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樺：我已經厭倦了吶喊
《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何映宇/上海報道
「右邊」一下不好嗎？我可以留戀一下時光，體味一下春夏秋冬，品味它的美好
一些偽裝的沉重與神聖
從我們肉體中碎身。
–––––柏樺《美人》
柏樺，一個傳奇的名字，其中是不是蘊藏著這樣的因與果：名字中的兩個字看上去和植物有關，所以他的詩歌總是顯得雲淡風輕安安靜靜？可是他卻說：自己的內心充滿了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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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他冷靜，只有歐陽江河理解他：「他太尖銳，有著針在痛中的速度。」
4月5日，第16屆「柔剛詩歌獎」在南京頒獎，柏樺因重寫水繪園中冒辟疆與董小宛之戀的長詩《水繪仙侶1642－1651：冒辟疆與董小宛》獲得大獎。在此之前，這首長達15萬字、999行的超級長詩（詩歌只佔其中的1/10，其餘部分其實為散文）已在網上引起了廣泛爭議，對他將一首長詩分成「前言」、「詩篇」、「注評」和「索引」四部分的形式毀譽參半。
今年3月號的《讀書》，刊載了浙江大學教授江弱水品鑒該長詩的《文字的銀器，思想的黃金周》，稱柏樺是「時代思想和趣味大規模拆遷運動中的釘子戶」，稱其詩歌是「前現代的思想，後現代的形式」，長詩結尾四行更是「情感和音響皆屬神品」，激賞之情溢於言表；同時也有詩歌愛好者拍案而起，斥「《水繪仙侶》是詩歌的一種倒退」，更有甚者直呼柏樺為「遺老遺少」。
在一個非詩的年代，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景了。
南京頒獎兩天之後，多多、陳東東、宋琳、張棗、鄭單衣、江弱水和柏樺等60多位詩人齊聚江蘇同里，在古力和周鶴洋兩位圍棋國手對弈廝殺於中國天元戰挑戰賽的時候，他們卻在這裡舉辦第四屆「三月三詩會」，向400多年前在此雅集的南園詩人們致敬。
現任西南交通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柏樺帶著夫人和兒子風塵僕僕地趕來。而事實上，這位「第三代」代表詩人的詩人身份在10多年前就可以說已經停止。柏樺說他從1993年開始就幾乎不再寫詩，他的作品也不多，短短的80多首詩歌卻為他贏得了很高的讚譽。
上海的批評家李振聲在他那本論述「第三代詩歌」的專著《季節輪換》一書中，對柏樺也有過專門的論述：「????不管別人在為什麼爭執不休，或發表了多麼好高騖遠的宣言，他仍舊耐心地守住自己的方寸，專心致志地走著自己的路，悄然享受著隱秘的寧靜和柔弱遲緩的激情，以及種種可能不合時宜的夢想。」
但李振聲們對柏樺的另一面也許並不知情：隱藏在一個詩人背後的，是一個為書商所青睞的超級寫手——暢銷書作家柏樺。
記者曾經在書店看到署名「柏樺」的《EQ情商》，以為只是同名同姓，可是柏樺對此並不避諱，他告訴記者：「這是我寫的，我寫過100多本這一類的暢銷書。」
他說他把它們視作一份職業，如此而已。
他稱自己的身上有著很多矛盾。在他的隨筆文論集《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和《今天的激情：柏樺十年文選》兩本書獲得海內外很高評價的時候，他同時在埋頭寫暢銷書，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書上的署名依舊是「柏樺」——那個富於詩意的名字。
坐在記者對面的，是一個多面的、高深莫測的柏樺。
童年的「疾病」
《望東方周刊》：寫詩是因為童年的一場疾病？
柏樺：其實也不是真正的疾病。童年有很多痛苦，那種痛苦是那個時代普遍存在的。當時家庭和學校的教育方式都讓我感到痛苦。
比如中國的父母很多都喜歡打小孩，有些小孩挨打後沒什麼問題，可是我就不行。痛苦不分大小與輕重，但是對於不同的人，因為遺傳基因和感受力不同，它們產生的反應也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很輕微的傷害對我來說就像是原子彈爆炸般的痛苦，就會讓我驚叫起來。
學校里的教育也很有問題，有時放學後，我會被教師留下來受罰，我很莫名，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我的坐姿可能稍微歪斜了一些，或者動了一下，就給他們說成是做小動作，並且告訴家長，家長自然要做出一些體罰，這令我有一種犯罪的感覺。
