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術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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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大小： 大 中 小 在很大程度上，儘管克拉克獎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為經濟學戴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不僅是經濟學被推崇為「社會科學的明珠」，而且助長了經濟學家的帝國主義心態。
原標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得主盛名難副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10年1期
一、前言
我們知道，在求新求異的學術氛圍下，現代西方經濟學出現了眾多流派，他們往往基於不同視角並在特定引導假定下進行研究，從而提出了無法通約和優劣比較的知識論體系;儘管如此，那些被稱為主流經濟學的各流派在認識論上卻存在明顯的相似性：都基於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都將自然科學當成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從而都熱衷於大量使用數學工具進行分析。實際上，正是在數學工具這一共同媒介下，理性建模和統計實證構為數量經濟學的兩大分支，它們主導了主流院校經濟系的主要研究方向：主流經濟學的不同流派——如凱恩斯流派和反凱恩斯流派都著眼於這兩個領域的研究;相應地，這兩大研究領域共同瓜分了研究資金、教學課程以及各種獎項：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除非出現明顯的社會經濟變動，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得主幾乎都是輪流傾注在這兩大方向上。例如，就統計實證而言，凱恩斯就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構建其失業理論，而弗裏德曼則在統計分析基礎上構建其貨幣數量論;而就數理建模而言，凱恩斯學派的薩繆爾森位數理經濟學奠定了基礎，新古典宏觀學派的盧卡斯則宣稱薩繆爾森的數理方法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並將那些缺乏方程式的文字論文稱為廢物。正因如此，儘管凱恩斯經濟學派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在具體政策上爭吵不休，但它們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卻基本一致，這也是當前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如此甚囂塵上的原因。
事實上，哈耶克就指出，「從這一點看，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要多於我與他們兩派的共同點」;[1]究其原因，儘管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和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都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但它們在經濟現象的研究方法上卻存在截然的不同。哈耶克1977年在接受《理性》雜誌編輯採訪時就說：「40年前，我就寫過文章，強烈反對數量理論，因為這種方法太粗略了，遺漏了很多重要的東西，我只能乞求上帝，希望觀眾永遠不會相信那些理論。因為它太吸引人了，簡單的方程式，容易理解。我很遺憾，弗裏德曼那樣具有的才智出眾的人竟然把它看成一切，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一種主要的工具來利用。所以，歸根到底，我們之間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論上的」，「弗裏德曼是實證主義者，他相信，任何東西只有是經驗上可以驗證的才能進入科學研究範圍。我的看法則是，我們對經濟學的瞭解已經夠詳盡的了，我們的任務是讓我們的知識形成秩序。我們不再需要太多心信息了，我們最大的難題是消化我們已經掌握的東西。統計信息不會使我們更聰明，除非它可以告訴我們關於特定時刻的特定情勢的信息，但從理論上講，我相信統計研究做不到這一點。」[2]哈耶克甚至還說，在凱恩斯的《通論》之後，最危險的書就要數弗裏德曼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在很大程度上，儘管克拉克獎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為經濟學戴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不僅是經濟學被推崇為「社會科學的明珠」，而且助長了經濟學家的帝國主義心態;但問題是，這些獎項的設立它果真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實質進步嗎?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了嗎?是以本文就此作一闡述。
二、一份20世紀偉大經濟學家排名表
