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10-21今年是中國田野考古先驅陳萬里先生誕辰115周年。為紀念我國古陶瓷界公認的泰斗，故宮博物院、《文匯報》社和龍泉市人民政府聯合發起在浙江省龍泉市大窯村為陳萬里豎銅像，建造陳萬里亭。11月16日將在龍泉市舉行隆重的陳萬里銅像落成典禮，並在龍泉市博物館建陳萬里學術活動陳列室，召開陳萬里國際學術研討會等。陳萬里（1892～1969），蘇州人，名鵬，萬里是他的字，取「鵬程萬里」的意思，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鮮為人知。陳萬里雖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多方面的學養，異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為我國自覺運用科學方法從事陶瓷考古的開山之人，被海外陶瓷研究界譽為「中國古陶瓷之父」。發現龍泉越窯青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萬里在交通條件十分惡劣的情況下，跋山涉水，不遠千里、不辭勞苦地「八上龍泉，七下紹興」，才發現了龍泉青瓷和越窯遺址，這成為陶器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話。《龍泉縣誌》記載：「1928年5月，陳萬里首次作龍泉窯考古調查。」前人研究瓷器，大都是從文獻到文獻，不聯繫現實生活，更不注重野外考察。陳萬里與他們不同，他是一位熱情的探尋者，走出書齋，在龍泉和上林湖艱苦搜尋，並在龍泉大窯村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察報告《瓷器與浙江》，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也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名聞世界的龍泉青瓷，清澈如秋高氣爽的天空，又如寧靜深邃的大海，被收藏家廣為追捧。南宋庄季裕的《雞肋篇》記載：「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王所供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制樣須索，益加工巧……」陳萬里認為任何一種古代瓷器，要從文獻、實物以及窯址三方面找到對應的認定關係才行。陳萬里研究瓷器是從走進龍泉起步的。他在1928年5月的日記中指出：「民國十七年夏，余以視察舊處屬各縣地方政務南行，其初也，即以龍泉青瓷之見於載籍者，摘錄若干則置之行篋，為便中實地調查時參考。最近舊瓷碎片之成箱裝運外邦者尤多，夫在清初已有『李唐越器世間無，趙宋官窯晨星看』之嘆，而運會所至，乃有今日之發現。顧出土器物雖豐富，國人茫然視之，竟不以為寶也。因此發憤，願以視察餘暇，從事勘查，勘查之後，試記大概，以喚起國人之注意，自問固譾陋，亦不暇計矣。」1935年，陳萬里去餘姚上林湖考察，目的是為了尋覓青瓷中最佳者——秘色瓷。唐代秘色瓷的誕生，將越窯青瓷藝術推向完美的境地。唐朝茶聖陸羽經過多年考察後，將越窯位列榜首，稱其為「類玉類冰」。可是，人們在傳世文物中從未見到過秘色瓷的實物。唐滅後，擁有江浙十三州之地的吳越國王錢鏐出於政治需要，制訂了「事奉中原，歲歲朝貢」的政策，利用上林湖精良的制瓷技術燒造的秘色器，除供自己享用外，還作為結交中原稱臣納貢之物品。陳萬里在1935年5月15日《餘姚上林湖訪古記》記載：本日午前在甬參加夏季衛生運動大會以後趕往上林湖。「湖水清澈見底，淺處有蘆草，微風拂之，蕩漾有致。黃花小草，亦隨處可以見到，風景之佳，實不讓杭州西子湖也。四圍山色蔥翠可愛，低誦陸龜蒙『奪得千峰翠色來』之句，翹首南望，早已神馳於湖西村矣。自薤雲亭南行折東幾穿湖而過……居民均業磚窯，殆為千數百年由制瓷而轉為制磚歟！」「此處現有多人挖掘，同時紹興客人間日到此收買，因此求過於供，稍完整而可觀者，索價遂昂貴異常，即破碎而有花紋之小片，亦能得到善價。」他認為「由公家或學術團體試為科學的發掘，一切物品徵集之，為上林湖越器博物館之準備，其有私自採掘者，應絕對禁止之」。這是陳萬里初到上林湖越窯的印象，文字清新活潑，感情色彩很濃，其間洋溢著熱愛祖國的情懷。他對國家文物保護的憂患意識，貫穿於著作之中，讀之令人肅然起敬。爾後，陳萬里多次來浙江尋找秘色瓷，他想，如果「秘色越器」指的是「秘色瓷」，浙江就是越窯的產地。