這些事情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經歷著一種內心的衝突，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段時間我在思考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我第一次公開說——我們這一代人，不是被愛所沐浴，而是被恨所纏繞。恨，不是抽象的恨，也不是籠統的恨，它具體在每一個細小的細節上。有時候，我也會直截了當地恨，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會把恨壓制、轉化為一種表面的愛，把它包裝起來，只是內部的力量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熾烈了。
《望東方周刊》：但就我閱讀的經驗，你的詩還是以平和、淡泊為主，並沒有像金斯堡那樣激烈的詩歌。
柏樺：這就體現了一個詩人的複雜性。人有很多面，像面具一樣，不斷地改變。我有很平和的一面，因為我相信讖緯，相信命運，我要修正我的基因，我要剋制我自己，我要轉換仇恨，這對於生命的延長也好，對於時光的留戀也好，我要不斷調整我內部的節奏和詩歌的思路。
我經常說，我的詩是兩個部分。一個部分非常快，另一個部分非常慢，一個中國，一個西方（也不是說中國就緩慢，西方就激烈，中國人也有激烈的一面，西方也有緩慢的一面，人性也很複雜）。激烈的一面是我的本質，可以從中看出我內心的一點問題來。轉換的原因是我要避開一些讖緯，我信命，我要努力避開它，不要自己陷入其中。
《望東方周刊》：那麼你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詩了嗎？
柏樺：我意識到自己要去寫詩、要成為一名詩人是在1979年。我寫詩更早一些，但沒有這個意識。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這一代，包括北島，一開始都寫古詩。毛澤東詩詞影響了整整一代人，最早的古典文學修養都是毛澤東詩詞打下的。隨著毛澤東詩詞的路徑，才開始去讀一些唐詩和宋詞，還有當時發行量很大的《中華活頁文選》。
但是我成熟得很快，大概一年多之後，我就寫得可以了，也就是說寫出了我的成名作。一個詩人需要一首處女作或成名作來讓人們記住他，比如聞一多，他需要《死水》來為自己定一個坐標。雖然很多學者也提出這些成名作遮蔽了聞一多其他更優秀的詩作，但是這還不是太要緊，如果連成名作也沒有，那麼就更不能辨認他了。
做暢銷書就等於是一份工作
《望東方周刊》：據說你在當自由寫作者的那些年裡，差不多寫了100來本二渠道的書？
柏樺：對。第一本是她（夫人）寫，我負責賣。從第三本開始我就啟動了。我們輪流，大家都可以緩一緩，當然急的時候也會兩個人都寫。
成都書商多，我從不和出版社打交道，原來的詩人馬松、萬夏下海後做了書商，約我寫書。我寫一本《EQ情商》工作量大概也就三五天。我做書都快，我怎麼做呢？書商確定了主題以後，我就找相關主題的書，十本左右，我搭一個構架，寫一個目錄，確定章節，然後就把這些材料直接放進去。當然我們很專業，不會出現版權問題，而且都是寫「編著」。大概五六天就能做一本書。
當然也不是每本書都輕鬆，也有比較花費力氣的。關於毛澤東詩詞的系列叢書我都是專門寫的。我對毛澤東詩詞也比較有研究。
《望東方周刊》：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多久？收入怎麼樣？
柏樺：10年，從1993年一直到2003年。也分幾個階段，1993年、1994年是初創階段，一年寫一兩本。1995年開始就比較好，多的時候收入在十萬左右，少的也有六七萬，不很穩定，但還是比上班的工資要多。
《望東方周刊》：有沒有感到過厭倦？
柏樺：這對我來說就等於是一份工作，就像教師是一個職業一樣。常人看來很枯燥，但對我來說也就是個工作一樣的循環系統。我必須要做，一個人不可能枯坐，什麼事都不做，或者一天到晚寫詩，沒有這樣的人，除非他瘋了。
《望東方周刊》：上世紀80年代的詩人很多後來都下海經商，而且有些還做得相當不錯，從最反對功利到追求功利，你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有趣的變化？