這裡首先來看一份有關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的名單表，它是由2000年來席捲整個歐洲經濟學界的「後-我向思考」經濟學評論雜誌2006年根據網路調查獲得的。這裡的「偉大」主要是指對他能夠最大程度地增進我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而不是指對經濟學這個職業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投票方法是：每個投票者選出他認為最「偉大」經濟學的前5位，並且給最高的5分，第二位4分，……最後一位1分;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投票少於5位。共有1249 訂戶進行了投票，最後的投票結果如下：
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名單(略)
儘管這份排名並非一定是科學和客觀的，卻有幾個顯著的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
第一、僅有31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此名單中，而不在此其中的則有36位。後者分別是：弗裏希(R.Frisch，1969)、康託羅維奇(L.Kantorovich，1975)、庫普曼斯(T.C.Koopmans，1975)、俄林(B.Ohlin，1977)、米德(J.E.Meade，1977)、舒爾茨(T.W.Schultz，1979)、克萊因(L.R.Klein，1980)、德布魯(G.Debreu，1983)、斯通(R.Stone，1983)、哈維默(T.Haavelmo，1989)、米勒(M.H.Miller，1990)、馬科維茨(H.M.Markowitz，1990)、夏普(W.F.Sharpe，1990)、福格爾(R.W.Fogel，1993)、海薩尼(J.C.Harsanyi，1994)、澤爾騰(R.Selten，1994)、莫里斯(J.A.Mirrlees，1996)、默頓(R.C.Merton，1997)、斯科爾斯(M.S.Scholes，1997)、蒙代爾(R.A.Mundell，1999)、赫克曼(J.J.Heckman，2000)、麥克法登(D.L.McFadden，2000)、斯賓塞(A.M.Spence，2001)、格蘭傑(C.W.J.Granger，2003)、恩格爾(R.F.Engle，2003)、基德蘭德(F.E.Kydland，2004)、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2004)、奧曼(R.J.Aumann，2005)、菲爾普斯(E.Phelps，2006)、赫維奇(L.Hurwicz，2007)、馬斯金(E.S.Maskin，2007)、邁爾森(R.B.Myerson，2007)、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Ostrom，2009)、彼得.戴蒙德(P.A.Diamond，2010)、莫特森(D.T.Mortensen,2010)和克里斯托弗.皮薩裏德斯(C.A.Pissarides,2010)。
第二、在31位克拉克獎獲得者中，只有9位名列此名單中，而有多於三分之(2)不在其中。後者分別是：克萊因(L.R.Klein，1959)、霍撒克(H.S.Houthakker，l963)、格里利克斯(Z.Griliches，1965)、內洛夫(M.L.Nerlove，1969)、喬根森(D.W.Jorgenson，1971)、費希爾(Franklin M.Fisher，1973)、麥克法登(D.L.McFadden，1975)、費爾德斯坦(M.Feldstein，1977)、斯彭斯(A.M.Spence，1981)、赫克曼(J.J.Heckman，1983)、豪斯曼(J.A.Hausman，l985)、格羅斯曼(S.J.Grossman，1987)、克雷普斯(D.Kreps，1989)、薩默斯(L.H.Summers，l993)、卡德(D.Card，1995)、墨菲(K.M.Murphy，1997)、施萊弗(A.Shleifer，1999)、拉賓(M.Rabin，2001)、利維特(S.Levitt，2003)、阿塞莫格魯(D.Acemoglu ，2005)、蘇珊.艾希(Susan C.Athey，2007)以及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2009)。
第三、不在此名單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得主幾乎都是數理出身並熱衷於數理建模和計量工具的學者。例如，弗裏希、庫普曼斯、克萊因、斯通、哈維默、福格爾、赫克曼、麥克法登、格蘭傑、恩格爾、基德蘭德主要發展了計量分析方法或應用，康託羅維奇、德布魯、米勒、馬科維茨、夏普、海薩尼、澤爾騰、維克瑞、默頓、斯科爾斯、斯賓塞、奧曼、菲爾普斯、赫維奇、馬斯金、邁爾森等人則主要在數理模型上;另外的俄林、米德、舒爾茨、蒙代爾則相對集中在專門經濟領域，同時也主要是作為技術性經濟學而存在。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現象的關鍵就在於，諾貝爾獎委員會之所以在所有社會科學中單獨設立經濟學家獎項本身在很大程度是二戰以後國民經濟日益計劃化的結果，其研究對象侷限於物質資本的配置這一工程學方面，因而一開始就是把經濟學當成自然科學來看待的;正因如此，早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如弗裏希、丁伯根、薩繆爾森、庫茲涅茨、里昂惕夫、康託羅維奇等人，他們的成就都與經濟計劃有關，都受到計劃經濟的影響或者直接就是經濟計劃的領導者和推行者。