的41.4％沒有承包地、36.4％沒有宅基地；25～30歲的35.4％沒有承包地、33％沒有宅基地。願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只佔8.8％。只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願意回農村定居，而老一代農民工的比例為13.3％。《國情調查專家稱我國失地農民約4千萬願回鄉民工不足1成》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1－10－31／page＿10306。html。［196］廣州日報2011年2月20日載，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裡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樊綱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儘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說，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於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裡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中國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長遲福林更直接表示：「總的看法是：』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應當做得到，也有條件做得到。」「『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作為『十二五『城鄉一體化的重大突破。」參見《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載《時代與思想評論》2011年第1期。［197］《記者調查發現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來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報》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198］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頁。［199］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頁。［200］「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裡，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頁。［201］《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20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203］「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20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20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20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頁。［20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頁。［20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頁。［20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頁。（《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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