柏樺：這是時代的原因，時代會裹挾很多人進入這滾滾的洪流。為什麼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上世紀30年代的服裝、社會面貌和時代氣息會浸染在文人的寫作之中，80、90年代也是如此，這不是唯物、唯心的問題，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年輕，有太多的夢想，在一個地方達不到，就想是不是可以換一個環境，他們覺得自己還年輕，有的是時間，經得起折騰。
《望東方周刊》：1993年後就幾乎不寫詩了，跟你寫暢銷書有關嗎？
柏樺：毫無關係。我的詩歌整體的量不大，全部的詩加起來也就80多首，一般的詩人上百首上千首詩歌，我沒有。不寫詩是因為我寫不出來了。我不願意重複自己，那怎麼辦？只能停止。這些年我寫得很少，每年會寫幾首，1993、1994年寫過幾首，2002、2003年寫過五六首，剛剛我完成了一首長詩《水繪仙侶》，但很少。
「右邊」一下不好嗎
《望東方周刊》：《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記錄了一個時代，這本書寫得特別漂亮，在海內外影響也非常大，怎麼會去寫這本書的？
柏樺：1993年我開始寫這本回憶錄。題目和本雅明的那本《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有關，但是和整本書沒什麼關係。我想把自己放進去，來審視這個時代。80年代也有很幼稚的一面，我不認為80年代就意味著理想主義，這也許是一種自我的修飾，這樣讓人覺得好聽一些。我是理想主義，你是市儈主義？商業主義？這在道德上似乎就高人一等。其實也不是。
那是一個青春、混亂、幼稚、自我拔高的年代，由恨轉換而成的年代，想要反抗，用弗洛伊德的說法就是想變成「超我」。這些在我的書里都有展開，這裡我就不展開了。
《望東方周刊》：副標題我們當然能看得出來，是在模仿本雅明，但是「左邊」這個標題卻讓人想到「左派」。
柏樺：「左邊」是我的發現。「左邊」和「右邊」不同，「左」代表激烈、對抗、燃燒、高歌，「右」則相對溫和、中庸、緩慢、平衡。順著這個線索，我們可以梳理中國古代傳統，比如我們可以說屈原、辛棄疾是「左邊」詩人，他們吶喊、悲憤、憂國憂民，而另一批詩人也許可以稱之為「右邊」詩人，比如提倡逸樂的白居易。也不能一刀切，但大致可以這樣來分一下。
我近期提出「逸樂」也是一種文學觀，我已經厭倦了吶喊。逸樂也就是精緻、頹廢。
《望東方周刊》：我知道你現在越來越迷戀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了，也在研究它。
柏樺：我想啟動新的資源，開闢一條新的出路。而且我厭倦了激情和吶喊，「左邊」的時代已經過去，「右邊」則意味著緩慢。「右邊」一下不好嗎？我可以留戀一下時光，體味一下春夏秋冬，品味它的美好，讓人心境愉快。我告別了吶喊的文學，在一個園林里休息，體會人生的寸寸光陰，要挽留它，就不能太激烈。這樣一來就會喜歡鴛鴦蝴蝶派，因為鴛鴦蝴蝶派是舊式文人的作風，和傳統也比較近。鴛鴦蝴蝶派的主張用包天笑的話說就是「提倡新政制、崇尚舊道德」。
我也寫過鴛鴦蝴蝶派風格的小說，但可能是太超前了，沒有引起什麼反響。我第一個模仿的是寫《紅杏出牆記》的劉雲若。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需要現代性的作品，他們需要卡夫卡，需要博爾赫斯，需要《百年孤獨》，這些假時尚壓倒了我這樣的真時尚，時代不認可，覺得你怎麼這麼古舊？90年代哪個人在這麼寫小說？都唯恐自己不夠卡夫卡，唯恐自己不夠博爾赫斯。
《望東方周刊》：中國當代也有注重傳統的作家，比如汪曾祺。
柏樺：汪曾祺不錯，但對我影響不大。除了胡蘭成，我一度非常喜歡豐子愷和廢名。但是我不太喜歡沈從文，他寫的湘西那些怪頭怪腦的東西雖然很多人喜歡，可是打動不了我。每個人都可以真心地喜歡沈從文，沒有問題，但是我就怕那些假喜歡。就像有些人說他喜歡托爾斯泰，喜歡魯迅，喜歡《紅樓夢》，實際上他是為了安全，因為文學史這樣說，因為這樣說，也許人家會說他是有品位的，可是呢，他連《安娜·卡列尼娜》也許都沒有讀完。
我覺得寫作者應該有一個個人的文學傳統，而且這個傳統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就像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寫的，有一個文學的源頭，然後不斷地修正和改變。比如在我這裡，在卞之琳、廢名、豐子愷和鴛鴦蝴蝶派之後，我50歲時看到了胡蘭成，他又成為我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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