而且，由於從事數量分析的人獲得了諾貝爾獎並逐漸控制了經濟學界，因而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直到現在，經濟學的走向也為這些從事數量經濟學研究的人所控制;結果，後來被授予諾貝爾獎的也大都是這一領域中的學者，如阿羅、希克斯、庫普曼斯、弗裏德曼等都是如此。當然，隨著計劃經濟問題的日益暴露以及完美市場的崩潰，諾貝爾經濟學家所授予的領域逐漸有了擴大，但定量化和精確化還是控制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的基本意識形態;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大有年輕化的趨勢，至少獲獎成果大多是那些數理經濟學家青年時期所作出的。
第四，克拉克獎得主不在此名單中的比例更高，這是因為克拉克獎更有利於激勵數理經濟學的研究。事實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學是集中於一般規律，而社會科學者所感興趣的主要是那些特殊的、個別的和獨特的事件;因此，自然科學的研究主要是運用基本原理去分析大量自然現象，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則需要是綜合各方面的知識來分析複雜多變的社會現象。正因如此，兩者產生成果的時間也存在很大差異，如哈耶克指出的，人類智力產生最佳勞動的年齡與一個人成為合格專家而必須積累知識的年齡之間的距離，隨著我們從純理論學科轉向具體現象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領域而會變得越來越長。事實上，在自然科學中有大量的天才湧現，而社會科學領域的天纔則是罕見的，它需要建立在後天知識不斷積累的基礎之上。例如，數學家或邏輯學家也許18歲就可以做出最輝煌的成果，而歷史學家有可能在80歲才能成就其最好作品;事實上，康德到了71歲才開始寫作《論永久和平》，哈耶克到80歲才完成他的《立、立法與自由》一書。但是，克拉克獎授予的對象卻是40歲以下的經濟學者，從而激勵經濟學者轉向數理經濟學的研究，因為數理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已經自然科學化，從而更容易早出成果。[4]事實上，克拉克獎幾乎全為數理經濟學家所獲得，如薩繆爾森、弗裏德曼、託賓、阿羅、克萊因、索洛、喬根森、費希爾、費爾德斯坦、斯彭斯、赫克曼、格羅斯曼、克雷普斯、盧卡斯、墨菲、施萊弗以及阿塞莫格魯等，儘管其中一些得主功成名就後也開始思考更廣的社會經濟問題。
三、排名表引起的主流經濟學之反思
我們知道，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行為及其所衍生出的經濟現象的學科，分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所構成的市場和組織等;顯然，人具有很強的能動性和自主性，其行為深受社會的、經濟地、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制度的影響，這與以自然物為研究對象的天文、化學、物理等自然學科以及以一般生物為對象的動物學、生物學等存在很大的不同。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偏偏要借鑒和照搬這些分析非人對象的物理學等的分析工具，而以所謂的「硬」科學自居;在這種思維指導下，現代主流經濟學將作為經濟學基石的人性及其行為機理極度簡化，從而推導出許多在無人的環境中才能存在的所謂原理。在這種情況下，現代主流經濟學就與其他社會科學出現越來越大的脫節，以致往往熱衷於以非常繁瑣的數學符號來證明其他學科早已認識到的現象乃至一些常識性的問題，乃至以複雜的數學來對嘗試進行「革新」。譬如，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得各國政府、社會大眾乃至經濟學界重新開始關注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掩蓋」下那個已經熟視無睹的社會失業問題：一方面僱主往往難以找到所需要的員工而出現缺工問題，另一方面有這種技能的勞工又往往難以找到工作而陷入失業困境。其實，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本來是很顯而易見的，因為市場提供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的，搜尋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個人成本。[1]正是因此，如果一般人由此宣稱他有了重大發現，那麼他的行為就只能屬於野人獻曝，會招致整個社會的嗤笑;但是，當這個問題被現代經濟學長期忽略或視為「偽」問題後，一個經濟學家開始認真地運用高度複雜的數學模型來推證出來時，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2010年美國經濟學家戴蒙德等獲獎的貢獻也就在此。
