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書架丨林建剛：臺灣經濟體制是如何轉型的
知道郭岱君的名字，源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蔣介石日記》。據說，在整理蔣介石日記、推動其公開方面，作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居功至偉。最近，依靠胡佛研究院的豐富資源，在整理國民黨檔案、重要官員的日記、私人文件及採訪相關口述的基礎上，她又梳理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經濟轉型的故事，出版了《臺灣往事：臺灣經濟改革故事（1949-1960）》一書。
眾所周知，1949年之前，國民政府一直推崇計劃經濟。一方面，這源於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中「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另一方面，1930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政府希望以舉國之力來抵抗侵略者。在這種情形下，主張國家控制經濟的資源委員會應運而生，在這個委員會的操作下，民營企業舉步維艱，官僚資本龐大，計劃經濟體制初見規模。然而好景不長，王雲五任上推行的金圓券政策導致了金融大崩潰，在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狀態下，國民政府丟掉了大陸。
敗退到臺灣的國民政府，本已成為了秋後的螞蚱，卻奇蹟般地實現了經濟體制的轉型與騰飛，原因何在？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如何能更大程度地避免貪腐、特權等負面經濟影響？郭岱君的《臺灣往事：臺灣經濟改革故事（1949-1960）》一書給出了答案，而臺灣的這些經濟發展經驗對我們當下經濟的發展依然有參照意義。
▍政府高官的決心
經濟的發展關係到政局的穩定。敗退臺灣的國民政府，面對經濟發展的眾多困境，決定大力推行經濟改革，為配合經濟改革，國民政府推行了地方自治和「耕者有其田」等相關政策。
書中，郭岱君講述了臺灣當時推行經濟體制改革時遭遇的種種困擾，蔣介石與陳誠在一些事情的所作所為，頗能體現政府高官改革的決心與勇氣。對地方自治，蔣介石高度重視。他認為，這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獲得真正的民主，獲得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安撫臺灣民眾，穩定政局。而要真正實行「地方自治」，就先公開競選。
當時，臺中市在競選市長的時候，無黨籍人士楊基先的選票大大超過了國民黨的林金標。如果不實行干涉，臺中市長的寶座將會讓非國民黨人拿走。在這種情況下，這位「民主無量，獨裁無膽」的威權人物竟然發電報給「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公然要求吳國楨聯絡楊基先自動退選。
倘使事情到此結束，無非證明蔣介石沒有實施地方自治的誠意罷了。然而，峯迴路轉，蔣介石發電之後，惴惴不安，他在日記中寫道：「事後甚覺處置不當，但其電已發，駟馬難追，只有聽之，容待情勢推移，再定補救之道。」思來想去，蔣介石最終還是給吳國楨發電說：「令楊照常競選，不加干涉也。」
▲1950年代，錢穆[左五]與楊基先[右二]等人合影，楊基先時任臺中市長
寧願冒著權力旁落外人之手的危險，也要推行地方自治。蔣介石的決心，不可謂不大。與蔣介石類似，陳誠對搞好臺灣經濟也頗有決心，他將土地改革視為平生最大志願，決定在臺灣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並由此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減租也好，耕者有其田也好，首先要做到讓普通民眾手中擁有土地。然而，現實情況是，大量土地都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面對這種情況，1950年代的大陸是強行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然而這種做法，未免侵犯了地主的私有財產。而陳誠採取的則是阮毅成、蕭諍等技術官僚的主張，即以公營企業的股票以及土地債券換取了地主的土地。
陳誠的這一策略，遭到了國民黨內部的強烈反對。甚至他的親弟弟陳正修也反對他，陳正修認為這一策略，等於把公營企業民營化了，違背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政策方針。對此，陳誠態度堅決，同時蔣介石也支持他。
在重重反對聲浪中，陳誠最終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效果非常不錯，一方面，無數沒有地的農民從政府手中獲取了土地，另外一方面，曾經的地主也獲得了大量股票與債權，並由此開始致力於工業的發展，並進一步推動了臺灣工商業的發展。
▲1959年2月，陳誠[左二]、胡適[右二]等下鄉考察
國民政府高層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與勇氣是臺灣經濟體制改革能夠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當然，發展經濟，上層的支持與決心很重要，但至於如何發展，還要靠技術官僚的改革實踐。
