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蓮芝

何蓮芝(1905-1980)，女，萬源市絲羅鄉陳家河村三組人，國家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的夫人，中共黨員。1933年在萬源參加紅軍，1935年參加長徵。到達陝北後，與董必武同志結爲夫婦。歷任萬源縣遊擊隊隊長，萬源縣委婦女部長、甘泉縣委婦女部長、陝甘寧邊區招待所所長、華北人民政府祕書。曾在1937年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期被陝甘寧邊區政府評爲一等勞動模範。解放後，歷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辦公廳祕書、中國婦女運動資料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80年在北京病逝。

童養媳搖變鐵娘子

紅軍女偵探

“有女莫當童養媳，十個就有九個死”。1932年，在地處巴山深處的萬源絲羅鄉，兩個受盡苦難的童養媳何蓮芝和何翠英一起上山砍柴，他們打聽到了紅軍入川幫窮人打天下的消息，遇上便決定一道尋找紅軍，裝着上山打柴，投奔了紅軍。

不久何蓮芝當上了赤衛隊分隊長，並主動請纓到黃鐘一帶偵察敵情，被當時的青工團抓住，綁在鄧徐壩村九組大香樟樹（後被譽爲“紅軍樹”）上毒打，後被送往黃鐘堡監獄，準備第二天押到萬源城觸覺。面對敵人的屠刀，何蓮芝如是說：“參加紅軍不怕殺,殺頭不過頭落地，坐牢也正好歇口氣”。當天夜裏，王烈山帶領紅軍二十八團攻下了黃鐘堡，搭救了何蓮芝，從此，“紅軍女偵探”的名聲傳遍黃鐘。

何蓮芝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在反四川軍閥劉湘的“六路圍攻”期間任萬源縣蘇區婦女部長，帶領工作隊深入羣衆，到處宣傳革命真理，號召窮困百姓爲保護自己得到的土地和政權，爲徹底解放而參加紅軍和赤衛隊。

聖母團，是川陝蘇區最大的反動神團之一，主要頭子是萬源長壩小河口人吳錫林，他經常勾結反動軍警及其他土匪神團到萬源城附近搗亂。當時紅軍主力正在通江、廣元、旺蒼、蒼溪一帶作戰，後方僅留少數遊擊隊和赤衛隊員。聖母團頭裹紅巾，額貼黃紙，身穿紅衣紅褲，胸前畫得稀奇古怪，手拿大刀或梭鏢，邊跑邊吼：“佛門弟子大道會，打不鑽，殺不進，觀音老母來救命。”面對這種陣勢，大多數遊擊隊及赤衛軍戰士，不敢與其作戰，紛紛後退。何蓮芝天不怕，地不怕，要求率隊出征作戰，組織上批准了她的要求。何蓮芝在兩位被挑選出來的女遊擊隊員的配合下，殺死了三個正在做“法事”的聖母團神兵，從此打破了聖母團 “打不鑽，殺不進”的謠言，遊擊隊赤衛軍士氣大振，聖母團及其反動門道會很快被打垮，蘇區心腹大患被剷除。

1934年何蓮芝跟隨紅四方面軍參加了長徵。歷經三過雪山草地的磨難，勝利到達延安。後經組織介紹，在延安與董老（董必武）結婚，在大生產運動中，她身背兩歲的女孩，一手牽着五歲的男孩，一手拿着糞筐鋤頭，開荒種地，餵豬放羊，被評爲一等勞動模範，中央一位領導當着董老的面稱讚說：“大巴山的婦女真能幹。”

楊文局

楊文局，生於1913年，女，四川達縣人。1928年參加革命。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調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任保管科長。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徵，途中曾任婦女工兵營營長、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甘肅省武威、永昌等縣婦聯主任。1953年在全國婦聯兒童部工作。1956年任甘肅省被服廠廠長兼黨支部書記。

歷盡滄桑志不移

爲了烈士後代，她活了下來

1934年，是楊文局一生中的金色年華，她能寫會算，是紅軍中少有的知識分子。她21歲擔任川陝工農銀行保管科長，與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鄭義齋結爲夫婦，兩人共同爲紅軍的後勤保障，爲蘇區的財經建設嘔心瀝血。

長徵中，楊文局擔任婦女工兵營教導員，她同工兵營的女戰士一樣，每人要背四五十斤的輜重，每天行軍上百里，宿營時還要忙着爲紅軍戰士打草鞋。行軍中她還負責宣傳鼓動，編啦啦詞，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戰勝困難。

