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經濟結構與收入差距 ● 陸銘 　　 　　統計局公佈十年以來的收入差距是一件早就該做的事，等到民間的數據公佈了，官方再公佈一個較低的，這事做得被動了。在絕大多數人連基尼係數是怎麼算出來的都還不知道的時候，對收入差距本來就不滿的公眾會傾向於認為，0.6以上的基尼係數是可信的，之後公佈的數據反而會被質疑。實際上，即使採用統計局公佈的0.47-0.49左右的基尼係數，這在國際上也是一個處於高位的收入差距，而且高於收入分配研究專家李實教授的測算，也高於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 　　 　　收入差距縮小是可能的 　　 　　沒有人知道真實的收入差距到底多高。收入恐怕是個人信息中最難被準確測量的數據，而且高收入者更容易被調查所遺漏，其實際收入也更容易被低報，從而導致收入差距被低估。問題不應僅僅從數據質量上去找。收入數據的質量在全世界都是問題，而除了問卷調查以外，幾乎沒有什麼更好的手段來準確地測量個人收入。在發達國家，收入大多通過電子轉帳，而且有比較完善的個人收稅系統，收入測量還相對比較容易。在中國，個人收入的瞞報的確可能更嚴重，更不要說腐敗收入和灰色收入。 　　數據質量存在疑點，這並不意味著已經有的數據就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特別是，即使數據存在普遍的低估，其變化趨勢仍然包含有價值的信息。統計局數據被指為「童話」的最重要原因是，人們的感受是收入差距在擴大，而數據卻顯示，自2008年來基尼係數有所下降。其實，人們感受到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的確存在一些原因導致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出現不斷上升的趨勢，比如行業間收入差距、城市內部有無戶籍人口間的收入差距、資本所得者和勞動所得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從數據上來看都在上升。由腐敗和灰色收入導致的收入差距缺乏數據，但從感受上來說也問題嚴重。 　　有一些因素導致城市內部收入差距擴大，並不意味著統計局公佈的全國層面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就是「童話」。2008年以來，至少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可能導致收入差距的縮小。第一，在2008年之間的經濟繁榮期，資產價格上升，投資旺盛，這會拉開資本所得者（如股票投資者）和勞動所得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在之後的經濟下行期間，兩者的收入差距會縮小。第二，中國多年來致力於農村發展，導致城鄉間收入差距在近年來有縮小的趨勢，而這在中國是大約一半的城市居民和另一半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其微小變化就可能在總體收入差距上體現出來。第三，大約自2004年以來，中國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特別是東部省份之間出現了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而東部又佔有中國人口一個較大的比例，這也會抵消一些其他提升總體收入差距的力量。 　　 　　更要關注收入差距的構成 　　 　　在中國，最為重要的是城鄉間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這兩個維度的收入差距的變化會對總體基尼係數產生明顯的影響。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只是城鄉差別的另一種體現，也就是說，較落後的地區通常有比較高比例的農村居民，算人均收入的時候，當然就「喫虧」了。所以，在當前的中國，最為重要的仍然是縮小城鄉間差距，以及與此相關的地區間差距。當然，這不是說其他導致收入差距的因素不重要。 　　近些年來，地區間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城鄉間的收入差距也出現了拐點，這當然是好事。但若理性地深究，其實未必。必須要指出，城鄉間和地區間差距與人口流動受阻、城市化和工業化兩個進程脫節有關。如果以二、三產業GDP佔總體GDP的比重來度量，中國的工業化程度已經達到90%，而以城市常住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度量的城市化水平卻只有50%多一點。如果說二、三產業主要是在城市裡生產的，那相當於大約一半的人口大約生產了90%的GDP，城鄉差距怎麼會不大呢？ 　　地區間差距也是一個道理，數據顯示，經濟活動越來越向沿海地區和區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這是符合現代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但是，中國的人口卻僅僅出現了微弱的集聚趨勢，如果以城市間人口規模差距的指標來看，中國城市的人口集聚遠遠低於世界上的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活動集聚了，人卻沒有同步地動起來，地區間收入差距當然難以縮小。 　　如果要想讓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縮小，關鍵是要讓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富裕起來。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的措施就是更自由的移民，通過城市化讓農民在城市裡和較發達地區獲得更高的收入，而未離開的農民則獲得更多的人均資源（特別是土地），同樣也能走上致富之路。 　　在「動人」的政策做得不充分的背景下，只能通過「動錢」的方式來補貼欠發達地區，緩解城鄉和地區間差距。