▍技術官僚的推動
尹仲容是臺灣經濟體制的變革中的關鍵人物之一，按郭岱君的說法，他被譽為「臺灣經濟之父」。
對經濟發展，尹仲容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抗戰時期，他就曾跟隨宋子文多年，熟悉金融與經濟領域，是一位侵淫多年的技術官僚。
他對民營企業的重要性有著獨到的理解。執掌工業委員會期間，在制定第一個四年計劃時，他開宗明義地提出「鼓勵民營，亦為政府既定之政策」，主張「在執行計劃之過程中，凡屬可以民營之事業，將盡量鼓勵國內外民間投資興辦。」為此，還有意通過立法的方式來保障民營企業的地位。在《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中，他主張：「除直接設計國防祕密之事業，專賣或有獨佔性之事業，大規模公用或有特定目標之事業外，其餘無論政府獨資經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均可移轉民營。」
臺灣塑料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當時政府當局有意發展塑料產業，很多政府官員都主張由政府來辦理。對此，尹仲容不敢苟同，他希望由民營企業家來辦理這個企業，卻苦於沒有民營企業家敢於接受。後經尹仲容仔細挑選，選中了王永慶，緊接著，工業委員會幫助公司負責了工廠的設計機器、原料，還派化工專家協助他們，在政府不斷扶持下，臺灣塑料公司發展迅速，成就了今天非常有名的「臺塑」。
當然，尹仲容是一個技術官僚，很多時候他也是非常實用主義的，他一直主張以管制經濟的手段來推動市場經濟。尹仲容認為，適度的管制與統籌規劃也是促進經濟的必要手段。不過，當經濟狀況穩定之後，政府應當立即放開管制，政府的幹預越少，民間自由越大，經濟發展的動力就會越足，由此來看，尹仲容倒是積極執行了當時國民政府所制定的「有計劃的自由經濟」的策略方針。
這其實也是尹仲容經濟理念的重大突破。要知道，這位臺灣市場經濟的奠基者，在1950年代之前，還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計劃經濟的信仰者。畢竟，在1940年代，尹仲容一直是資源委員會的成員，而資源委員會中絕大部分成員，都是計劃經濟的信奉者，尹仲容也不例外。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尹仲容從一個計劃經濟的擁躉變成一個市場經濟的信奉者的呢？這就要涉及1950年代的知識分子關於經濟政策的大討論以及經濟學家蔣碩傑對尹仲容的經濟啟蒙了。
▍知識分子的討論與經濟學家的金融啟蒙
1950年代，敗退臺灣之後，遷居臺灣的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開始反思大陸時期的經濟政策。很多人以《自由中國》為輿論陣地，重新審視管制經濟的利弊。這一時期，由殷海光譯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自由中國》的連載，對當時知識分子的觀念更新起了重要作用。
受這本書影響，以殷海光、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中國》知識分子羣，成為了市場經濟的呼籲者。當然，僅僅有在野的知識分子的呼籲是不夠的，經濟制度的轉型更需要政府中技術官僚的全力改革。這方面，恰恰是蔣碩傑改變了尹仲容的觀念。
▲《自由中國》編委郊遊，後排左三為殷海光
1950年代初期，俞鴻鈞擔任「行政院」院長時，主管經濟的核心人物是張茲闓。張茲闓是凱恩斯主義的信徒，相信國家幹預，因此，這一時期的臺灣依然堅持計劃經濟。俞鴻鈞下臺後，陳誠任「行政院」院長，他麾下的尹仲容成為了主管經濟的核心人物。尹仲容上臺後，聘請蔣碩傑為經濟顧問。受蔣碩傑的影響，尹仲容的經濟理念很快傾向於自由經濟。據蔣碩傑回憶：
「他（尹仲容）以前好像是抱著工業出身而從事計劃經濟的人的看法，有什麼東西先讓工程師設計好怎麼做；怎麼做，先畫個藍圖，以後就照著圖去作。但是經濟的總是比他想像的要複雜，須待價格機能去解決的問題很多，自己憑推想來作，往往解決不了的。」
不過，當看了蔣碩傑推薦給他的英國經濟學家J.E.Meade的《計劃與價格機能》之後，尹仲容充分認識到了價格機能在調節經濟方面的重要性，在任期間，尹仲容充分採納了蔣碩傑與劉大中在匯率問題上的建議，同時開始大力開展私有化，發展民營經濟。當時美援的使用就是一個典型個案，當時的國民政府，要求將美援全部補助給民營經濟，以此為契機，臺灣開啟了一股大規模的「民進國退」的經濟浪潮。
可以說，改革的發生，其前提必須要有思想的變化與頭腦的更新，與此同時，還需要技術官僚在更新頭腦之後大膽的經濟實踐，當然，這種經濟改革會不可避免的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就不可避免的遭遇反對的聲浪，這時候就要看政府高層改革的誠意與決心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這三種因素都得到了保障，再加上美援的幫助與臺灣民眾的勤勞，臺灣最終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並隨之迎來了臺灣經濟的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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