長徵結束後，楊文局經歷了血戰河西走廊的嚴峻考驗，在風雪祁連山的歲月裏 ，她經受的苦難令人難以想象，用她自己的話說：“我也不知道是怎樣活過來的。”

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餘部不足3000人，被國民黨馬家軍分割包圍在祁連山中石窩附近的幾個小山頭上，形勢十分危急。鄭義齋、楊文局和西路軍供給部的剩餘同志集中在一個小山頭上，保護着西路軍的全部經費。當日下午，鄭義齋接到去總部開會的通知，他把同志們分開保管的金子、銀元等集中到一起，用包袱包好，又讓楊文局用針線密密地縫牢，準備次日送給總指揮部首長，作爲部隊疏散和首長潛返陝北的經費。然後，他又給祕書廖靜民和處長李世品一一交待工作，鼓勵大家堅持鬥爭到底。

夜幕降臨了，刺骨的寒風裹着祁連山的積雪，怪聲怪氣地呼嘯着，撕打着衣服檻樓而又瀕臨絕境的西路軍將士。陰森森的樹林裏，厚厚的積雪發着幽暗的光。同志們相互偎依着，坐在冰冷的雪地上，身體麻木了，打着寒顫。警衛員曾少章拾來乾柴，扒開積雪，燃起一堆篝火，用僅剩的一個小鐵壺熬了點小米稀粥，給鄭義齋盛了一小茶杯。鄭義齋問：“同志們都有了嗎？燒好了都喝點，暖暖身子。”說罷，他接過杯子，喝了兩口，就遞給了身邊的妻子楊文局。

此時的楊文局特別需要照顧。這並非因爲她是供給部長的夫人，而因爲她是一位即將臨產的孕婦。這已經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了。第一個孩子是在長徵剛開始生的，是個男孩，因行軍打仗，不久就送給了一位老鄉。第二個孩子又要出生了，他們卻面臨生離死別的絕境。作爲丈夫，鄭義齋知道自己的責任，他應該加倍關心已經懷孕8個月的楊文局。但是，此時此刻，他只能省出自己的幾口稀粥，遞給妻子。楊文局是完全理解丈夫的，不用說什麼也沒有，就是有，她也絕不額外多喫一點。她還清楚地記得和鄭義齋結婚的情景：那是1934年4月，紅四方面軍還在川陝根據地，供給部倉庫裏存放着大批的新被褥和制服，也有各種繳獲來的食品罐頭。但是，作爲供給部長的鄭義齋一點也沒有動用。他們兩人把平時用的被褥搬在一起，穿着平時的軍裝，當晚喫的是蕎麥麪疙瘩，沒多用公家一分錢，就高高興興辦完了婚事。從那以後，經過了長徵，兩過雪山，三過草地，他們一直在一起。然而，形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艱難和危險過。此時的兩口小米稀粥，也是極難得的，它來自作爲供給部長的丈夫之手，使她既感到滿足和溫暖，又感到有說不出的難過和傷心。因爲幾天幾夜的連續惡戰，周圍的同志們都疲憊地睡去了。楊文局和鄭義齋卻面對面地坐在篝火旁，默默無言，依依難捨。過了許久，鄭義齋語重心長地說：“文局，我們現在的處境很不好，隨時都要準備犧牲。要是我衝不出去，犧牲了，你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繼承我們的事業！”楊文局聽了，再也忍不住，低聲啜泣起來。鄭義齋勉強一笑，極力寬慰她：“我剛纔說的是最壞的設想，我們會衝出去的……你我都是共產黨員，要挺起來，堅強些。跌了跤不要緊，爬起來再幹。”

14日一早，鄭義齋告別了楊文局和同志們，帶了十幾個騎馬的警衛人員，護送着楊文局縫牢的那個裹着金銀的包袱，爬着山溝，向總部所在地出發了。陳昌浩、徐向前、王樹聲、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程世纔等許多西路軍的領導都在那裏。

但是，剛走出不遠，鄭義齋他們就被敵人包圍了。有些同志在山上親眼看見，衆多的敵人向他們撲去，包圍圈越來越小，鄭義齋指揮大家沉着應戰，邊打邊往山坡上撤退。忽然，鄭義齋中彈落馬。小張牽住戰馬，警衛員小曾將鄭義齋扶起，要扶他上馬。鄭義齋擺擺手，嚴厲地命令：“經費要緊，趕快走！”小張看看鄭義齋，猶豫片刻，帶着經費，策馬奔馳而去。鄭義齋和其餘警衛人員掩護他突出重圍……經費終於送到了總部首長們的手中。鄭義齋和十幾名警衛人員卻全部犧牲在山坡上。殘暴的馬家兵用馬刀砍碎了鄭義齋的屍體……

