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連玲玲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6月

“慾望的民主化”：

消費慾望不僅限於某個階層，

而是可以在不同的階層間傳播開來

界面文化：你的專業研究背景是婦女史研究，那麼是如何開始做百貨公司的研究的？

連玲玲： 我在讀碩士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寫百貨公司的論文。當時其實還很少人研究百貨公司，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出了一批關於百貨公司的史料，我的老師說你可以做這個題目，所以我就來到上海看這批材料，那時是1992年，我算是很早來上海看資料的研究生。當時我的論文是以從企業史的角度，來看新式企業怎麼在中國出現，怎麼生根發展，後來又是怎麼應對政治上的變化的。後來我去美國讀博士，也沒想到什麼關於這個題目的新的研究方向，就放下它去做婦女史了。等到我博士唸完回到臺灣中研院工作，我有一批同事讀過許多消費文化的理論及歷史的研究資料；特別是明清方向的同事，他們注意到了明清時期消費的蓬勃狀況，他們也將16世紀到17世紀晚明時期看做中國第一次消費革命，事實上這個消費的趨勢是一直延續下來的。然後我就想起之前做的百貨公司是可以從另外的消費文化的角度繼續做下去的。

界面文化：書中講到了“慾望的民主化”這個概念，講的是即使消費不起百貨公司商品的階層也可以藉助百貨公司的櫥窗和百貨公司整個營造的氛圍來感受消費的慾望，“慾望的民主化”是書中講百貨公司影響的核心概念嗎？

連玲玲：這的確是我書中的一個重要的觀點。百貨公司這樣的場域好像只爲了有錢人而來，好像只有在裏面消費的起的人才會受到百貨公司的影響，其實百貨公司不只是爲了購物的人，它的建築、櫥窗和文化意象會影響到更多的人。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都是影響，慾望的民主化的意思是消費慾望不僅限於某個階層，而是可以在不同的階層間傳播開來。

界面文化：對於今天的南京路來說，“慾望的民主化”這點仍然適用嗎？

連玲玲：我覺得基本上還是。我們看到的南京路的東西還是很貴。那天我去買衣服，花了好多錢（笑）。可是在南京路走來走去各種人都有，外地人也很多，外地人可能難得來一次上海，可能存了好久的錢，或者是帶着孩子或者自己過來，上海的消費文化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現代的象徵，也代表一種未來富裕的嚮往，這還是帶着慾望的民主化的作用。

界面文化：像書中講到的百貨公司的廉價部門和季末年末打折，是否也都屬於“慾望的民主化”的策略的一部分？

連玲玲：慾望的民主化有好幾種層面，剛我講的是一個層面，還有一種是公司從經營角度，刻意地希望可以擴大有錢人的市場之外的市場，當然目標市場不可能是真的很窮苦的人，但像是先施公司的“一元商店”——那種店全場可能就只有兩種商品的價錢是五毛一塊，但對小市民來講是可以消費得起的；他們可能沒有辦法買最高檔的，但用廉價的價格也買到了先施公司的東西，可以講“這是先施公司的”，管它是公司還是商店，它就是先施的，這會造成慾望在更大羣的消費者中傳播開來。

另外，我在整本書中花了最多的力氣來講屋頂遊戲場。百貨公司設置屋頂遊戲場，本來是想要創造一個文人可以休憩的地方，讓百貨公司可以看起來高雅一些，但不想要太多經濟負擔，所以收很便宜的門票，兩毛三毛一張，但也因爲門票收得太便宜，所以吸引了一批跟他的商店完全不一樣的人。結果形成了兩個市場，對公司的經營來說，後來就變成了一個問題。百貨公司爲了要開拓市場、製造慾望的民主化，結果反而造成了公司經營的市場模糊，甚至與社會對百貨公司的感觀也形成了衝突。

先施公司的屋頂遊戲場

界面文化：這裏的“跟社會對百貨公司的感觀造成衝突”，是說屋頂遊戲場讓百貨公司看起來不高級嗎？

連玲玲：譬如說，有太多的煙賭娼的事情發生，或者一天到晚有人在那邊吵架打架，或者是騙人事件。這整個觀感跟樓下的百貨商店完全不同。以至於在1946年有人開始舉報永安的屋頂遊戲場天韻樓有不法和色情的事情。那麼永安公司的想法就是要清掉這些攤販，但是這不是趕走一個兩個人，而是趕走很多靠這個生活的家庭，那時正是抗戰剛剛結束、內戰興起的時候，整個社會經濟狀況都很混亂，在這個情境下，導致了更多來的矛盾，以至於市政府、社會局和警察局要幹預這個事情，永安公司的改造到最後也都沒有成功。所以慾望的民主化，對公司來講，開始的構想和後來走的路是不同的。