陳萬里下定決心一處一處地找，當大多數對考古感興趣的國人還停留在紙上談兵時，30歲的陳萬里已經邁出了中國田野考古的第一步。一個時代過去了，陳萬里的努力沒有白費，經過反覆調查、對比、走訪，考古界形成了共識：浙江餘姚、上虞、慈溪一帶的「上林湖」，就是越窯秘色瓷的中心窯址，這裡是陳萬里第一次考察越窯的地方。在故宮博物院的瓷器展廳里，展示著陳萬里當年在上林湖採集的越窯瓷器標本，那標本精緻規整，釉色深沉、幽靜、含蓄，更加接近玉色。先民把玉比作修身的標準和道德情操高尚的象徵，「君子佩玉」正符合曆代文人雅士的審美情趣。陳萬里認為這些器物可能就是秘色瓷。在陳萬里謝世18年後的1987年，秘色瓷的紛爭終於塵埃落地。陝西法門寺地宮因佛祖舍利面世而震撼世界，秘色瓷器物，過去只見於文獻記載而不見實物的千古之謎也隨之解開。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的「衣物賬」石碑記載：「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碟子共六枚。」明確寫清楚這就是秘色瓷器，是唐懿宗所供奉的。上世紀90年代初，我去西安採訪，還專程赴法門寺博物館考察，那裡展出的五件秘色瓷，令我眼睛為之一亮。釉層柔和、淡雅、清澈，瓷質細膩、勻潤，真的如陸羽所說「類玉類冰」，美妙無比，難怪唐代詩人陸龜蒙在《秘色越瓷》中有「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的佳句傳世。龍泉窯在宋代空前發展，不是偶然的。當時，隨著金兵鐵騎的長驅直入，高宗皇帝及大臣們選擇的唯一出路就是往南逃亡。「紹興和議」後，江南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發展較快，南宋朝廷偏安於江南一隅，過起了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生活，不僅祭祀、陳設、飲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有不少瓷器用於賞賜。陳萬里認為，北方大批窯工「隨駕南來」，紛紛湧入浙江，主要集中在龍泉窯的各個窯場繼續從事瓷業生產，這為龍泉生產官器提供了技術保證。哥窯尋蹤煞費苦心名列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哥窯，是中國陶瓷史上最富爭議的一種奇特瓷器，長期以來關於哥窯的記載，就廣泛存在於十多種文獻之中。故宮的哥窯器物，是否真的在八百年前的宋代就存在?民國初年，龍泉發生盜掘古窯之風，再次引起人們尋找哥窯的興趣。地處浙江山區的龍泉一直被稱為哥窯的產地，神秘的哥窯瓷器會不會出自那裡呢？尋找哥窯的熱潮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哥窯瓷片，金絲鐵線，紫口鐵足，厚釉薄胎，如同夾心餅乾。類似哥窯的黑胎開片碎瓷不時在龍泉出土，當年陳萬里找到過，我在考察時也曾覓得過。但它是否就是哥窯瓷片呢？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必須在遺址發掘中有大量的堆積層和窯具可以作證。最早記載哥窯的是明嘉靖年間上海人陸深，他在《春風堂隨筆》中雲∶「哥窯，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窯（大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窯。」大窯村裡有窯神廟，龍泉地區的燒窯人都奉章家兄弟為窯神，開窯必定祭拜。每年正月，當地的木偶戲團還會走鄉串戶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當年陳萬里發現龍泉窯時，在考察報告中多次寫到了溪口窯。1938年9月，陳萬里第二次赴溪口調查，認為此處系古代龍泉燒瓷精華所集。他在筆記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窯，原為典籍所不載，我於民國二十三年發現以後，曾將所獲碎片與同好者商討，並於浙江文獻展覽會上陳列之，於是湖濱骨董賈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歷歷如數家珍。」陳萬里又說：「向以溪口之大麻窯作品，足以媲美大窯，今見墩頭窯之製作，遠在大麻之上，當以墩頭為最勝。」「但如認此黑胎作品，即為哥窯，則所謂哥窯者，在大窯耶，抑在墩頭耶？」