楊文局聽到丈夫犧牲的噩耗，哀痛欲絕。同志們極力安慰，勸她保重，爲鄭部長保留下第二個孩子。對，一定要把腹中的孩子保住，這是對鄭部長最好的紀念，也是她和鄭部長共同的希望所在。於是，她挺起沉重的身子，隨同志們轉移分散。3月的祁連，山是冰山，地是雪地，沒有飯喫，不見人煙。冒着零下幾十度引嚴寒，楊文局和三位女戰友在大山裏輾轉三四天，又凍又餓，只好下山找老百姓想辦法。封凍的小河邊，她們發現了馬蹄和人的腳印，便驚喜地循跡而行。但不一會兒，便發現馬蹄越來越多。“不好，可能是敵人！”說着，她們趕緊往回返。剛鑽進一個破窯洞，還沒幾分鐘的工夫，馬家軍一個連長就帶着隊伍把窯洞包圍了。楊文局和幾位赤手空拳的戰友，束手被擒，被押送到張掖。獄中，楊文局見到了一些熟悉的戰友，大家都心情沉重，默默無言，有的戰友向她投來同情或鼓勵的目光。但也有叛變者來勸她投降。她痛罵勸降的叛徒，回答說：“西路軍失敗了，黨還在，紅軍還在，革命會勝利的。”幾天後，敵人把楊文局他們押往青海。半路上，楊文局要分娩，敵人才讓她離開了俘虜的隊伍。在老百姓家，楊文局生下了鄭義齋部長的遺腹子鄭民，又輾轉遷徙，流落到武威附近一個藏、漢、回族雜居的深山村寨。在這偏僻荒涼的寨子裏一個帶着孩子的外鄉女人，又是人人都“怕”的“紅軍婆子”，怎麼生活呢？爲了等待時機尋找組織，爲了革命的後代，楊文局抑制住內心難以忍受的悲痛，投靠了一個好心的回族皮匠。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但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難道還有第二種抉擇嗎？

楊文局想盡一切辦法打聽紅軍的消息，村裏來了貨郎，她總要去看看是不是組織派來的人。她還說服皮匠在村口路旁擺了個小雜貨鋪，一面做小買賣，一面注意來往的行人。她利用各種機會耐心向羣衆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消除羣衆對紅軍的疑慮，並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羣衆。經過一段時間，她打聽到黨在蘭州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她決心去蘭州。可是幾次帶着孩子出走都被皮匠追了回來。1949年，解放軍渡過黃河進軍河西走廊，楊文局聞訊，立即帶上孩子，在一位藏族婦女的幫助下，騎上毛驢，翻山越嶺找尋部隊。當她在武威附近看到頭戴紅星的部隊時，便不顧一切地高聲哭叫起來：“我回來了！我回來了！”十年苦等，一朝重逢，怎能不叫她悲喜交集呢？

李開芬

李開芬（1917-1999），四川達縣蒲家鄉（今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魏興鎮）人，開國將軍朱良才上將妻子。1933年參加紅軍。1934年，調川陝革命根據地工農紅軍總醫院萬源分院工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調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0月，任西路紅軍婦女先鋒團祕書，兼保衛營總支書記。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抗日軍政大學醫院政治指導員、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1949年，任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大隊政委等職。1983年，退居二線，享受副兵團職待遇。1999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三次忍辱負重死裏逃生

堅持真理 虎口脫險

1.

李開芬出身於一個封建沒落的家庭。她從小就是封建家庭的叛逆。1931年，不滿14週歲的她在當地參加革命活動，被稱爲“紅小鬼”，並加入共青團組織。

1933年春，李開芬在家鄉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紅四方面軍火線宣傳隊隊長、達縣少共婦女部幹事，與同志們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年冬天，“左”傾機會主義擴大化之風颳到紅四方面軍的川陝根據地，16歲的“紅小鬼”李開芬竟然也因出身問題成了“肅反”對象，險些被張國燾活埋，幸好被後來的機械工業部部長張琴秋救下。張琴秋對執行人員喝道：“難道連16歲的孩子你們都要殺嗎？” 一把將李開芬從活埋人的坑中拉出。

2.

