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平的發展，即對外交往，和平共處。系統具有開放性，任何一個系統總是與它的外部環境進行着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對外交往，目的在於學習其他國家一切先進的、有用的東西，爲我所用，從而促進自己的發展。周恩來認爲，關起門來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爲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同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技術、文化的交流。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對於這一發展的外部條件，周恩來是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述的。第一，論述了和平的必然性。周恩來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只要社會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堅持鬥爭，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可以爭取得到的。”⑥第二，論述了和平的必要性。“我們的國家建設事業需要有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不但現在需要和平；就是在將來，在中國建設獲有成就以後，也永遠需要和平。”⑦這就告訴我們，和平的國際環境，不僅是現階段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長遠需要。第三，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五項原則不僅是我黨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而且也應該普遍地成爲世界各國在國際關係中所一致遵守的原則。”⑧社會的發展也就是人類的進步，五項原則的最終目的在於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

(三)自力更生和對外合作的關係。周恩來認爲要“正確處理自力更生同國際合作的關係。”10首先，自力更生是對外合作的基礎，先有自力更生，然後纔有能力對外合作。“我們要自力更生，然後才能爭取外援。”11“國際合作必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一個國家只有自力更生地進行建設，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別國。”12其次，對外合作必須有助於自力更生，但不能依賴。“在平等互助基礎上的幫助”是“真正的幫助”，“這種真正的幫助，有助幹我們自力更生。”13“外援如有利於中國，當然要，但不能依賴。”14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論者提出的“脫鉤”戰略，其目的是爲了使發展中國家要擺脫對發達國家的依賴，這種願望無疑是正確的，但其決意割斷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繫的方法不可取。實際上，處於世界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也決不能割斷同其他國家的聯繫。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加強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又要學習發達國家的長處。只有這樣，發展中國家才能擺脫自己所處的不利的依附地位，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

總之，周恩來分別從事物發展的內因與外因兩個方面探討了自主的發展與和平的發展。周恩來關於發展條件論的論述，處處閃耀着哲學的智慧和辯證法的光輝。

發展動力論

“我們偉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面，最後從資本主義的束縛和小生產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得到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並且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安全。”15這段話言簡意賅，系統而又集中地表述了周恩來關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思想。其一，解放生產力必須改造舊的生產關係。舊中國由於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其生產關係嚴重束縛着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新中國必須改變舊的生產關係，把生產力從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和限制中解放出來，解放生產力。周恩來還以土地改革爲例，明確指出：“現在進行的土改，就是要使農民從舊的生產關係桎梏中解放出來。”16其二，解放生產力是爲了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具有不斷進步的趨勢。解放生產力爲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與現實空間。還是以土改爲例，周恩來指出：“首先是實行土改，解放生產力，然後求得發展。”17周恩來認爲，爲了達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18。只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的經濟才能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國家更加強大和安全。總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能促進社會的發展，推動人類進步。

周恩來的科技發展思想可以概括爲兩個方面：

第一，科學技術在發展系統中的決定性地位。“科學是關係我們的經濟、國防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19。周恩來的這一論述，是對馬克思“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20思想的進一步發揮，並且已接近於鄧小平所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21這就從時代的高度、從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發展的要求，揭示了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爲了使我國的科學技術能迅速地接近其他世界大國，周恩來提出了六項措施。22他既親自領導了我國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制定工作，又爲實現這一發展規劃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思想。

第二，科學技術現代化。周恩來深刻地指出：“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23周恩來提出了四點具體的意見24，指明瞭實現科技現代化的方向和道路。“要採用先進技術，必須發揮我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大搞科學試驗。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爲我所用。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採用新技術必須同羣衆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相結合。必須實行科學研究、教學同生產相結合。”25這就是說，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發揮聰明才智，發揚創造精神。“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相互促進，迎頭趕上。”26這就告訴我們：必須把實事求是、穩步前進同革新獨創、迎頭趕上的雄心壯志辯證地統一起來。如果只有實事求是而沒有雄心壯志，就難以迅速改變科學落後的狀況；如果僅有雄心壯志，而不從本國的情況出發，不堅持實事求是，那麼科技現代化還是不可能實現。