同樣，教育對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增長乃至社會進步的作用已經為現代社會絕大多數人所認識，而且也為社會實踐所證實;但是，一些現代主流經濟學家卻為了其建模的方便卻假設：教育僅僅起到甄別能力或智力水平的作用，而對提高自身的效率並沒有幫助，智力水平則是天生的。也即，教育本身是無用甚至是有害的，因為是它增加了社會成本卻沒有提高總產出。如阿羅就認為，畢業文憑基本上只是一種不完備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而不是擁有技能的證據;大學就像一個雙層過濾器：一方面對進入與沒有進入大學的社會成員進行挑選，另一方面是對能否通過大學的社會成員進行篩選。[2]斯彭斯則進一步發展出了勞動力市場模型以及信號機制理論：領頭者是一個知道自己生產率的工人，並且他必須選擇一個教育水平;跟隨者是一家(或數家)廠商，它觀察到工人的努力水平，但不知道他的生產率，然而決定支付工資。[3]天哪，這種理解與現實是何其遠?(1)教育對個人生產力的提高沒有作用嗎?這一假設是何其的大膽。(2)入學和畢業考試能夠完全甄別出一個人的生產能力嗎?在很大程度上，它甄別出的僅僅是適合這種規則的優勝者。(3)一個人的教育水平主要是其在孩童時代就決定的嗎?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狀況受父母旨趣、僅僅狀況、社會文化等眾多因素的影響。萊亞德和塞凱羅波羅斯(Layard & Psacharopoulos)就給出了三條駁斥理由：(1)退學者與完成學位者得到同樣高的教育收益率，所以學歷不能是信號，儘管教育年限可能是;(2)不同教育水平的工資差異歲年齡而提高，但當僱主已多次觀測工人的產出後可以預期信號的重要性將降低;(3)儘管各類測試成本低於教育，但它在僱用中並未得到廣泛使用。然而，這種理論卻為數位學者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萊也曾指出，儘管數學是一種工具，掌握它是很難的，它卻是也只能是一種工具，一個人只有數學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為一個好的物理學家或是經濟學家的。顯然，根據這一看法，即使是在當前那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或者克拉克獎得主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是合格的經濟學家;相反，不懂數學或者數學水平不高的人往往照樣可以搞經濟學研究，甚至可以成為經濟學大師，因為他們同樣具有嚴密的邏輯推理能力，並且還具有異常的觀察和提出問題的能力。譬如，歷史上特別是古典主義時期已經出現的那一大批經濟學大師基本上都出身於社會科學，但他們的思想見解及其對經濟學的影響至今依舊源遠流長;不幸的是，當今經濟學界懂數學而不知歷史何物的經濟學者卻所在皆是，張五常認為，這些人即使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思維的傳世機會看來還是零。事實上，當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教授默頓1997年因提出「期權定值公式」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就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喫驚。」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默頓身上，甚至也發生在納什等諸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身上，試想：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卻成了數學家擺弄數學的「意外收穫」，這又說明瞭什麼呢?固然，這些現象反映了很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本身是出於興趣，而不是像那些普卜那個學者尤其是中國絕大多數學者那樣是為了獲得某種學術之外的特定目標(如獎勵、晉陞、聲名)而「研究」;但同時也反映出，這些得主本身也沒有意識到其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價值，沒有因為這種堅定的學術信念而不斷吶喊的精神。這與早期經濟學家的特質存在很大的不同：早期積極學者往往對其學說具有強烈的自信，如果沒有為社會所認同就會不斷地為之吶喊。
事實上，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自斯密以降本身就是一部經濟學相互爭論史：這種爭論不僅體現在李嘉圖和馬爾薩斯、薩伊和馬爾薩斯、薩伊和李嘉圖之間，而且也體現在西斯蒙第、德國歷史學派、社會主義學派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與之間。在古典經濟學末期，一些新興的邊際主義者更是為之付出了畢生的努力。例如，數量經濟學先驅古諾堅信將將微積分引用到經濟學分析中的作用，並完全運用數學分析撰寫了經濟學論文《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從而成為提出完全壟斷、雙頭壟斷和完全競爭的精確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但是，他這種史無前例的微觀經濟學分析的創新方法並沒有因其世人的興趣，為此他一生都在努力地闡述這種數理分析的意義，不僅試圖通過簡化數學的使用而使人更容易接受，而且還努力影響周圍的人。正是古諾的堅持，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時的同班同學奧古斯特.瓦爾拉斯成了他崇拜者，後者將《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一書送給他兒子里昂.瓦爾拉斯，要他沿著古諾開闢的道路去研究經濟學;正是古諾的開創性工作基礎上里昂.瓦爾拉斯在發展出了一般均衡理論，但儘管里昂.瓦爾拉斯對自己的研究充滿自信，在當時依然無法刺激其同伴或學生的研究興趣。因此，里昂.瓦爾拉斯不遺餘力地兜售他的一般均衡體系：為使概述其體系的文章能夠被發表，里昂.瓦爾拉斯往往不顧臉面地遊說雜誌編輯;而且，為了尋求其他經濟學家對數學分析的支持，里昂.瓦爾拉斯幾乎與當時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進行了通信，把自己先前所有未發表的手稿免費呈送給別的經濟學家請求評論。正是基於這種基於宗教狂熱的努力，使得里昂.瓦爾拉斯的分析體系逐漸為整個經濟學領域所接受，最終經濟學皈依了對一般均衡的「信仰」。
