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中國的文學體例中，詩歌取得的成就最大　　中國的現代主義在抒情詩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它的主要奠基人物除了小說家劉吶鷗、施蟄存，還有杜衡以及最重要的代表戴望舒　　「中國的現代主義在抒情詩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它的主要奠基人物除了小說家劉吶鷗、施蟄存，還有杜衡以及最重要的代表戴望舒」。德國漢學家顧彬在接受本報「重讀新詩系列策劃」專訪時說，如果離開了戴望舒傑出的翻譯工作，中國的現代詩是不可想像的，正是戴望舒以他對洛爾伽的翻譯，為中國詩歌指示了一條出路。　　提起德國漢學家顧彬，人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他對中國文學毫不客氣的批評及由此引發的爭議。對此，只要上互聯網輸入顧彬的名字，出現最多的也是顧彬對中國文學發表評論的消息及他本人對此的解釋，當然還有陳曉明、陳平原等著名學者與他展開的辯論。　　顧彬對中國文學的研究長達幾十年，通過他的翻譯，中國現當代的不少作家、詩人為海外所熟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顧彬再一次提及人們對他的誤解：他並沒有否定中國文學取得的成就，他批評的是個別作家的個別作品。在顧彬看來，在中國的文學體例中，詩歌取得的成就最大，而抒情詩取得的成就又是最大的。　　顧彬向記者強調指出，他對中國新詩的研究及評價都是站在國際學界的高度，是站在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是在德國與中國詩歌的比較研究中得出的結論。顧彬說，中國在上世紀湧現出那麼多傑出的詩人，出現了那麼多優秀的詩作，這在德國是不可想像的，德國在同時期的詩歌成就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　　顧彬認為，「重讀新詩」一是回望新詩百年走過的曲折道路，既要吸取教訓，也要總結經驗。二也應該緬懷那些已經逝去的傑出詩人。他甚至有些失落地對記者說，在中國新詩走過百年之際，還有多少人記得上世紀的那些詩人？今天又有多少人讀過他們的作品？如果沒有這些詩人的奠基工作，中國新詩不可能會是今天的樣子。顧彬還向記者一一點評了他一再肯定的中國現代主義在抒情詩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詩人及作品。　　2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中心文本是戴望舒的《雨巷》　　從學術角度來看，現代主義這一派實際上是象徵派和後期新月派的融合，不過過渡得比較順暢，也有很多共同之處　　顧彬認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中心文本是戴望舒的《雨巷》：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的　　結著愁怨的姑娘。　　顧彬認為，戴望舒在詩中拾取了西方現代派的一個慣用主題，有些人把戴望舒列為象徵主義者。象徵主義的特點是，它們同國際通行的純詩化十分吻合，表達了一種支離破碎的生活感受，不經意地帶有古典主義的氛圍。顧彬說，象徵主義還有一個實質性的方面，即音樂性，它是一種純語言和純形式意願的結果，簡言之，就是唯美主義的表現。優美和整齊以一種獨異方式成為對那個時代的美學回答。現代主義儘管避開無論民族性還是社會性主題，它仍然關注社會的革新。　　詩人臧克家受到新月派影響，又主張像中國詩歌會那樣的現實主義。顧彬說，不管怎麼樣，臧克家早期的常常是異乎尋常的詩作，以其「堅忍主義」的精神很難被歸入某一流派。他的詩體現了對下層人民的同情，這種同情以感人的語言表達出來。1933年，臧克家發表了詩集《烙印》。顧彬認為《烙印》這個名字本身富有寓意，代表著像火一樣灼烤生命的不幸。這篇作於1932年的詩歌在形式上可歸入現代主義名下，卻沒有現代主義常常極典型的垂死掙扎的精神。　　生怕回頭向過去望,　　我狡猾地說「人生是個謊」，　　痛苦在我心上打個烙印，　　刻刻警醒我這是在生活。　　「從學術角度來看，現代主義這一派實際上是象徵派和後期新月派的融合，不過過渡得比較順暢，也有很多共同之處」。顧彬認為，它們都意識到了「都市病」「青春病」和藝術受到的侵害。而幾乎是必然的，1936年，何其芳從他們中間具有代表性地走了出來，要與現代性作別，全心地投身於革命事業。　　為評價何其芳的詩歌特性，顧彬分析了他的《送葬》。從詩中顧彬讀出了何其芳所描述為「這是送葬的時代」，詩人是「尋夢者」，是「夜行者」，是「樂園鳥」，這些形象都是戴望舒在作品中一再提及的，到最後則說「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而上面提到的「青春病」在構思巧妙的《尋夢者》中得到了最為明顯的表達，詩歌表現了尋覓和目標之間的差距。詩的結尾是冷靜的:你的夢開出花來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時候。　　在顧彬看來，這些詩歌也表明，任何流派劃分都是脆弱的。