陳萬里認為：「墩頭作品中，頗多仿自銅器之式樣，其為沿襲兩宋官窯之作風，昭然可見，此實為龍泉造瓷中之黃金時代。」溪口黑胎青瓷無論是產品種類、器形設計、工藝特色和生產技術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諸多名窯的影響，其中以汝窯為最深，可以說是北宋汝窯青瓷在龍泉的延續。1941年9月19日，陳萬里在日記上寫道：「此次來龍，曾聽某賈(指古董商人)說龍泉古窯址出來黑胎物品，到了上海，專銷幾位研究古瓷的外國人，就說是杭州烏龜山出來的東西，並且說得煞有介事的，哪一處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樣，當然還要編造一串假事實，於是一件龍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出賣它一個高價。事情既然是這樣，所以龍泉的黑胎，雖說是有了這樣的幸運，其實可惜了龍泉的真價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烏龜山官窯的高帽子。」上世紀90年代，杭州南宋皇宮遺址出土的大量南宋龍泉窯青瓷殘片無可置疑地確定了龍泉窯的地位，元大都、南京、北京等皇家遺址，相繼出土大量宋元明龍泉青瓷殘器可加以佐證。離龍泉大窯村不遠處的溪口村有大麻、墩頭、坳頭等窯址，那裡有一種俗稱「鐵骨」的黑胎青釉器物，器物的口沿和圈足的邊緣薄如蛋殼，胎質細密堅實，呈黑灰色，釉普遍上二三道，有的多達四道以上。釉色以粉青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其特徵為「紫口鐵足」和自然開片，產品流淌著古樸而奇特的審美意趣。陳萬里當年無法確定哥窯產地的原因，是上世紀30年代各地的古董商發現龍泉窯址後，使遺址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據一些老農回憶，當時中外古董商紛至沓來，雲集溪口一帶，僱用當地農民對窯址進行大肆挖掘，並廉價收購所掘遺物。一時間，溪口的旅館、餐館、賭館、妓館應運而生，好不熱鬧，遺址被翻了幾遍，其破壞程度之嚴重可想而知。從陳萬里的筆記中，我們看得出溪口窯在龍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陳萬里甚至一度認為這裡就是哥窯的產地，但最終因證據不足而放棄。大窯村目前仍是公認的龍泉青瓷的主要產地。判斷龍泉溪口窯是否就是哥窯，需要有文獻記載，要有朝廷派出的督造官員名單等，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在這個記錄中的哥窯產地，陳萬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戰，他沒能尋找到文獻記載的實證，故懸案依舊。探索攝影傳承歷史陳萬里是個「永遠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平生愛好廣泛，作家葉聖陶說：「陳萬里先生富於藝術天才，文藝、戲劇、繪畫、書法，他沒有一項不篤好，也沒有一項不竭思儘力去擘摩。」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逐出宮禁，陳萬里參加了清室善後委員會，擔任攝影任務，拍攝了大量溥儀出宮時宮殿現狀的照片，對以後宮廷歷史陳列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陳萬里對古陶瓷發生興趣，可能與他早年拍攝故宮收藏的瓷器有關。陳萬里擅長攝影，是中國最早的攝影藝術家之一。他不但自己喜愛攝影，還組織同好，於1919年發起在北大校內舉辦第一次攝影作品展。爾後成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攝影藝術團體「藝術寫真研究會」，簡稱光社。當時攝影普遍不被認為是一種藝術，學者錢玄同甚至說「凡愛攝影者必是低能兒」。陳萬里在攝影由技術向藝術的轉變中，努力實踐，積極倡導。他指出：「攝影藝術不僅須有自我個性的表現，從美術價值而言，最重要的在能表現中國藝術的色彩，發揚中國藝術的特色。」他出遊隨身帶著相機，一邊進行攝影藝術的探索，一邊用它記錄所見到的文物勝跡。1922年，他和顧頡剛一起從北京回蘇州，在甪直拍攝了保聖寺的唐塑，當時佛像和塑壁尚未完全坍塌，顧頡剛著文呼籲保護這些珍貴文物，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在組織唐塑保存委員會時，將陳萬里與蔡元培等人一起列為委員。