與早期經濟學這種「有心栽花」情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往往成了數學家的「無意插柳」;以致有人就說，如果你要在經濟學上有所作為，你應該去讀數學，而不是讀經濟學。問題是，儘管很多數學家對經濟學的貢獻往往是「無意插柳」之作，但由於克拉克獎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獎項的設立為其他後來者樹立了一個追逐的「聖杯」，這種有利於數量經濟學的評價體系使後人在數量道路上「刻意栽花」。於是，這兩個獎項設立進一步激勵經濟學朝數量化方向發展，甚至蛻化為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從而完全混同了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區別。一般地，這兩大獎項的設立對數量經濟學的強化作用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獲獎帶來的巨大學術聲譽和豐厚物質財富激勵眾多的經濟學人為之奮鬥;(2)這些巨大學術聲譽使得得主們可以培養更多了類似研究傾向的學者。事實上，每年克拉克獎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領域都會成為新聞媒體乃至學術界炒作的話題，那些追奉者們也樂此不疲地把自己的絕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於這些泰斗所劃定的「領域」：學習、傳播和發展;而那些獎項的得主如薩繆爾森、弗裏德曼以及盧卡斯等則心甘情願地被那些追隨者供奉為「教主」，在他們周圍則形成了一羣上流或一流的研究者，旁支者則努力擠入「主流」的行列。正因如此，現代經濟學主要為美國的一些主要大學和那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授所把持，他們把自己的學生派遣到各個高校，並壟斷了主要的學術刊物以及各種學術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美國的學者在追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也模仿美國的主流研究範式。
問題是，儘管美國社會存在如此之多的聲名赫赫的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甚至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頒獎和隔年的克拉克獎頒布都會不斷「製造」著這樣的經濟學大家，他們壟斷了指導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話語權;但試問：美國的經濟在他們的「治理」和「良策」下運行得如何呢?持久的失業擴大、社會矛盾的加劇以及社會經濟的蕭條，當前已經持續兩年的深度危機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做出了最有說服力的回答。所以，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就對現代主流經濟學展開了猛烈的攻擊，認為30年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在經濟好的時候沒有用，在經濟壞的時候反而會起到負面作用」，因而我們正生活在「宏觀經濟的黑暗時代」;特別是，他在2009年9月2日發表於《紐約時報》上的《經濟學家如何錯得如此離譜》一文中強調指出，「經濟學需要放棄基於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和市場運作是完美的這一假設之上的簡潔卻錯誤的解決方案。……這種經濟學的分析當然不會是簡潔的，但我們能夠期望它至少具有部分正確的優點。」[4]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究其原因，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思維是自然主義的，它起源於對自然利用的理性，從個人角度為個人的功利行為支招，但卻不知如何應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知如何促進整個社會的和睦合作;顯然，將自然主義的思維應用於人類社會之中，把個人的最大化行為用於公共領域，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機會主義的泛濫和囚徒困境的叢生。在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正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學人已經開始對這些獎項的評審產生了質疑，因為這些獎項的設立極大地壯大了經濟學家的世界聲譽，但對這些「聖杯」的追逐卻激勵人們不斷推出新的卻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的「理論」，這導致了經濟學的理論不斷求新求變卻幾乎是在反覆輪迴，不僅幾乎沒有實質的理論進展，而且現實問題也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和解決。正因如此，由經濟計劃化所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及由諾貝爾經濟學獎進一步強化的經濟學數理化取向就引起了眾多有識之士的反思。