儘管「象徵主義時期的」戴望舒在寫作上晦澀不明，但在轉向現代主義之後，他的調子變得簡單，出現了對抒情詩散文化的要求，可並不是以美學上的平庸化為代價的。內容應該抒情，形式上則可以散文化，音樂性也不是通過變換音高，而是通過情感的起伏來確立。詩行雖複雜，但還是質樸易懂的。《尋夢者》表現的主題是一切存在的碎片性。戴望舒不光是表達流逝的詩人，也是破碎性的詩人。顧彬認為與戴望舒同時代的卞之琳也和他一樣，把片斷作為標題，並提升到了形式的層面。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對於這首詩，顧彬認為，一些引用《莊子》來作解釋的文學批評沒有看到這首詩的現代特徵。顧彬說，這裡並不是要用道家思想來說明人類認識的相對性，而是有關一切存在的瞬間性。詩中的四次視角轉換說明:不存在什麼絕對的東西，每個人都是另一個，沒有一個動作僅僅屬於施動者，一切都處在關係交織中，這種關係網讓各部分任意地交相組合。這種碎片性就是現代的主題本身，沒有任何最終的意義賦予，這完全與道家思想相反——它在次要和邊緣中得到了確定性。　　3　　卞之琳是一位哲學詩人；很難給艾青一個公正評價　　在現代派的中國文學中，卞之琳將現代主義的隱匿個人原則發展到了極致；艾青是形式上的偉大創新者　　在顧彬看來，卞之琳是一位哲學詩人，在現代派的中國文學中，他將現代主義的隱匿個人原則發展到了極致。這種所謂的「去人化」對此可比較奧爾特加·加塞特。同樣也表現在上面這首詩中：人稱代詞你和他處在流動不定之中。在詩人那裡，這三個人稱代詞甚至經常是模糊不清的：我、你和他，使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可交換性也同樣表現在對連詞「和」獨特的運用上，這個連詞只是到了西方語言與中文發生接觸後，纔在漢語中流行起來，從而形成了大量的這類用法，如「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這種做法就是後來人們在後現代美學範圍中所說的「激浪」。　　對詩人艾青，顧彬說很難給他一個公正評價。因為一方面艾青是形式上的偉大創新者，一方面是將北方的貧瘠摹寫出來的現實主義者——在他之前罕有人能做到這一點，顧彬認為艾青在詩歌上的天賦是以惠特曼、馬雅可夫斯基、艾米爾·凡爾哈倫等為榜樣，將中國詩歌中的自由體從形式上加以革新，如果撇開這一點不論，他的詩在今天看來基本上便是寡淡乏味。就是他那些著名的、曾多次被翻譯的詩歌如《大堰河——我的保姆》或《他死在第二次》也是如此。這些樸實的詩固然因重複手法和簡明用詞而完全能在一次公開朗誦中產生美學效果，然而在閱讀時卻總是讓人得不到滿足。　　在顧彬眼中，作品大量被翻譯的艾青最重要的描寫是中國人民的形象。他說艾青是一個時代的歌者。他把那個時代看做通向完滿的幸福之門，為了它，艾青已準備好付出任何犧牲。沒有人能責怪艾青的信念，顧彬認為艾青絕對值得一提的是他歌詠他所到過的遙遠國度的才華。在這方面他是世界主義者，能夠向他者敞開。也難怪文學批評家會下如此判斷，認為最終只能從國際性的詩歌演化角度來理解他。　　「用詞樸實無華並不一定就排斥深度。馮至深受德國文化尤其是受到歌德、裏爾克和雅斯貝爾斯的影響」。這種影響在顧彬看來，馮至早在西南聯大教授德語時就已多方顯示出來。顧彬認為，馮至在其十四行詩中探討的最終是人的實存。儘管這些詩的基調是樂觀的，但並沒有脫離現實。馮至憑著這組作品得到了玄學詩人的稱號，因為他闡述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顧彬說，今天人們可以為這種稀有的才能而心存感謝。詩人能夠越過中日戰爭的侷限，去向他那時代的人所面臨的處境提問。馮至在德語國家中多次獲獎，在他的十四行詩中，他成功地做到了辭彙的簡單和思想的成熟、中國遺產和西方傳統的令人驚嘆的統一。這就將他和同時代那些執著於純文學者的晦澀區別開來。　　「馮至在昆明有個有才華的女學生，她28歲時在裏爾克影響下寫出了第一本也是她後來30年中唯一的一本詩集，她就是鄭敏，屬於九葉詩派」。顧彬認為，九葉詩派中詩藝最成熟的肯定是兩位女性代表:鄭敏和陳敬容。　　顧彬這樣評價這兩位女詩人，鄭敏像她的導師馮至一樣具有強烈的哲學傾向。她對美和意義的追求同樣要放在戰爭的背景中來看，卻不像穆旦或杭約赫那樣對它加以特別的強調。屬於她最成功之作的有《來到》，這首詩似乎是以一對伴侶在瀑布前的畫面作為結束。這裡的第二個「他們」大概是清楚地指代人。好像是關於什麼似乎只有詩人才能知道的東西的到來。顧彬肯定那不光是指春天，而是在原文字面上也是在引號中的「未來」，顧彬自問，那是一個未來，一個面對戰爭人們不敢相信的未來嗎？　　尋找和旅行同樣是詩人陳敬容的標誌，她在年輕時要比鄭敏多產。她留下了大約350首詩。陳敬容1946年在上海開始翻譯波德萊爾和裏爾克的作品。她的詩歌主題也是其翻譯作品的主題:夜和死，旅行和黃昏，時間和回憶，等待和離別。顧彬認為這並沒有什麼非同尋常之處，但她處理這些模本的方式，不管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給她帶來了人們常用來形容她的那種男性能量和承受力的特徵，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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