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問題上，沒有一個問題比科學技術領域表現得更爲明顯。隨着新技術革命的迅速發展，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科學技術問題變得尤爲突出。在西方發展理論史上，中間技術戰略與適宜技術戰略對此作了專門的探討。所謂中間技術，是“既比過去各個時代的原始技術優越得多，又比富國的高技術簡單、便宜和實用”的技術27。中間技術具有技術簡單、規模小、所用資金少、立足當地、吸收勞動力較多五大優點。舒馬徹的中間技術採取了“迴歸”到人的現實狀態的形式，人是小的，因此小型爲佳。所謂適宜技術戰略即是指依據本國的物質條件，引進各種類型的經過檢驗的技術，其核心之點是慎重地選擇和管理技術，使技術與本國的情況適宜。應該說，中間技術戰略與適宜技術戰略直接針對發展中國家引進技術中所出現的問題，很有啓發與借鑑意義。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發展中國家引進的中間技術、適宜技術往往是過時的、二流的、效率不高的技術。周恩來關於科技現代化要實事求是、迎頭趕上的思想，既包含了中間技術戰略與適宜技術戰略的某些合理成份，又揚棄了這兩種戰略中保守、落後的因素，倡導迎頭趕上的雄心壯志。周恩來指出，外國一切好的經驗、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爲我所用。周恩來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多次重申毛澤東科技發展的有關主張。在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實行技術革命，“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28他告誡我們：“我們應該迎頭趕上，也可以趕上。我們不應該跟在別人後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樣，我們將永遠落在後面。”29“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我們要記住，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30可見，在發展中國家如何引進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這一問題上，周恩來關於科技發展的思想無疑優於中間技術戰略與適宜技術戰略。未來學家托夫勒形象地指出，中間技術戰略與適宜技術戰略是一種失敗戰略，是一種“急救繃帶”，發展中國家要堅決拋棄這種戰略，大力引進西方國家最先進的技術，“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躍向未來的賽跑”。31

發展目標論

發展目標是發展理論的綜合體現。周恩來力倡社會主義現代化。他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一起，啓動了中國奔向現代化的歷史巨輪。四個現代化的思想是周恩來發展理論的新生長點，這一思想的提出，使周恩來在其晚年再一次佔領了一個新的理論制高點。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布賴克曾指出，現代化是繼人類誕生、文明出現之後的人類歷史上第三次最偉大的社會變革。32從西歐現代化的發端至今約500年的歷史，是世界各國由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演進的歷史。由於具體情況的不同，有的國家較早進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有的國家正處於向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周恩來以其不懈的努力和艱辛的探索，提出了有關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光輝思想。

(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構想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是周恩來一生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的雙重結晶。它既是貫穿於周恩來經濟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科技思想、教育思想、軍事思想、外交思想等領域的一根紅線，同時又是這些思想的總體現。如果說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旋律，那麼周恩來無疑是這一宏偉篇章的第一提琴手。

周恩來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旋律，始終定位在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上。一方面，他從國內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爲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產力，以提高廣大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如果不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33另一方面，他又放眼世界，從國際關係形勢出發，認識到現代化是我們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生死攸關的迫切問題，如果不把握時代趨勢，在社會發展宏觀決策上順應歷史潮流，那麼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將處於被壓迫、被支配的地位。他指出：“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若不強大起來，不建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就要受帝國主義的欺侮。”34正是出於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周恩來自建國以來，不僅先後三次莊嚴地提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而且系統地闡明瞭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方針政策，從而形成了富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框架結構：

1.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結構。周恩來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提出經歷了一個修改、補充和完善的過程，其中每一個具體細微的變化無不緊密聯繫着當時的客觀實際。周恩來四個現代化思想的定型是1964年三屆人大上所提出的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四個現代化作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結構，相互之間是辯證統一的，即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國防是保障，科學技術是關鍵。這一核心結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結構中至關重要，它決定和制約着現代化的其他方面。

2.政治、文化、軍事、法律等方面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基本結構。馬克思主義認爲，社會是一個有其內在結構的機體：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軍事、法律等，都是人們社會活動的不同領域，是整體社會結構的一部分。現代化，只能是整體社會的現代化，是社會各領域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的過程，具有複雜的互動性質。而決不是某一個單一領域的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的提法有其積極的號召作用，但它不是現代化的全部內容。事實上，周恩來多次論述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各方面之間的相互關係，他的現代化思想是多視角、全方位的。我認爲，從核心結構和組成部分這兩個層面理解周恩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思想，較爲符合周恩來的本意。

(二)社會主義現代化推進的時序結構

所謂現代化的時序結構，是指現代化的構成要素、部分在時間先後、輕重緩急等實施程序上的排列組合。本世紀50—60年代，現代化理論被稱爲社會發展理論的主流理論。現代化理論家提出了趨同論(convergence theory)，認爲不發達國家現在所處的階段是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階段，發達國家的現在就是不發達國家的未來。艾森施塔特乾脆說：“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現代化即是向西歐和北美在17世紀至19世紀發展起來的那種類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轉換的過程。”35但是，由於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條件已經與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大不相同，所以現代化無論如何不再等同於西方化。周恩來的現代化思想與西方現代化理論相比，具有不同的特徵和內容：

1.現代化的起點不同。周恩來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分析新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落後狀況，認爲在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擺在第一位，與此相聯繫，在實現工業化的遠大目標下，具體的現實的目標只能是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經過“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實現工業化成了具體的實現目標。西方的現代化是直接始於工業化，其起點是大工業的現代化，進而向其他方面滲透、擴展。而新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先恢復後建設，其起點是經濟的恢復，在此基礎上，纔能有工業化所必需的基礎。