陳萬里的《大風集》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本個人攝影集。1924年6月，光社在中央公園舉行了第一次社員攝影作品展覽，陳萬里選送了60幅作品。同年8月《大風集》出版。這書為大開本，布面精裝，墨綠色的封面上燙銀「大風集」三字，由馬夷初題署。書中有俞平伯題詞及錢稻孫、顧頡剛兩位的序。它顯示了我國早期攝影的美學觀念，即依據古典詩詞與繪畫的意境，拍攝風景或靜物，沒有人像，也沒有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題材，藝術上確實處於尚未成熟的階段，但它是我國攝影藝術發展史上的第一塊里程碑。陳萬里在書的自序中著重提出攝影的民族化問題，而這正與五四的時代精神相一致，他說：「我這本冊子，甚希望還出我的本色，使得它無愧為中國人的攝影集。」俞平伯認為「這個集子的內容和這個集子的裝幀意匠，可以表現他那藝術的美……」表達了對攝影這門新興藝術的支持。葉聖陶在《文學》第143期也作了介紹：「他並不是只給死板的景物留下個跡象，乃是把景物的活潑的生命攝取出來，完成他的藝術創作。」新文化陣營的同道，為處於萌芽時期的攝影藝術爭得一席之地而呼籲。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說：1925年，陳萬里奉命陪同美國華爾納去敦煌考察，發現華爾納心懷叵測，攜帶大量膠布，意欲盜竊敦煌精美的壁畫。陳萬里主動與地方政府商討對策，發動當地老百姓起來反對，從而阻止了華爾納盜竊敦煌壁畫的陰謀。陳萬里同時沿途拍攝照片300多幅，寫了一本《西行日記》。葉聖陶說：「除了考古方面，在這部日記里可以看見西北的社會、西北的民眾。陳先生是無處不留心觀察的，一種風俗，一句方言，一齣戲文，一席閑談，他都看作寶貴的材料，珍重地收在他的日記里。」作為攝影界的前輩，建國以後陳萬里當選為中國攝影學會理事。民生疾苦牢記心頭陳萬里1917年畢業於北京國立醫科專門學校，當過北京大學、北京協和醫院的醫生，也在國民政府里擔任過浙江、江蘇兩省的衛生處處長，頗有政聲。抗戰時期，日寇在江浙一帶發動細菌戰，不少同胞相繼死去。主管浙江衛生工作的陳萬里在國難當頭之時，始終關心民生疾苦，不顧個人安危，在第一時間趕到事發現場，及時向上級報告，盡心盡責，表現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品格。日軍在浙江投散鼠疫細菌，寧波、鄞縣、衢縣、諸暨、義烏、蘭溪、東陽等地鼠疫的流行，導致疫病蔓延，使無數居民染疫病亡。有關文件記載1940年12月6日中國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給重慶國民政府的電文：據浙江省衛生處長陳萬里……來電報告，11月23日寧波發生腺性鼠疫，患者並呈咳嗽、痰中帶血，疑有肺鼠疫情形，事前無疫鼠預兆，系突然發生，現已死六十二人。寧波發生鼠疫後，震驚了國民黨政府當局。11月10日，中央防疫17隊隊長葉樹棠率隊員4人趕到那裡，時任浙江省衛生處處長陳萬里也趕往現場。至11月下旬，疫情已基本控制。為杜絕病源，陳萬里決定焚毀疫區。11月30日晚上7時，在疫區內分11處同時點火，頓時火光衝天，115家住戶的137間房屋，付之一炬。陳萬里1948年5月出版《江蘇省辦理公醫院概況》一書，對公立醫院的發展介紹得具體而又詳細，辦院的動機、性質、條件、籌備過程及注意事項等，一應俱全，邏輯性非常強，頗有說服力。如關於「松江公醫院」分析：「一、籌備經過。抗戰期間松江遭受損失最大，戰前原有的醫療機關大多都被破壞，勝利後，該縣地方人士感覺到醫療工作需要迫切，於（民國）三十五年元月經熱心公益士紳朱久望、楊秉文諸先生髮起組織公醫院。先行成立董事會，經過四個月籌備，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底正式成立，松江公醫院因為董事會不夠健全，兩年內更換三任院長，因此松江公醫院成立最早，而未能適合吾人之理想。二、現在院址及設備狀況。該院曾設在松江峰茅村，又名金書坊系敵偽財產的一所中式樓房，基地面積一畝四分，計有房屋35間，勉強敷用。該院董事會也曾再三籌劃，終以財力不足，固定院舍還甚渺茫。三、開幕以來工作情形。該院除尋常醫療工作外，尚兼辦戒煙工作，系由縣政府委託辦理。四、經費籌備及收支情形。該院成立之初，曾由董事會籌募基金二千萬元，存放生息。兩年來物價波動，如此數目，可說毫無價值。（民國）三十六年度該院收入方面共計253087806元，其中包括縣政府與其他機關的補助費，自身收入以及利息等項，支出方面計251966106元，包括設備購置費、經常費、膳食費等，全年盈餘1121700元。」