四、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術誤導
諾貝爾經濟學獎項和克拉克獎項的設立很大程度上源於：在科學至上主義的思潮中，由於數學的大量引入而試圖將經濟學改造成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的「硬科學」的產物。如哈耶克就指出，「建立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按照普通公眾的意見，經濟學被授予物理科學的某種尊嚴和地位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5]但問題是，經濟學所效仿的牛頓力學本身已經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如普利高津就論證牛頓的線性力學和平衡態分析只是一個更普通過程中的特定情形，而這一更普遍的過程則是非線性的、遠離平衡態的;曼德爾布羅特就論證說，歐幾裏得幾何也是一個更普遍過程中的一個特定情形，在更普遍的過程中，真實的世界必須用分型的坐標來作基本度量。為此，沃勒斯坦就指出，「新古典經濟學以牛頓的前提為基本，但就在物理學家拒絕牛頓前提的時候，在當前的知識畫面中，難道新古典經濟學家卻想成為一個日益不重要的、日益增長著的理論化的反科學模式的最後的辯護者嗎?一方面經濟學家給定理提供證據，但另一方面諾貝爾物理學獎或化學獎獲得者卻為此提供反證，難道諾貝爾經濟學獎會繼續給這些經濟學家嗎?」[6]
更不要說，儘管諾貝爾物理、化學和醫學獎往往是沒有爭議的，但經濟學的學說卻是有爭議的：它像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一樣，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事實上，經濟學畢竟本質上屬於社會科學，無論在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都存在很大差異;因此，這些獎項的激勵反而使得經濟學日漸脫離其他社會科學分支而扭曲性地向物理學等攀親，反而使得經濟學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而且，為了追求所謂的形式邏輯，經濟學家的視野也越來越狹隘;薩繆爾森就曾指出，在這個專業化時代，他可能是最後一位全能的經濟學家。在某種程度上講，正是這些獎項的設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遭受了進一步誤導：在這兩大獎項設立之前，絕大多數最為知名和博學的經濟學家都是經濟史學家，但此後被視為經濟學家的卻越來越多僅僅是數學家;相應地，經濟學「科學化」取向日益加深，以至技術性經濟學大行其道，經濟學也越來越像自然科學。究其原因，這些獎項往往具有指針性作用，它為其他學者以及青年學子設立了一個模仿的路標。正是在此「燈塔」指引下，人們把對薩繆爾森的評價置於他的老師熊彼特之上，將弗裏德曼置於它的競爭對手加爾佈雷斯之上，將與主流範式接軌的科斯、威廉姆森等置於注重演化分析和學科交叉的凡勃倫、康芒斯、霍奇遜等之上，將希克斯、索洛、莫迪利安尼等置於注重人文分析的瓊.羅賓遜之上;而且，另外一些曾極大拓寬經濟學視野的經濟學大師如韋伯、波蘭尼、斯拉法、斯威齊、盧森堡、沃勒斯坦等人則越來越不為青年學子所關注，而一些試圖重新引入社會科學分析思維來研究經濟學的新一代學者如朱莉.納爾遜、鮑爾斯、勞森、麥克洛斯基、費波爾等人則更不為人所知。
在很大程度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迄今為止所獎勵的主要是發展分析工具的數學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見的經濟學家;相反，許多具有傑出思想但並不符合流行時尚的經濟學家往往不可能獲得此類獎，儘管未來將會證明他們對經濟學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遠比那些技術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克拉克獎得主重要。譬如，瓊.羅賓遜夫人就曾在壟斷競爭、價值和價格、收入分配、資本、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軍備競賽、宏觀經濟政策等眾多領域取得有目共睹的學術成就，卻一直無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究其原因就在於她所持的學術認知和研究思維兩個方面：(1)她的理論具有強烈的改造現實取向，這脫離了主流經濟學家注重解釋的理論框架;(2)她的研究思維新穎別緻而富於感染力，這與主流經濟學強調「客觀」的分析方式不相符。同樣，儘管老制度經濟學的復興者加爾佈雷斯寫了大量影響廣泛的著作，但由於他熱衷於使用社會的、歷史的分析方法，並畢生都在反對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數理分析，從而也就無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薩繆爾森也曾中肯地評論說：當我們的數理經濟模型變成垃圾時，人們還在讀加爾佈雷斯。