2.現代化的程序不同。西方現代化理論家們一般認爲，現代化首要的和主要的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是由工業向農業推進。在他們的很多著作中，大工業和城市化(城市的擴大化、規模化、密集化)甚至於顯示出一種輕農的價值取向。因此，工業化戰略和再工業化戰略成爲許多國家現代化的首選戰略。新中國開始實行的也是工業化戰略，並且是趕超式的工業化戰略。經過“一五”計劃和調整時期的反思，周恩來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他認爲，中國的工業化有着自己特殊的道路：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爲基礎，應“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要地位”，次序排列爲農、輕、重。這就把農業現代化提到了至關重要的地位。周恩來對農業現代化問題提出了農業生產的集約化和科技化等許多重要觀點。必須指出，工業與農業的現代化本無先後之別，它們不是歷時態而是共時態；另外，工業與農業也不可絕然分離，工業現代化的成果用於農業，使農業生產機械化、電氣化，本身就是農業現代化的內容之一。“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並進，相互促進，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後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36與西方現代化理論顯著不同的是，周恩來把農業放在現代化的基礎性地位，把農業現代化和工業現代化的位置作了互換。這一置換的底蘊在於：“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37，由農促工、以工帶農，農工互動，實現現代化的起飛。它的方法論意義在於，現代化如何開始，從哪個領域開始，並沒有固定的、現成的歷史公式，而要根據各個民族、各個時期的具體歷史情況而定。這不僅僅是一種東方的現象，它對於發展中國家和農業國家都有很大的啓示。

3.現代化的目的和實質不同。在西方現代化理論家們看來，現代化是一個文化過程，是西方工業文明和西方價值觀念體系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的過程。周恩來則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38，我們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周恩來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爲了促進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健康的、儘可能迅速的發展，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現代化，在其指導思想、價值觀念、戰略目標等方面都不同於資本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有着本質的不同。因此，面對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我們在吸收其合理內核的同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決不是“西化”，更不是什麼“趨同”，在性質上是“非資本主義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尤其是“四個現代化”思想的提出，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它表明了後發展國家、遲發展國家的現代化，不必然只具有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目標這一重大問題。在理論上，它把周恩來所一貫堅持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有機地銜接起來，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晚年設想所描述的歷史發展圖景——東方社會理論的認識。在方法論上，它解決了處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在實現了社會形態的跨越後如何繼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20世紀的上半葉，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着社會主義發展前途與資本主義發展前途這一重大方向問題。20世紀下半葉，處於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着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這一重大發展目標問題。非資本主義前途39——非資本主義現代化，這一清晰的思想邏輯顯示了周恩來社會發展觀的徹底性和具體化特徵。

通過周恩來發展思想與西方發展理論的比較研究，我們深刻認識到：作爲一個偉大的戰略家和卓越的領導人，周恩來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始終與國際上的發展思想同步。他思考了發展與現代化、科學技術與發展戰略等重大理論問題，並對這些“國際性的問題”進行“民族式的求解”，提出了適閤中國國情的觀點與對策。“各國的革命和建設，要靠各國人民自己的實踐。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得到補充和發展。”40正是在對這種富於民族特色的探求之中，周恩來形成了自己的社會發展觀。聯繫到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發展理論，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周恩來對這些發展問題所作的與西方發展理論不同的解答，除了基於現實情況的考慮之外，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周恩來要探尋中國式的發展道路。因而，周恩來的發展思想實質上是東方社會發展理論的深化和發展，其本身就是一種東方式的發展理論。這種“東方式的道路”同時又昭示了一種“世界性的意義”，即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不可能是同一的，各個國家、民族應當努力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國際性的問題，民族式的求解”，“東方式的道路，世界性的意義”，周恩來的社會發展觀，既把握時代潮流，又注重中國特色，給我們以深深的啓迪。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注 釋：

①《在歡迎蓬皮杜總統的宴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73年9月 12日。

②、③、⑤、⑩、12、 13、 15、 16、 17、 18、 19、 21、 23、 25、 26、 28、 29、 30、 33、 34、 36、 37、 38、 40《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0頁、第440頁、第440頁、第440頁、第440頁、第11頁、第132頁、第24頁、第24頁、第159頁、第 181頁、第 159頁、第412頁、第441頁、第412頁、第441頁、第 413頁、第 182頁、第 132頁、第252頁、第412頁、第440頁、第252頁、第301頁。

④、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67頁、第223頁。

⑦《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4年10月 1日。

⑧《在印度尼赫魯總理宴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6年12月 1 日。

11、 14《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22頁、第322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頁。

22 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4—185頁。

24 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14—416頁。

27【英】E·F·舒馬徹：《小的是美好的》。

31 參見【美】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32 參見美C·E布賴克《現代化的動力》。

35 S.N.EISENSTADT：“Modernization：Protest andChange”，Prentlce-Hall，INC.Englewood Cliffs，N.1.1966，PP.1.

39 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探討了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問題。參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59頁、第162頁。

《周恩來百週年紀念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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