界面文化：當代商場也會宣稱自己不僅是購物的場所，也是集消費、娛樂、休閒爲一體的目的地，你認爲現在商場裏的休閒娛樂可以算作當年那些屋頂遊戲場的當代版本嗎？

連玲玲：這要看休閒娛樂的是什麼了。當時的遊戲場是個場子，你買一張票可以進去看所有的表演，比如京劇、評彈、滑稽戲和其他地方戲，也可以玩遊戲機，或者看哈哈鏡——我們現在看很好笑，但當時對他們來說的確是很新鮮有趣的玩意。現在在上海消費的場所，不管怎麼樣，還是基本的門檻，不會像當時有那麼大的差距，所以跟那時的遊戲場是不太一樣的。上海百貨公司的遊戲場影響到後來的臺灣，因爲有一些上海的企業家後來去了臺灣，在70年代臺灣經濟開始發展的時候，也有百貨公司出現；上海的百貨公司變成了他們的model；他們把上海百貨公司的雛形搬到了臺灣，這樣的百貨公司裏也有屋頂遊戲場。我在所裏報告我的題目的時候，一些比我年長的同仁，就回憶道，比如在高雄的大統百貨也有那種屋頂遊戲場，也是很便宜就可以去，雖然遊戲的項目不太一樣了。這樣的遊戲場現在我比較少看到，更多的是美食街。

界面文化：你會去上海一些新的百貨商場嗎？比如比較起來算是新興的商圈五角場（就在採訪地附近）？你會認爲這樣的商圈比起南京路來會缺少上海特色嗎？

連玲玲：有時間會逛一下。一個社區的興起，需要有各種生活機能，才能讓人集中，百貨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的感覺因爲相似的東西太多以至於就沒有特色。南京路之所以在當時特別，就是中華一條街，它當然不是最漂亮的，霞飛路更漂亮，但講夜上海、講上海繁華，若不提南京路是無法想像的。現在上海商業發展的軌跡和100年前很不一樣了，這也會讓我們重新反思究竟什麼是上海。當然，你也可以說上海不是固定的，上海之所以迷人就是因爲它又洋又華，不中不西的混雜性，而且，城市是有機的、是有生命的、會發展的。作爲歷史研究者，我更注意的是那是個什麼樣的上海，而不是把過去的上海固定化爲“上海特色”。

百貨公司的場景：

讓一部分人致富，讓一部分人感受到被剝奪

界面文化：你剛說到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百貨公司的消費文化都是一種影響，那麼對不喜歡的這種影響的人來說，這種慾望的民主化會不會反而刺激到他們呢？

連玲玲：當然會，從20年代後期開始上海的左翼文人面對上海的繁華，看到的更多的是階級的對立和矛盾：有一批人由於上海致富，可是也有一批人由於上海的富裕而被剝奪。百貨公司正是這種讓一部分人致富，讓一部分人感受到被剝奪的場景，所以上海一些左翼文人的確對百貨公司有一些批評，報紙上也會有人投訴說百貨公司只代表着上海繁華的幻象而不是實際。對於中下階層小老百姓來說，百貨公司完全是高不可攀的。譬如說有名的作家劉吶鷗，蠻早就注意到百貨公司的這個方面，他1927年寫的一篇小說，在描述百貨公司的時候，就充滿左派的對階級對立矛盾的控訴（記者注：此處指劉吶鷗短篇小說《流》，書寫了玻璃櫥窗內外的不同世界）。百貨公司從公司角度來說是全球化的產物，日本文人描寫百貨店的文學文本也對中國的知識界有一些影響。

界面文化：美國歷史學學者盧漢超在《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書裏寫到了上海里弄裏的小商店，提到上海那個時期的普通里弄百姓可能不會去百貨商場，而是在里弄商店裏完成喫喝住行的必需消費，你是怎麼看待他的這種研究與觀點的？也就是說，上海摩登與普通市民的關係是怎樣的？是可以接觸得到，還是基本沒什麼關係？

