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重啟：伊朗迎來新革命
距離上一次震驚世界的伊斯蘭革命40年後，伊朗的新一代年輕人開始走上街頭，對失敗的經濟政策及其背後的神權政體提出質疑。在遜尼派和什葉派陣營，幾乎同時浮現出了中東政局新的變化趨勢。
2017年12月30日，德黑蘭的遊行隊伍
「不要伊斯蘭共和國」
距離1978年那次震驚世界的伊斯蘭革命整整40年，伊朗的時間終於重啟。
2017年12月28日發端於什葉派聖城馬什哈德（Mashhad）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最初僅系針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甚至被認為是代表「保守派」利益的教士集團對「溫和派」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的政治示威——自2017年5月以57.14%的得票率贏得第二個任期以來，魯哈尼政府在控制通貨膨脹和拉動就業方面的業績乏善可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7年春天預測，到2018年底為止，伊朗國內通脹率將繼續上升至11.9%，非石油經濟增長勢頭緩慢；同時由於其金融體系「在防止洗錢和極端勢力融資」方面遠不能達到國際標準，外國資本重返伊朗的速度遠未能達到預期。
在馬什哈德街頭出現的第一批示威者，幾乎都是坐困於高物價、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的赤貧階層，他們高呼「魯哈尼去死！」「獨裁者去死！」的口號，直白地攻擊政府的經濟政策和腐敗狀況。前勞工部長、持左翼反對派立場的經濟學家艾哈邁德·塔瓦庫里（Ahmad Tavakkoli）也對媒體表示：魯哈尼政府重蹈了上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的覆轍，對普通國民構成了傷害。
然而，群眾攻擊的目標隨即開始擴大。除去馬什哈德以外，在首都德黑蘭以及卡什馬爾、亞茲德等城市也出現了數百人不等的抗議遊行，有人開始高喊「我們不要伊斯蘭共和國！」的口號。由於延續超過30年的伊斯蘭教著裝令恰好在這一天宣布廢除，逐漸有婦女加入到遊行隊伍中。12月29日，抗議活動第二天，拉什特、伊斯法罕、阿瓦士、庫姆等中西部大城市也被捲入。馬什哈德的什葉派教士領袖、全國釋憲會議委員艾哈邁德·阿拉穆胡達（Ahmad Alamolhoda）發出了不祥的號召：安全部隊必須干預示威，否則抗議者將向全世界宣布「馬什哈德革命基地已經淪陷」。據英國小報《每日星報》報道，當天共有52名示威者被逮捕。
12月30日，抗議活動繼續升級。德黑蘭大學的學生加入到反對政府的民眾一方，數百名學生高呼反對伊斯蘭神權政體的口號，點火焚燒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宣傳海報，並與趕來的的防暴警察發生對峙。在中部的示威活動中，開始出現被1978年革命推翻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的畫像，並有人高呼：「哈梅內伊，無恥之徒，滾出伊朗！」在隨後的彈壓行動中，駐道魯德（Dorud）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打死了2名示威者，打傷1人。伊朗當局隨即宣布從次日起在全國禁用Telegram、Instagram等社交媒體軟體，關閉部分地區的互聯網服務，並在1200個城鎮發起支持政府的集會。12月31日，大約200名街頭示威者在德黑蘭被捕，西亞塞拜然省也有10人被捕。當天夜間，部分試圖襲擊軍事基地和警察局的民眾與伊斯蘭革命衛隊發生衝突，至少10人在圖伊塞坎等地被打死。2018年1月1日，示威活動仍在進行中，並有至少一名安全部隊成員身亡。
自2009年的「綠色革命」謝幕以來，伊朗已經有8年多未曾出現規模如此之大的政治示威活動。而它的最突出特徵，在於目標和參與人群的變化。在2009年，民眾抗議的對象乃是被視為政治保守派的總統候選人內賈德；然而這一次，素有「開明派」名聲的魯哈尼、甚至整個伊斯蘭共和國體制都成為了眾矢之的。對下層民眾來說，所謂「保守」「開明」之別形同騙局，任何一派都無法有效應對當前的經濟困境。由於政府將注意力放在經營「什葉派新月」，投入海量的財政和人力資源用於干預黎巴嫩、敘利亞、葉門局勢，伊朗國民感到自己本身的利益遭到了漠視。另外，此次示威並非發端於庫爾德人、俾路支人等素有分裂傳統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而是在全國第二大城市、位於核心人口稠密帶的馬什哈德（總人口超過330萬），來自什葉派政權的傳統支持者，故而相當意味深長。儘管稱其為「革命」或許過於誇張，但停滯的歷史時間已然宣告重啟。
「開明」與「保守」