這段史料十分珍貴，向人們真實地披露了那段久遠的歷史，讓今人了解當時公醫院的情況。這書對近40家公醫院作了客觀而深入的分析。我還查到一段史料：創建於民國4年（1915）的吳縣的公立醫院，為地方士紳作為慈善事業而興辦。當時一式平房，設備簡陋，有40張床位。日偽時期，改為鐵道醫院，增建樓一座，規模漸大。抗日戰爭勝利後，醫院所有設備，被上海鐵路局運到常州戚墅堰。其時，國民黨江蘇省衛生廳長陳萬里，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遠東的戰爭剩餘物資裝備醫院，並通過在美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的蔣曾瑞，獲得一批醫療物資，在鐵道醫院原址籌建吳縣公立醫院。民國35年6月1日，先在北局蘭花街開設門診部，同年11月醫院落成，設內、外二科，有床位80張。陳萬里作為一名公務人員勤政為民，施仁布恩，為老百姓辦實事做好事，至誠高節，負重致遠，值得後人尊重。為救國寶走南闖北陳萬里長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對古陶瓷研究具有深厚造詣。1930年赴歐洲考察，接觸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陶瓷學者和考古學家，學習了豐富的現代科學知識，並將之運用在古陶瓷研究中，為中國陶瓷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建國之初，故宮百廢待興，專業人才奇缺。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請當時在衛生部工作的陳萬里去故宮工作，但衛生部也想留他，這讓陳萬里左右為難。消息傳到周總理那裡，周總理拍板道：故宮少不了陳萬里。1949年11月起陳萬里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研究部主任。從此，陳萬里精神抖擻，腳踏實地，遍訪南北，為拯救國寶出力，成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典範。陳萬里不顧年事已高，帶領青年學者到各主要產瓷地區調查窯址，足跡遍布中華大地。調查中發現了大量中原地區的古窯遺址，拍攝了很多照片，還發表了關於越窯、邢窯、定窯、鈞窯、汝窯、龍泉窯、磁州窯、山西琉璃、中國瓷器的外銷等數十篇論文。鈞窯是中國宋代的五大名窯之一，因為以河南禹州縣城內的鈞台及八卦洞一帶窯址所產品質最高，故統稱為「鈞窯」。1951年陳萬里在此發現一批窯址，1962年他又對此處進行考古調查，1973年河南省博物館在禹縣鈞台、八卦洞對遺址進行考古發掘，證明此窯在宋徽宗時期最為興盛，是為宮廷燒制瓷器的窯場。汝窯為五大名窯之首，陳萬里十分關注，他親自到臨汝、寶豐、魯山等地尋找古窯址。回京以後，就汝窯問題發表了有獨到見解的文章《汝窯的我見》，他指出：「汝窯以何緣而燒造青器？我懷疑受著南方越州秘色瓷的影響。因為南方之越，在唐是邢越並稱的，何況秘色瓷之在唐，經過了宮廷間的應用，它的影響，說不定在邢之上。」他的見解，在法門寺出土的秘色瓷得到佐證。耀州窯唐宋瓷窯遺址有一塊石碑，碑首鐫刻著蒼勁有力的四個大字「德應侯碑」，此碑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陳萬里在調查時偶然發現的。該碑刻於大宋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窯神廟碑，也是最早記載陶瓷生產狀況的石刻文字史料，彌足珍貴。陳萬里先後出版了《陶枕》(1954)、《宋代北方民間瓷器》(1955)、《中國青瓷史略》(1956)、《陶俑》(1957)等書。《中國青瓷史略》一書將紛繁雜亂的中國青瓷發展史整理得有條有理，許多論點十分精闢，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一直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為中國贏得了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領域裡的話語權。陳萬里曾主動將歷年來收集的55件青釉陶瓷，捐獻給故宮博物院。這批陶瓷從漢晉至唐宋，其中的精品青釉陶樓，是漢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黃釉大陶盤和陶壺，是鮮見的漢晉六朝時期的精品，此舉受到文化部的獎勵。