連玲玲：的確有可能會這樣，有的市井小民是從來不出遠門的，所有生活衣食住行所需就在隔壁，買東西也不需要進入到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之中。當然有人從來沒去過百貨公司，或者去娛樂也都是去江北的娛樂場，那種露天的、不用買票、只要給點賞錢的雜耍和戲劇表演。但是難道都是這樣嗎？黃包車伕夠窮了，可是他會載着太太小姐走過這些百貨公司，這難道對他沒有一點影響嗎？百貨公司的影響不僅僅是購物方面的，而是文化性的、社會性的，南京路這條路給人的印象不是因爲人們進去買東西而形成的，而是一種社會影響。我認爲就算不逛百貨公司，他們也不會自外於霓虹燈的現代性影響。里弄當然非常貼近老百姓，它的影響跟百貨公司散發出的現代性和視覺衝擊不同。還有，關於屋頂遊戲場的消費數據有一個統計，它的客人多半都是小市民，所以說小市民不見得完全不可能接近百貨公司。（記者注：《打造消費天堂》一書中提到，天韻樓門票相對低廉，分爲盤梯和電梯兩種，價格分別爲1角和2角，直到30年代票價漲成3角。對比當時知識青年每月生活預算50元，以及工人階級平均年收入416元來看，這一價位的遊戲場門票消費者還算負擔得起。）

《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美]盧漢超 著 段煉 等譯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界面文化：剛纔你講到，百貨公司的屋頂遊戲場裏有滑稽戲、哈哈鏡這些有搞笑效果的娛樂項目，也提到了百貨公司的娛樂休閒性質，那麼對百貨公司來說，娛樂或者說搞笑的功能是不是重要的？就像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在《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裏講的，通常被認爲充滿苦難與眼淚的近代中國其實是有許多笑聲的，而笑聲也可以透露出一些正統的、嚴肅的觀念之外的戲謔和嘲諷之聲。

連玲玲：那一本書講到了很多種類的笑聲，其中有一種笑聲因爲有諷刺性，對現有體制構成了嘲弄和挑戰。百貨公司是一個充滿笑聲的場所，屋頂遊戲場也會有滑稽性和喜劇電影，但那一種充滿笑聲是比較多是對現實生活壓力的解消，而不是對國家政府的挑戰，我沒有看到直接講滑稽戲的材料，可是在屋頂遊戲場會發行一種《遊戲場報》，這種報紙發行的時候會有一些對軍閥政治的嘲諷，那時中國正在軍閥混戰時期。

界面文化：所以這個《遊戲場報》的編者是專門聘請的文人，而不是商場內部員工兼職編寫的？

連玲玲：公司每個部門都有部長，遊戲場的主任是公司的員工，這個主任會另外請文人來辦報紙，文人負責寫稿拉稿，這種報紙是很便宜的，如果你去遊戲場，可能就是送給你當成節目單來看，這種報紙不是想要盈利的，只是因爲光是節目單不好玩，文人爲報紙寫東西可以拿到稿酬，有時稿酬就是遊戲場月票，這也是促進遊戲場發展的一種方式。這種報紙和《永安月刊》的編輯就不同了，《永安月刊》的編輯羣是公司裏的廣告部，兩份刊物的走向和編輯方針有一些不同。

《大不敬的時代：近代中國新笑史》

雷勤風 著 許暉林 譯

麥田出版 2018年6月

百貨公司的性別結構：

男性是權力位階的上層，女性在下層

界面文化：你的專業是婦女史研究，你認爲女性的消費在近代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樣的？

連玲玲：我在書中講到了兩個角度，一個叫做女性消費，一個叫做消費女性，女性作爲消費者一般會被強調或者過度強調，每次講到百貨公司就一定是一堆女人在裏面搶東西、買買買這種狀況，但是女性消費者，爲什麼都是女性被貼上消費者的標籤。好像男性都是從事生產，女性都是從事消費。其實從晚清梁啓超在講女性角色時，就給女性貼上了消費的標籤，他把人分爲兩種，一種叫做生利者，一種叫做分利者，在他的分析裏，大部分的女人都被歸爲分利者。所以在晚清大思想家觀察裏，中國社會問題就是太少人生產，太多人消費，因爲不是所有的男人都生產，但是大部分的女人都消費。國貨運動也一樣，一定是講男人是國貨的生產者，女人被動員作爲國貨的消費者，從這個方面來說，女性不斷地被貼上消費者的標籤。

可是女性會跳出來表達自己的消費的正當性，來講她們是在爲家庭消費而不是爲自己消費，所以女性消費需要重新附着在傳統的女性角色上，也就是迴歸於家庭之中。我書裏寫到永安公司老闆的女兒結婚的時候辦嫁妝，不斷地強調着，她是一個人操辦嫁妝的，不管是新家的佈置，還是牀單和傢俱的選擇，都是一人辦的，老公什麼事都不管，這都是在表達消費的正當性。因爲女人如果爲了自己買東西好像很自私，但如果是家庭主婦的角色，就有了消費的正當性。所以雖然都是女人在買東西，可是她在爲誰買東西？買的可能是丈夫和小孩的東西。