當時,李開芬面臨着被自己人誤解和冤殺的危險，對她的打擊和震撼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她並沒有退縮，也沒有絕望，更沒有後悔。“既然認準了走革命的路，就得堅決走下去，絕不回頭。”之後李開芬跟着紅軍，行軍、打仗、救護、籌糧，長徵爬雪山、過草地……一直到1936年秋，紅四方面軍長徵到甘南，纔給她徹底平反。這時，她僅有19歲。青少年的天真、活潑過早地從她身上消失，複雜的鬥爭經歷，使她在政治上逐漸成熟起來。

1936年深秋，李開芬被調到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由於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危害，西路軍廣大指戰員雖然經歷半年多的浴血奮戰，最後還是失敗了。李開芬受傷被俘，後又機智地逃離虎口，歷盡千難萬險，終於回到革命隊伍的懷抱，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讚揚。

3.

1937年4月初，從敵人重重包圍圈中突圍出來的婦先團的十幾個人和十來名男戰士，在王泉媛團長的帶領下，仍然在數萬敵人中輾轉周旋。他們靠着太陽和星星辨別方向，在荒山雪嶺中，頑強地向着東方前進。在連續20多天的行軍作戰中，他們的草鞋跑掉了、磨爛了；單衣單褲被枯枝、利岩石剮成破布條；手腳凍腫了，紫黑的血水凝結在傷口上……一個個飢寒交迫，衣衫襤褸，有的戰士走着走着，就一頭扎到雪窩裏睡着了；有的戰士摔倒了，甚至失足摔下深崖；最後-馬都走不動了。女戰士們已經到了筋疲力盡、寸步難行的地步。

一天傍晚時分，他們在荒山腳下發現了三個沒門、沒窗戶的破窯洞。王團長決定休息一下再走。頓時，二十幾個人就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李開芬陪着王泉媛團長安排好哨兵，拴好馬，才擠到窯洞裏邊，將凍得渾身哆嗦的15歲的小戰士吳秀珍抱在自己的懷裏。李開芬摸摸自己在腰間已沒有子彈的小手槍，拍着吳秀珍輕輕地說了句“睡吧，放心睡吧……”話還沒有說完，她自己卻要睡着了。就在此刻，敵人來了，李開芬正要抓起槍，肩上卻被狠狠地推了一把。只見朦朧的月光下，幾把明晃晃的刺刀抵住她的胸膛，睡在外面的同志已被敵人押了起來。李開芬只好推醒吳秀珍，整了整衣服，在彎腰站起來的一瞬間，趁機把小手槍塞到身下的浮土裏藏了起來。就這樣,李開芬和王泉媛團長、特派員曾廣瀾及其七八歲的小女兒等二十幾個人，全被馬步青的士兵抓了起來。

李開芬和100多名女紅軍一起被關押在涼州馬步青臨時設置的監獄——舊式的院子裏。高高的圍牆，雙重大門，森嚴的警衛。馬步青妄圖用恐嚇和“感化”的方法來征服紅軍女戰士，然後再“賞賜”給他的軍官們當“太太”。“慰問”、訓話、發衣服、組織“參觀”、“遊覽”、看電影……敵人挖空心思，耍弄一個又一個的花招。然而，李開芬和特派員曾廣瀾、沈秀英、王子俊、何福祥等同志祕密串聯在一起，結成了新的戰鬥集體。他們分散到羣衆中去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鬥爭勇氣。敵人組織“參觀”,他們就鼓動大家裝病；敵人讓給其部隊縫襪底，他們就怠工或故意縫得歪七扭八的無法穿用。此時，李開芬還代表全體女紅軍偷偷給黨中央寫信，堅決要求重回紅軍部隊、重返抗日前線。

9月的一個夜晚，李開芬趁敵人麻痹之機，通過爭取過來的傳令兵的幫助，與沈秀英一起，在一個當地老鄉的帶領下，悄悄從野地裏繞過涼州城，飛馳而去。沿途機智躲過反動警察、民團的搜捕，聯繫上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同志。

當李開芬撲向迎出來的黨中央代表謝覺哉、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彭加倫、祕書長朱良才和一個女工作人員王定國時，就像久別剛歸的孩子撲向自己的母親一樣，只說了一句：“我……回來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泣不成聲。

謝老輕輕撫摸着伏在王定國懷裏痛哭的李開芬，慈愛地說：“一個女孩子，能從敵人虎口裏逃出來，真不容易啊！你不僅自己逃出來了，還帶回一個女紅軍，並爭取了一個馬步青的人蔘加了革命隊伍，真是一個堅強的革命女戰士！”

編輯：趙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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