事實上，如果不是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出現，哈耶克很可能無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在當時已經不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從而也沒有能夠在經濟系獲得教席，而只是被接納為沒有正式薪水而由一個私人基金會向他支付薪水的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一員。而哈耶克之所以最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就在於，儘管哈耶克繼承了奧地利學派的研究方法而對以洛桑和劍橋學派共同組建的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取向提出批判，但無論在基本思維和政策主張上都與主流經濟學相一致，都主張經濟形勢的普遍性而試圖建立一般性的規律，都主張市場機制的有效性而反對政策幹預。巴克豪斯就指出，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與奧地利學派在基本政策主張上是一致的，都相信市場的有效性;但兩者的主要不同則在對待數理模型的態度上：主流經濟學強調模型化，而奧地利學派則持反對態度。[7]同樣，如果不是21世紀初這場球全球性經濟危機，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也幾乎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因為她也不被認為是經濟學家，而且是受聘於政治系。其實，在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前，從路透社到哈佛大學甚至是英國熱門博彩公司的競猜中，埃莉諾的名字從未出現過;《商業週刊》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曼德爾12日在其專欄中開門見山地坦承，在該獎項宣佈前「從未聽說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這個名字，甚至連馬斯金、克魯格曼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其研究都知之甚少。[8]
正因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克拉克獎得主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的經濟學研究，而他們對人類思想的影響遠不如我們想像的以及主流媒體吹噓的那樣大;而且，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設立之前經濟學界出現了很多經濟學大師，但設立之後思想大師反而急速減少了。事實上，即使在20世紀20、3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也活躍著馬歇爾、帕累託、維克塞爾、埃幾沃斯、克拉克、霍布森、凡勃倫、奈特、費雪、庇古、米塞斯、凱恩斯、哈耶克、熊彼特、羅賓斯、斯拉伐、瓊.羅賓遜、楊格、康芒斯、米契爾、庫茲涅茨等一大批經濟學大師。而且，美國經濟學協會是在美國歷史協會1885年年會上成立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參與成立經濟協會的學者都屬於歷史協會;因此，最新為紀念美國經濟協會成立125週年而特別發行的《2010-2011年經濟學家日曆》所介紹的18個著名經濟學家幾乎都是思想性的，他們分別是：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馬克思、穆勒、瓦爾拉斯、馬歇爾、埃幾沃斯、伊利、凡勃倫、費雪、凱恩斯、熊彼特、哈耶克、馮.諾伊曼、瓊.羅賓遜、斯蒂格勒、弗裏德曼，這些學者基本上都是活躍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之前或者在此之前受到的經濟學教育。當然，美國經濟學協會成立的一個基本宗旨是：對所有經濟問題爭論的完全自由給予鼓勵，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的設立卻為經濟學的研究設立了單一的研究範式和思維，只獎勵那些為主流經濟學發展作出貢獻的理論創新，而對任何在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論方面與主流經濟學背道而馳的探索都採取毫不理會的態度。
最後，需要指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學術」貢獻也是導致2007年下半年爆發的金融海嘯的主要原因。事實上，正是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輝，金融結構、銀行大肆創造各種金融衍生品，從而使得社會經濟關係愈發脆弱。正基於此，2007年曾預告銀行家過度依賴所謂的「風險模型」可能導致意料之外大災難的暢銷書作家泰力布就要向瑞典中央銀行提告索賠，因為正是瑞典央行1968年創設諾貝爾經濟學獎並將諾貝爾桂冠頒給這類數理學者，從而招致了經濟、金融危機。臺灣《經濟日報》2010年10月13日的社論就指出，現代經濟學「充其量，這隻能說是一個試圖『虛擬實境』的『擬真』人工智慧」，而且，「如果1968年瑞典央行未曾多事地為一個稚嫩的『擬真科學』設立諾貝爾獎，或許金融海嘯在2008年不致造成，而事發後也不會引發政府種種過當作為，釀成嚴重的後遺症，令經濟遲遲不能回歸正軌。」[9]
五、簡短結語