界面文化：消費女性的部分是什麼意思？

連玲玲：這部分是從女店職員的角度來說的，在當時，女性剛剛踏入公共領域，她們那時候工作不是好好做事、拿薪水那這麼簡單，她們的存在也容易被放大，女店員跟男性顧客接觸的場景在當時還是作爲一個奇觀存在的，也會有男性焦慮女性會搶了他們的飯碗。可是在百貨公司裏，女性員工只佔到百分之十。的確有公司利用女性職員賣東西，製造話題性，給女職員取了一堆的外號，什麼西施、皇后等等綽號，其實都在物化女性。書中的例子是賣鋼筆的康克令小姐，不管哪個女孩子上了這個櫃檯，都是康克令小姐，大家不會記得她的名字，只記得她叫康克令小姐，也就是說她的身份跟商品緊緊結合在一起。

永安公司的香皂製作表演與女職員

界面文化：是不是就像現在的車模和車的關係？

連玲玲：可是你們會說寶馬小姐嗎？不會吧。當時會這麼說。我後來去澳大利亞訪問了以前新新公司的老闆，當年他是少東家，我訪問他的時候已經八十幾歲了。他們公司有一種熱水瓶叫水仙花，他們有一個水仙花皇后，專門負責賣熱水瓶。訪問的時候他還很得意地講，這是他們很好的一個招牌，沒有人記得水仙花皇后叫什麼，只記得她叫水仙花皇后，這就很清楚地展示了女性被商品化的過程。

界面文化：如果一個商場是有性別屬性的，那你認爲它會是陰性或者女性的嗎？

連玲玲：我必須說百貨公司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它好像看起來非常女性化，它的櫥窗和商品，女店員和女顧客，都好像非常女性化，但如果拉高層次來講，百貨公司的經營者叫的出名字的沒有一個是女性，這些男性其實是整個百貨公司權力位階的上層，而這些女性是在下層，在百貨公司權力結構裏男性居於上位，但我們眼睛看到的是女性，好像這裏是女人的世界，事實上百貨公司的權力來自管理階層和資本家，這還是一個男權的世界。

界面文化：那人們看到的這個景象——百貨公司是女店員和女消費者的世界，難道是一種構建出來的幻象嗎？

連玲玲：不能說是幻象，她們就實實在在地生活在那種環境裏。女店員看起來被剝削和物化，但是她們並不是默不作聲的，《申報》做過女店員的座談會，找了女店員來講自己的生活，從來不會有人自我介紹我是康克令小姐，她們一定會講自己的名字，也一定會介紹自己的工作，比方說她是怎麼賣麪包的。賣麪包這件事很簡單，她就只需要坐在櫃檯那邊，有人要買麪包，她從櫃檯裏把麪包拿出來給客人，甚至收錢都不是自己收。但她要強調賣麪包不是簡單的事情，講得好像煞有介事，很專業一樣，女店員需要把自己職業的一面表達出來，所以她在主張自己的職業認同而不是女性認同，因爲只有主張職業認同，才能表示出她不是靠美色和性別來做這份工作，這跟小報裏對店員的描述什麼皇后、西施之類的完全不同。這是表達自主性和主體性的方式，但是這種方式還是很微弱，女店員人數不多，且受制於表達的通道。《申報》也好《大晚報》也好，做女店員的專訪也是因爲好奇，這種的表達通道還是有限，她們還是面對着持續的物化。但我們現在只能透過媒體的再現，我沒有找到女店員自述和日記，雖然她們都是中學程度，都是可以自己寫的。

界面文化：她們的聲音總是要通過各種媒體來表達，歷史學家要如何藉助這些媒體瞭解女店員比較確切的狀況？

連玲玲：有趣的是，這些女店員後來也在後來不同的時代接受訪問。1960年文革年代，這個訪問的目的是要鬥資本家，女店員要說資本家多壞多壞，讓她們穿着高跟鞋站在生產臺上面，對她們如何剝削。1980年代，這些女店員又接受採訪，回憶1930年代公司店員的情況，覺得穿着高跟鞋賣東西“神氣得來”，因爲1980年代已經是改革開放，中國進入新的經濟階段，要從1930年代的基礎開始回顧。所以即便我們可以找到女店員的口述，但她們不同時代的口述都有不同的說法。作爲歷史學者我們需要透過這些眼鏡來觀看，沒有辦法把眼鏡拿掉，但也要察覺到眼鏡的存在，透過更多不同的材料的排比，慢慢地抽絲剝繭看到女店員真正的狀況。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採寫：董子琪，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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