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南糧北調，六百多年間的漕運，都是通過大運河直達皇城。按道理說這樣一份差事，應該是端上了“鐵飯碗”。其實不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漕運聚集在一起的跺工、水手、縴夫，構成了在大運河上討生活的一個特殊羣體。時至康熙初年，“每船運軍十名，至三十五年改定爲一名，餘九名選募水手充之，尋籤本軍子弟一人爲副軍。”也就是說，到了康熙年間，一隻漕船上額定的十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負責人是真正編內“運軍”外，剩下的九個都是招募來的“臨時工”。每年漕運前後約八九個月，長途奔波，但工錢只有六兩銀子，不是全無出路的人，一般不會去做漕運船工。

所以，清廷僱傭的舵工、水手等，主要是山東、河南的流民。在靠天喫飯的漕運中，爲了抱團謀生，各地夾雜着“臨時工”的運軍和漕船，按所屬地區營衛劃分爲不同的“幫”，如德州幫、興武三幫、鳳中二幫、贛州幫等，數以百計，盤根錯節，衍生出了大運河上特有的漕幫文化。每幫所擁有漕船數量不一，多的有七八十艘，少的不過二十多艘。這些水手、舵工聯合在一起時，原本作爲僱主的清廷一方，也成了“弱勢”，江湖的末路與狂歡在大清年間上演。在道光年間的一次漕運途中，浙江“嘉白幫”和“杭三幫”聲稱船上代表清廷的兵丁，貪污了應發的餉銀，公然向他們勒索銀兩。

還有的漕幫，敢於直接圍困糧道官員，要求“漲薪”。漕幫的活動如果限於此，那真不失於是大清漕運業的“良心公會”。但是在這羣江湖“老油條”看來，所謂漕運，就是駕着清朝官船，爲朝廷押運糧食，不如索性就扯起虎皮，仗着這一重身份肆意敲詐。因此，他們會用漕船故意撞上運河中的過往船隻，然後就說對方毀壞大清的官產，要求賠償。還有的幫衆設計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過頭來誣陷人家偷盜漕米。最肆無忌憚的漕幫，敢於將漕船在大運河上“鐵索連環”，攔住河道，公然討要“買路錢”。漕幫違法亂紀，這羣臨時工的狂歡，甚至已經狂妄到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行兇。

例如如道光年間，蘇北運河上以丁朋鈴爲首的漕幫幫衆，在沭陽等地爲禍一方，直到因一次搶劫後分贓不均，幾個漕幫“兄弟”打了起來，才東窗事發，以致引來清軍圍捕。漕幫這種“蓄有兇器，聚衆行兇，一呼百應”的狂妄行徑，自然引起清廷的不滿與關注，在清廷的打擊下，漕幫有所收斂，不過清廷也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這種夜壺一時半會也沒有馬桶來代替。到了道光年間，清廷漕運開始逐步啓用海路，大運河上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這使漕幫各幫派之間矛盾激化，不同的行幫間，爲了爭奪有限的工作，少不了大打出手。

“老安”與“新安”間多次爆發大規模的械鬥。不過江湖法也則不再有效，因爲拳頭再硬也沒有生存空間，畢竟可供爭奪的工作從少到無，漕運水手幾乎都失業了，以前船上的“老管”到陸地上當“瓢把子”，漕幫就逐步變身爲常說的“青幫”，至此，漕運幫派江湖末路，消於無形。當然，漕幫之消亡，除了自身“臨時工”身份的侷限，也有江湖幫派安身立命之根基 “義”之喪失，畢竟江湖精神之初心，是墨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參考資料：《略論漕運與運河民間幫派文化》、《清代漕運水手行幫會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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