霍奇遜曾說，「馬克思提供了我們對社會經濟體制的認知，凡勃倫致力於探究經濟演化和制度變遷，凱恩斯診斷了貨幣和就業的病理學，熊彼特打破了主流經濟學的均衡契約而突出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哈耶克則分析了市場經濟中知識的性質和作用。不過，他們仍然沒有獲得應得的榮譽」。[10]但試問：當前那些獲得極大聲譽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克拉克得主又為我們的認知提供了什麼呢?又為社會發展作出了什麼貢獻呢?難道就是憑藉一股工具理性創造出各種水晶球般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場?難道就是把社會發展交給那些充滿功利主義的賭徒手中?斯基德爾斯基就寫道：「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三大前提是理性預期假說、真實經濟週期理論和有效市場理論，他們相互關聯，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這些理論的創建者先後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非經濟學家會把這些理論看為無稽之談，但它們卻是如今大多數宏觀經濟學家研究這門學科的唯一路徑。」[11]
很大程度上，當前的經濟危機正肇始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風險模型」。為此，瑞典經濟學教授彼得.索多鮑姆就強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部分屬於具有狹隘心智的新古典學派，諾貝爾經濟學獎已成為新思想的絆腳石，從而應該被撤消;或者應該承認，它所標榜的所謂經濟學假定是價值中性的這種觀念是虛假的。[12]因此，無論是從本源意義上還是實踐功效上講，人們不妨思考：如果能取消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的頒發，是否將有利於經濟學的多元化發展，防止經濟學蛻變成自我演繹的「我向思考」學科呢?費耶阿本德曾指出，「今天的科學肯定還不是最後的結論，不合理的不會僅僅因為在其背後有大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就變得更合理些」，[13]顯然，這句話對現代經濟學尤其適合。
[1] 實際上，只要撇開現代主流經濟學的信條，搜尋成本能造成了工作機會的供求失衡都是顯而易見的，儘管這並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更應該努力探究特定時期發生工作機會的供求失衡的主要原因，要剖析產生搜尋成本的主要原因，並進而探究減少搜尋成本的方法，但現代主流經濟學顯然不在這方面著力。
[2] 阿羅：《信息經濟學》，何寶玉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3] Spence A.M., 1973, Market Signall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克魯格曼：「經濟學家如何錯得如此離譜?」朱富強、安苑譯，《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9年第6期。
[5] 哈耶克：「似乎有知識」，載王宏昌編譯：《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演講集》(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頁。
[6] 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範式的侷限》，劉琦巖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19頁。
[7] Backhouse R. E., 2000.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Mainstream: View from the Boundary.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3 (2): 31–43.
[8] 筆者去英國訪學不久就遇到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宣佈，於是努力詢問了所在大學經濟系的那些教師對埃莉諾及其研究的看法，但似乎只有一個年輕學者以前瞭解過她的研究。
[9]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907050.shtml。
[10] Hodgeson G.M., 1999, Economics & Utopia: Why the Learning Economy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Preface xvii.
[11] 斯基德爾斯基：《重新發現凱恩斯》，秦一瓊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Ⅹ頁。
[12] 彼得.索多鮑姆：「諾貝爾經濟學獎：新思想的絆腳石」，賈根良譯，《經濟學消息報》2004年11月26日。
[13] 費耶阿本德：《知識、科學與相對主義》，陳健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頁。
標籤： 諾貝爾經濟學獎
責任編輯：祝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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