這種政策在短期內是個權宜之計，的確可解燃眉之急，但是，「動錢」的政策卻存在很多後患。從已有的研究來看，簡單的「動錢」政策大量是通過行政力量主導的，並且國有企業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結果，這導致那些得到資金的地區出現了資本過度深化的現象。通俗地說，就是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並未同步吸納農村居民進城就業，並且存在大量的資源低效率利用。 　　同樣道理，通過將更多的錢投向農村，也的確可以在短期內縮小城鄉差距。但是從長期來看，農民增收必須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根本。而農業生產的主要制約因素就是土地數量，這是由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的。如果要持續提高農民收入，就必須不斷地減少農業人口，將剩下的農民變成農場主。有人將農民增收的希望寄託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方式的採用，這些都必須以農業人口的減少為前提。 　　看明白上述道理，就知道，接下來的問題是，當人口更多地進入城市，並且向大城市集中，未來控制收入差距的挑戰將主要來自城市內部。對於進入城市的農村戶籍人口，他們的教育水平相對更低，收入相對較低。不僅如此，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外來人口要進入較高收入的行業還面臨壁壘。隨著服務業比重的提高，語言交流的重要性也在提高，而外來人口如果不說本地方言，還面臨進入服務業的障礙。如果新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融入城市的困難，那麼，將公共服務覆蓋到這些外來的常住人口就特別重要，可以將城市人口的福利差距控制在小於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避免社會矛盾激化。 　　 　　扭曲的經濟結構與收入差距 　　 　　另外一個值得警醒的收入差距的體現是，中國國民收入中勞動要素所獲得的收入佔比（簡稱「勞動收入佔比」）在下降。從近年的數據來看，勞動收入佔比降到了40%左右，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對於這一現象，有學者從產業結構的變遷來解釋。農業更多地使用勞動，而工業更多地使用資本，所以，工業化進程會伴隨著經濟的資本使用量增加，從而降低勞動收入佔比。 　　但我要強調的是，中國的勞動收入佔比下降還是自身經濟結構性扭曲的反映。中國長期實施著低利率的政策，2003年之後通脹水平較高，使實際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資膨脹。在很多年裡，投資佔GDP的比重都在50%左右，即使與其他同樣投資率較高的亞洲經濟體相比，中國當前的投資率也高於日本、韓國處在相同發展階段時的投資率，甚至比它們歷史上最高的投資率還要高。如果經濟增長中投資貢獻的份額高，那麼，相應的，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佔比就被擠壓了。數據顯示，中國的勞動收入佔比的確與實際利率相關，實際利率降低，則投資上升，勞動收入佔比相應下降。 　　有種觀點認為，只要服務業的比重不斷提高，服務業通常是勞動密集型的，這時勞動收入佔比會再次上升。問題是，最近這些年的情況恰恰相反，經濟嚴重依賴於製造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經濟中服務業的比重不升反降。在低利率的背景下，製造業內部出現了重工業比重上升的現象，而重工業則是更多使用資本的部門，結果，工業發展並未充分發揮創造就業的功能。這一現象限制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長，也不利於勞動收入佔比的提升。 　　服務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的上升不是無條件的。服務業無非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兩種，前者的發展需要知識和技術的提升，而消費性服務業的發展又離不開收入增長，說到底，還是要有勞動者素質提高和收入的提高，才會產生對消費性服務業的需求。有研究發現，如果製造業的發展走的是資本密集型的道路，那麼，就不能充分提升勞動者收入，經濟發展就很難轉化成對於服務消費的需求，從而限制製造業對於服務業的帶動作用。反過來，服務業發展受限又不利於創造就業，不利於勞動收入佔比的提高，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從根本上來說，要提升勞動收入佔比，還是要讓勞動者變得「更聰明」纔行。以此為標準，當前中國出現的情況是令人擔憂的。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差距有所擴大，很可能使得未來進城的農民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與此同時，中國的生產成本卻在提高，農民工做得了工作崗位在向其他國家流失，而另一些升級了的企業所創造的崗位卻未必是農民工做得了的。 　　面對上述這些挑戰，我看，就別再費口舌爭論收入差距的水平了，不如把同樣的精力用來推進改革。我在這篇短文裏講了三件事：一方面，勞動力流動要更自由才對；第二，要改變低利率所形成的不利於勞動收入佔比提高的局面；第三，應敦促政府將更多的錢投入教育和健康事業。其中，對於那些已經和即將進城的農村居民，要更多地加大對他們在城市的教育和衛生投入，否則，這一龐大的羣體將可能被產業的進步拋在後面，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這些，纔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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