1978年爆發的伊朗伊斯蘭革命，直接矛頭系指向巴列維國王引以為豪的「白色（經濟）革命」。儘管經濟學家對這場改革在GDP增長率和人均壽命提升方面的顯著成效頗多讚譽，但高通脹率、巨大的貧富差距、腐敗橫行和特務統治同樣令普通民眾難以忍受。63位王族成員在瑞士擁有數十億美元的存款，同時還通過為外國石油公司充當掮客繼續斂財，因物價飛漲和電力、住房短缺陷於困頓的普通民眾則無人接濟。在統治集團與民眾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國王仍在計劃耗費10億美元為自己預修陵墓，良性政治互動的渠道已經斷絕。而流亡在法國的什葉派宗教學者魯拉·霍梅尼，憑藉其深厚的學養、不依不撓的鬥爭姿態，以及清真寺在民間社會中扮演的救濟者和開導者角色，成為巴列維王朝的終結者，並迅速掌握了革命領導權。
應當承認，與某些刻板偏見相比，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模式頗有值得稱道之處：儘管霍梅尼在限制婦女權利、收縮輿論空間、實施嚴刑峻法方面大體以伊斯蘭律法（Sharia）作為尺度，但並未全盤否定現代政治思想和管理術。實際上，霍梅尼本人首先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知識分子，在他主導下建立的「伊朗模式」，本質上是黑格爾式的國家主義、古希臘「哲人王」學說和伊斯蘭傳統的結合——最高領袖（相當於什葉派總教長兼武裝力量總司令）本人雖然是伊斯蘭教法的人間化身和終極闡釋者，可以終身任職，並且指揮著獨立的武裝力量「伊斯蘭革命衛隊」，但並不參與行政機關的日常運作。他本人尚須接受由88名資深律法家組成的釋憲會議（正式名稱為「領袖遴選律法家會議」）的監督，可以被罷免。日常行政事務由總統領導的內閣負責，總統任期4年，僅可連任一次。參選總統者須由12位資深教士組成的憲法監督委員會審核通過，再經全民投票決出勝利者。而日常法律的起草和預算表決則由290名成員組成的伊斯蘭諮詢會議（國家議會）負責，其成員自31個省民選產生，有權罷免部長和彈劾總統。1988年又成立了協調機構「公共利益判別委員會」。
換言之，儘管伊斯蘭教法和教士階層在革命之後的伊朗佔有特殊地位，但藉助內閣、釋憲會議、憲法監督委員會、伊斯蘭諮詢會議等多個機構之間的動態平衡，「伊朗模式」帶有明顯的現代分權特徵。即使是最高領袖也無法壟斷對教法的解釋權，並且甚少干預政府日常事務。在承認伊斯蘭律法的前提下，層級民主原則大體得到尊重，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多種渠道的互動。霍梅尼認為，這是一種與美國和蘇聯都不相同的「第三條道路」——既反對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也反對殖民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霸權主義、西方化以及世俗化。
後霍梅尼時代，繼承最高領袖地位的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與繼任總統一職的阿克巴爾·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聯手，將具有左翼民主傾向的前副領袖蒙塔澤里排擠出局，形成了政教合一模式下新的權力平衡。儘管歐美觀察家傳統上會將拉夫桑賈尼及其政治接班人哈塔米、魯哈尼視為「開明改革派」，哈梅內伊則被標記為「強硬保守派」，但多少有一廂情願之嫌。兩個派別在維持既有政體的穩定上並無分歧，僅在經濟利益及其實現方式上觀念不同。「開明派」曾主導了90年代以復興能源產業為基幹的經濟改革，但其鼓吹市場至上、專家中心主義的姿態並不為中下層民眾所喜。1990～2005年「開明派」當政時期，伊朗政府削減了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福利補貼開支，同時對除能源、重工業以外的大量國企實施私有化，爭議頗大。而以油氣開採為中心的「經濟優先」政策，在增加了賬面收入的同時，並未能化解從70年代延續至今的高通脹率、住房緊張和高失業率狀況，只是創造了一個以私營企業主為中心的新貴階層，使得向來以廉潔、道德作為標榜的什葉派教士集團形象極為尷尬。2005年拉夫桑賈尼再度代表改革派出戰總統大選，卻以懸殊的差距落敗，除去緣自保守派集團的狙擊外，也和青年學生以及貧困階層對他家族成員的不滿直接相關——拉夫桑賈尼的長子莫森曾任德黑蘭地鐵公司CEO達13年之久，次子邁赫迪在與法國道達爾公司的能源生意中獲利頗豐，三子亞西爾則是坐擁首都200畝緊俏地塊的房產開發商。一門皆貴，自是令人側目。