有一個疑問一直籠罩在陳萬里親友心頭，據說陳萬里的住處與「文革顧問」康生家不遠，康生曾多次來陳府欣賞他收藏的文物。上世紀60年代「文革」一開始，陳萬里第一批被抄家，來抄家的並不是故宮的造反派，而是不明真相的紅衛兵。他的夫人被批鬥致死，他本人也遭受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幫」後平反昭雪，僅退還了書籍和手稿等，他留下的所有文物全部失蹤。不少人懷疑此事可能與有文物癖好的康生插手有關。培育人才薪火相傳考古和文物研究，是一種崎嶇而漫長的歷史考察，一個問題的發現和解決，往往不是一個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就像接力賽，需要一個個團隊前赴後繼共同努力。陳萬里是我國陶瓷考古界走出書齋、走向田野、並把窯址實地考察、現代科學和書本知識相結合研究的開創者，為了讓事業後繼有人，他精心培養了一大批中國陶瓷研究人才，可謂功德無量。中國古陶瓷學會名譽會長朱伯謙曾深情回憶陳萬里，他說：「陳萬里學識淵博，平易近人。民國二三十年代，陳萬里在當時交通極其惡劣的情況下,不遠千里，翻山越嶺，爬山涉水，不辭勞苦實地考察龍泉古窯址,而且住在老百姓家裡，一住就是一個月。當時條件很惡劣，房子光線也不好，我覺得陳萬里這頭帶得好，假如沒有陳萬里當初到大窯考察，我們怎麼能夠獲得那麼多知識。嚴格地講，有了陳萬里，今天才能看到這麼多東西，我個人對這位前輩充滿了感激之意。上世紀50年代，我陪陳萬里去溫州西山護國嶺一帶，當地人稱西山窯。在發掘唐宋時期的窯址的過程中，陳先生教我們如何收集瓷器標本，叫我們保護堆積層，不要用鋤頭，而要用手慢慢拾，這樣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層的變化。」陳萬里的學生、故宮研究員李輝炳說：「這個人興趣很廣，他用毛筆字書寫規範的草書，非常精美。他是一個生活在他的興趣當中的人。20世紀30年代前後，他對龍泉窯很感興趣，於是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當時，他看到許多名貴的中國瓷器都被外國人運到國外去了，覺得很可惜，所以想在這方面作一些貢獻。」回憶起當年的情景，李輝炳告訴我們：「第一次見到陳萬里是1952年，我和馮先銘經常跟他去調查古窯遺址，他手把手地教我們辨別。那時我很年輕也很愛玩，到處去爬山，同時也照顧老先生。陳萬里有一個習慣，睡覺必須用自己的被褥，這也許同他學醫出身有關，我們便幫他背被子。有時候，他騎毛驢，我便替他牽毛驢，那時候條件非常差，也沒有旅館。」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耿寶昌先生說：「故宮過去稱陳萬里、孫瀛洲和韓淮準是『三希堂』，這三位大師就像故宮三希堂的珍寶一樣寶貴。」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先生，把孫瀛洲請到故宮來，作為專家，同時還請了陳萬里先生。陳萬里跟孫先生正好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專家，陳萬里是考古學家。當時故宮的專業人才，既是理論家，同時還具有實戰經驗。已故作家張中行先生年輕時常出入古董市場，他說，當年逛琉璃廠常會碰到陳萬里，「那時他就有名氣，常給喜歡古瓷的人『掌眼』，那些文物商人也會主動向他討教。」陳萬里是我國陶瓷考古界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第一人。他治學嚴謹，勇於創新，敢於打破陳規，重實證而少自矜，絕無明清以來偷懶文人陳陳相因的毛病。在田野獲得的知識遠勝於書本，正是在他的身體力行下，我國的陶瓷考古由「學問」向科學轉變。（錢漢東）（作者為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新讀寫》雜誌社社長、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古陶瓷學會會員，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兼職教授）

陳萬里1936年攝於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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