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重大地緣政治災難,對於蘇聯解體既有人惋惜,又有人叫好。但一個近百年的大國突然崩塌,的確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蘇聯解體有外部因素,以美國爲首西方國家曾制定了瓦解蘇聯的戰略,但內部原因是主要原因。如果蘇聯領導人不在內部瞎搞,蘇聯不會走向解體的。因此,蘇聯解體是一個複雜因素,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蘇聯前總理曾說過一句很透徹的話:“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臺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爲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到上!”說得既直白,又令人深思,那麼蘇聯解體內部因素還有多少呢?

歷史上無論是一個王朝還是強國,走向衰弱的一個致命因素,就是腐敗!蘇聯解體前的腐敗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

1992年,曾短暫出任俄羅斯總理的蓋達爾曾說:“蘇聯沒錢了”!據他回憶說,當時蘇聯政府沒錢了,居然在儲戶沒同意的情況下去銀行提取他們的存款。當然戈爾巴喬夫寫書的外匯也在裏面。因爲蘇聯外匯不夠用,而且大量印鈔。導致這種情況出現,必然與腐敗有一定關聯。

據雷日科夫在他的書中寫道,蘇聯幹部特權現象太嚴重,而且時間長,二戰後就形成了特權階層,而且享有既得利益,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赫魯曉夫曾試圖糾正特權腐敗,但最後失敗了。

其實,赫魯曉夫就是被那些不甘心放棄腐敗特權的人趕下臺,因此在特權階層的支持下,勃列日涅夫又來了。勃列日涅夫上臺後,雖然趕上蘇聯大發展時期,但他也給各級幹部貪腐創造了有利環境。於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羣體,這些羣體間互相攀親聯姻,建立各種聯繫,以保住他們的固有利益,這樣做的結果,就讓蘇聯官員與民衆距離越來越來越遠。

戈爾巴喬夫執政後,也意識到特權問題,但他並沒有像赫魯曉夫那樣從幹部隊伍下手,而是從經濟改革入手。戈爾巴喬夫的自由化經濟改革,不僅沒有消除腐敗,反而使特權與經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大腐敗。就如蘇聯歷史上有名“共青經濟”,就是在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下,居然形成了一個個股東化的大公司。有些官員、D員、T員成爲企業家,還有的一夜暴富成爲寡頭。

難怪在這種特權腐敗下,當“8.19”事件發生後,葉利欽逼戈爾巴突喬夫下臺時,戈爾巴喬夫並不關心國家命運,而是關心自己的房子、車子、警衛等諸多待遇。

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民衆流傳一句話:“蘇G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D”。此句話精闢的概括了蘇聯時期嚴重的特權腐敗問題。可見在國家利益面前,蘇聯特權階級的官員並不在乎國家的安危,而是在乎自己的個人財富和以後的生活。

從蘇聯解體後的一些人致富就證明了一切。比如俄羅斯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當過天然氣部長一職,1992年,他就成爲壟斷天然氣公司的擁有者。蘇聯八十年代的官員,只想着如何利用國家資金發財致富。

腐敗是世界難題,再貧窮或者再發達的國家都有腐敗,但像蘇聯特權階層公開的大肆腐敗的事很少見。

蘇聯自1920年的國內戰爭結束後,國家經濟基礎面臨崩塌,此時國內經濟比1913年下降13%,穀物下降55%,工業生產也下降了近86%,國民收入下降了75%。但爲了迎頭趕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集中手中力量,不斷向工業化進軍。當時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使蘇聯與美國差距開始縮小。即使蘇德戰爭前,蘇聯年增長率也達到5.8%,發展速度很快。

1950年,蘇聯實現了工業化。後來勃列日涅夫上臺後,蘇聯發展速度並沒有減退,平均增長率實現了4.8%,當時美國只有3%。

但在上世七十年中後期開始,蘇聯發展減速,這也是一個很正常的規律,發展遇到瓶頸。不過此時並沒有出現負增長,增長率只有2%左右。蘇聯實行自由化經濟改革時,到了1990年,經濟出現絕對下降。雷日科夫認爲,導致經濟崩潰的原因,主要是葉利欽的政策有關。但也與戈爾巴喬夫掩蓋自己的真實目的有關。他們從不談建立資本主義,僅僅談民主、改革、市場改革等。

葉利欽當上俄羅斯總統時,也意識到蘇聯解體前愚蠢的經濟改革與政策帶來的惡果,但也要硬着頭皮往前走。於是請美國專家,開具了“休克療法”,經濟更是一塌糊塗。

看看俄羅斯剛獨立後經濟與蘇聯時期的經濟對比:1985年,美元與盧布匯率1美元約合0.87盧布。但蘇聯解體後的1992年7月1日,官方匯率變成1美元換125.26盧布。1993年5月31日,1美元要換1012盧布。俄羅斯政府就進行盧布改值,但依然阻擋不了匯率貶值趨勢。到2000年時,1美元可兌換28.5新盧布,相當於28500舊盧布。很多老百姓的積蓄都讓人卷跑了。葉利欽最明白,他即使卸任總統後,也沒有對外說已經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鍋他不背。

蘇聯末期,有一個有趣現象,戈爾巴喬夫爲了推行他的“新思維”,換了一位新的宣傳部長,此人就是雅科夫列夫,他曾經長期擔任蘇聯駐加拿大的大使。他實際上是被西方培養出來的代理人。據說還是一名共濟會成員。

對於雅科夫列夫,克格勃情報部門早就關注他並搜索他大量的資料。等克格勃掌握雅科夫列夫大量證據後,克格勃部門向戈爾巴喬夫提供了雅科夫列夫參與共濟會的證據,但都被戈爾巴喬夫否認。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蘇聯解體後悲哀地指出:“1990年,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情報和反間諜機構,從幾個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關於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極爲擔憂的情報。根據西方特工部門的評價,雅科夫列夫持有利於西方的立場,可靠地抵禦着蘇聯的‘保守’勢力,在任何形勢下都可以堅定地寄希望於他。但西方認爲,雅科夫列夫應有更加堅決和積極的表現。一個美國代表受委託與雅科夫列夫進行了一次相關的談話,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希望從他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但是在得到這一情報後,戈爾巴喬夫拒絕採取任何措施。

據說蘇聯解體前大量非政府組織打着各類幌子搞破壞,蘇聯內部根本沒有警覺和重視,如果及早的清除這些破壞因素,或許還能起一定作用。不過有人說,戈爾巴喬夫也是一個被西方認可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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