作為拉夫桑賈尼政治衣缽繼承者的魯哈尼，儘管在私德上較少瑕疵，但其施政方略的缺陷與過往的「開明派」並無二致。2015年伊朗核協議簽署以來，政府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吸引外資重返能源產業上，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以強硬姿態應對通脹問題和不完善的金融體系。然而反映在紙面上的經濟復甦，並不能充分惠及正在湧入就業市場的青年人口——和2011年被「阿拉伯之春」席捲的許多中東國家一樣，伊朗人口的半數年齡在35歲以下，並且在1990～2008年新增加了1760萬人口。受高城市化率和始終高企的失業率（最低也維持在12%）影響，加上非石油經濟凋敝，大批青年一俟成年即淪為無業貧民，自是怨聲載道。而魯哈尼政府的進一步改革措施還考慮進一步削減給予城市低收入人口的補貼，遂使得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伊朗特殊的政體下，以宗教為紐帶的自發性社會組織和群眾運動並不曾被徹底禁絕，甚至還被當作維持權力平衡的途徑之一。由是，街頭示威終於在2017年歲末的馬什哈德爆發，並迅速蔓延到全國。
外交滲入內政
作為第一位非阿亞圖拉（什葉派最高級別律法學者的頭銜）出身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地位在90年代一度受到諸多革命元老的質疑。為改善不利處境，他逐步改變了霍梅尼時代使立法、行政、諮詢各機構大體維持平衡，相互制約的狀態，目的明確地配置自己的親信。通過擴大革命衛隊的勢力，哈梅內伊將與國防安全緊密相關的彈道導彈和核計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通過資助神學院和革命元勛子弟，他在釋憲會議和憲法監督委員會中安插了自己的人馬；在行政機構中，則扶植草根出身的前德黑蘭市長內賈德（2005～2013年任伊朗總統），以平衡權勢見漲的「開明派」。但影響最大的動作，還是自2012年起全面介入敘利亞內戰。
從80年代初開始，為了打破伊朗政權在中東受孤立的局面，德黑蘭教士集團就極其熱衷於在周邊國家培養代理人。1982年在伊朗扶植下創建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長期從事對以色列的軍事鬥爭，在黎巴嫩南部和東部的貝卡谷地儼然成為國中之國。敘利亞內戰爆發後，為支援以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為基幹的阿薩德政權，伊朗不僅在財政和武裝上支持真主黨武裝入敘參戰（總數在6000～8000人），還直接派遣至少5000名「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兵和重裝備入敘。招募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什葉派志願兵的財政成本，也由德黑蘭一力承擔。筆者2017年秋天在大馬士革所見，真主黨的黃綠兩色旗幟和宣傳海報出現在市區的各個角落，甚至連旅遊紀念品商店也有真主黨旗幟售賣。據敘利亞財政部長在2014年初估計，伊朗政府為援助阿薩德政權投入的財政資源已超過150億美元，隨後還在繼續增加；累計已有超過300名「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兵和大約1800名真主黨武裝人員在敘利亞戰死。進入2015年，伊朗又支持葉門胡塞武裝推翻合法政府，並與以沙特為首的什葉派陣營在當地進行代理人戰爭。在中東世界，伊朗儼然已成為最激進的國際秩序修正者。
而這種野心勃勃的對外擴張，卻是以國內高通脹和高失業率，基礎設施老化，婦女、待業青年等邊緣群體的訴求被忽視作為代價的。在內賈德的兩個總統任期內，受油價居高影響，政府尚可平衡外交攻勢與國內需求之間的張力。然而在2012年之後，全球油價一路下滑，始終徘徊在60美元以下的低位；而德黑蘭精英集團的對外擴張傾向，卻一路走高。在此過程中，層出不窮的權力腐敗、對民間社會的壓制，屢見不鮮。日益自閉於「什葉派帝國」之夢的年長教士群體，正在喪失與底層民眾曾經具有過的那種鮮活紐帶，淪為孤島。
某種意義上，在過去40年里，伊朗政權的「開明」也好、「保守」也罷，始終是在伊斯蘭教法和霍梅尼憲法的架構下進行，而與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趨勢格格不入。重視對外戰略、卻忽視其內政基礎的做法，使得作為伊斯蘭共和國核心領導者的教士團體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相較革命勝利之初反而變得遠為對立和脆弱。繼質疑選舉制度公平性的2009年「綠色革命」之後，2017年歲末，新一代伊朗年輕人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伊斯蘭共和國政體本身；對他們而言，「開明」與「保守」的區分，若不能惠及民生，都不具備真實意義。畢竟，他們中的許多人早已習慣了使用互聯網、Telegram和Instagram，渴望擁有和他們的歐美同齡人相仿的經濟和社會環境。而當40年前那場神聖而莊嚴的革命發生時，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還沒有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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