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固化：中國社會面臨的現實挑戰
| 階層固化：中國社會面臨的現實挑戰 日期：2011-04-11 作者：顧駿 來源：文匯報 |
| 顧駿既然階層固化及其背後的社會不平等結構固化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那麼打破固化趨勢，緩解不平等狀態及其誘發的社會衝突，就必須藉助體制力量。需要有針對性的政策設計。結構性不公平在文明世界屬於「返祖現象」近年來，社會上新出現一些概念，所謂「二代」，無論是「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還是其他什麼「二代」，任何事情只要成風，必有原因。「二代」說法的盛行，背後是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某些變化。「二代」現象究其實質，反映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生成的社會不平等結構開始代際轉移或者傳承，上一代的社會地位、物質財富和文化資源在向下一代傳遞過程中，出現了某種階層壟斷傾向。官員子女更有機會當公務員；企業家子女更有機會進入大企業；專家教授的子女有更多機會進入事業單位，而普通工人、農民或者農民工的子女可能仍然成為工人、農民或者「二代民工」，即使考上大學，也很難改變命運。父母可以利用掌握的資源給子女提供進入自己所在優勢領域的「通行證」，還可以通過交換，為他們進入其他優勢領域提供方便。今天，企業招聘表上「社會關係」一欄，主要不再反映政治的敏感，而是表明應聘者可以用來轉換的資源，不能為企業帶來資源的人，不受企業歡迎。「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在今日的中國，突然成為一種似乎難以避免的現象。「二代」現象在理論上被稱之為「階層固化」，也就是父母的階層地位決定了子女的階層地位，社會階層結構實現了接近原樣的代際複製，底層人士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住了。所謂「階層結構」本來就是社會資源配置不公平的結構，開放的階層意味著個人可以通過努力，在個體層面上解決不平等問題，而階層固化則表明個人奮鬥意義不大，不平等在代際被固定化了。這樣一種結構性不公平在文明世界屬於「返祖現象」，不符合現代社會追求的公平目標。在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早致力於實現社會流動意義上的公平的國度，更是一種倒退。中國人以孔子為驕傲，而孔子對人類文明的最大貢獻是最早提出了「有教無類」的社會公平目標：任何人無論居於何種地位，只要願意，都應該獲得教育。在世界上其餘國家都還將受教育權利視為最高等級的特權之時，孔子和孔子所在的中國，就開始為所有人的平等，特別是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平等地位，開闢了制度化通道。今天的文明國度幾無例外地規定國家承擔著為青少年提供義務教育的責任，就因為教育發展人，讓人能夠改變由出身家庭所造成的不平等地位。從隋唐開始，教育的權利明確演變為制度化的社會流動權利，「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傳統中國社會不是沒有等級，但確實沒有等級壁壘，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只要自己努力，都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和相應的配套設置，進入較高等級。在長達千年的中國社會裡，下層人士實現社會流動絕對不是幻覺，而是有制度保證的現實。中國歷史上動亂不斷，甚至多次被異族征服，但為什麼基礎性制度始終保持穩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這套社會流動制度具有超歷史的合理性：制度反覆重建說明它能夠滿足社會的功能性要求。新中國建立之後，在相當長時間裡，國家繼續採取鼓勵公平的政策，特別是為雖然政治上已經翻身，但仍然缺乏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源的工農家庭提供其子女實現社會流動的制度性通道，在普遍的免費教育之外，針對性地給予上大學、提乾等方面的優惠待遇。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釋放經濟活力，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下，國家採取了允許收入差距擴大的政策，直到前不久，官方的提法還是「逐步扭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而不是直接縮小收入差距。如此策略在經濟上的正確性和合理性毋庸置疑，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和成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整個社會為此在公平方面支付的成本也是有目共睹的，同億萬富翁人數暴漲，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出境狂掃奢侈品相伴隨的，是社會衝突的頻頻發生。「低經濟成本，高社會成本」的發展策略已經引起全社會警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內含著轉變對社會不公平的立場、態度和方法的要求。打破固化趨勢必須藉助體制力量為了促成這一轉變，人們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不公平急劇擴大，為什麼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沒有帶來社會明顯的動蕩？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特定政策的不夠公平，由於整個社會的機會均等而得到很大程度的抵消，改革中相繼出現的各種機會，客觀上使每個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在大家都沒有做過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降臨的機會對每個人基本上還是公平的。從恢復高考，到允許個體經營，到允許承包企業，到可以炒股票，到可以用銀行貸款投資樓市，因為抓住了機會而發財的例子幾乎發生在每個人身邊，從而使得每個人即使自己沒有發財，也不能對別人的發財憤憤不平。這種「認了」的態度，具有極為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它為現在已經過於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提供了合理化辯護：不是體制排斥你，而是你沒有抓住機遇，這是你個人失誤。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人們對貧富分化本身還能保持一定的坦然和淡定。30多年過去了，新的一代長大了，原來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一代，突然發現機會成本在提高，社會流動門檻在抬高，對於新的一代已經不存在共同的起點，沒有一個有資源的老爸，子女再努力似乎也是事倍功半。這個由出身而帶來的機會落差，用一個濃縮的名詞來指稱，就是「二代」。「二代」就是社會不平等，就是並非因為個人原因，而是出身造成的不平等，就是個人想改變也無能為力的不平等，就是讓個人沒有希望、也沒法向自己交代的不平等，就是不為底層人士認可的不平等，而一切得不到底層人士接受的不平等，都是不穩定的不平等，支撐這種不平等的體制也是不穩定的、易遭風險的。近年來同「二代」的叫響一起出現的仇富心理，已經構成對中國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重大隱患。既然階層固化及其背後的社會不平等結構固化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那麼打破固化趨勢，緩解不平等狀態及其誘發的社會衝突，就必須藉助體制力量。事實上，人類社會已經積累了充分的經驗，動用公共權利的力量，改變社會不平等在代際過度積累的趨勢，是通行而且有效的做法。由於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源具有不同的性質，各自代際傳遞的方式和機理也各各不同，所以需要有針對性的政策設計。比如，對於主要表現在公務員聘用和幹部晉陞中的政治資源代際傳遞，要從反腐廉政的角度加以規範，杜絕度身定製式的「蘿蔔招考」和「戴帽子」下指標的做法，根本上還要通過整治公權私用、規範公務員待遇來釜底抽薪。對於財富等經濟資源，主要通過各種面向高收入人士的稅收安排，來削弱代際傳遞。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源是無形的，其代際傳遞更具隱蔽性，前者主要通過健全和完善制度、減少徇私枉法來規範之，後者則要依靠國家向全體公民普遍提供為個人發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務，特別是同教育有關的公共資源，來縮小不同階層的人士在人生起跑點上的差距。所有這些平等化措施的著力點是確保儘可能的機會公平，而不是結果的公平，只有機會公平了，所有參與者才能滿懷希望地奮發努力，才能在失利時不怨天尤人、仇視其他群體或階層，才能無論成功還是失敗，仍然發自內心、心平氣和地面對社會不平等現象。(作者為上海大學中國社會轉型和社會組織研究中心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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