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口岸城市 租界 維新思潮 上海

維新思潮的湧起，有近因，有遠因，有突發事件的政治刺激，也有長期醞釀的思想培基。後者之中，既有啓蒙思想家的文字宣傳，也有現實社會的無聲啓迪。以租界爲核心的口岸城市的興起，包括其市政建設與管理，西人在這些城市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活動，這些城市在現代化方面的種種表現，都對維新思潮的醞釀與發展，具有長期、廣泛、潤物無聲的影響。

近代中國衆多設有租界或居留地的口岸城市，在戊戌以前，在市政建設與管理等方面有較爲明顯表現的，爲上海、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天津、漢口等十多處，其中以上海最爲突出。下面以上海爲中心，對口岸城市與維新思潮的醞釀與發展問題作一討論。

一、口岸城市建設與管理的刺激

自鴉片戰爭以後至甲午戰爭以前，通過《南京條約》(1842)、《天津條約》(1858)、《北京條約》(1860)與《中英煙臺條約》(1876)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陸續被迫開闢了一批通商口岸。1894年以前，列強在這些口岸共設立了12個租界，包括上海3個(英、美、法)，廣州2個(英、法)，天津3個(英、法、美)，漢口、廈門、九江、鎮江各一個英租界。上海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併爲上海公共租界。租界之外，列強還在寧波、福州、營口、煙臺等地設立了居留區。在這些居留區，外國人在市政建設與管理等方面攫取了部分權力。

如果將租界、居留地連帶一起考慮，加上被外國侵佔的香港、澳門，那麼，1894年以前，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就有爲數可觀的城市呈現出與中國傳統城市或鄉鎮很不一樣的色彩。如果從北向南數起，它們依次是營口、天津、煙臺、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廈門、汕頭、香港、澳門；如果沿着長江從東向西數起，則有上海、鎮江、蕪湖、九江、漢口與重慶。這些飄散着外洋氣息的城市，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之下發展或興建起來的，是在中國傳統城市體系之外出現的另一類城市。

上海在1843年開闢爲通商口岸，開埠當年就有25個英國人來此居住，以後逐年增多。到1895年，上海外僑已達4684人。天津在1866年有112名外國人，到1890年達到612人。其他漢口、鎮江、九江等地，也都有多少不等的外國人居留。

上海及其他各租界都建立過不同於中國行政系統的管理機構，實行過與中國不同的管理制度。上海公共租界的制度建設，有六大支柱，即：納稅人會議，爲議事、立法機構；工部局，相當於市政府；巡捕，即警察；領事公堂，針對工部局的行政法庭；會審公廨，上海地方政府設立在租界的法庭；萬國商團，義勇隊即民兵團體。這六項制度，基本上將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體制移植進來，會審公廨與萬國商團，則是結合租界社會實際情況而設立的特別制度。當然，移植過程中有很大變異，比如所謂納稅人會議在相當長時間裏是將華人完全排斥在外的。

上海租界制度建立較早，後來設立的廣州、漢口、天津等地租界，蓋模仿上海。廣州沙面英租界、法租界，均設有工部局與巡捕房，英租界設有公民會，類似於納稅人會議。天津英租界設有納稅人會議、工部局、巡捕，但沒有會審公廨。漢口英租界市政機構，稱大英工部局。

凡是設立租界或居留地、主要由西方人管理的城市，均陸續將西方城市中習見的市政設施、市政管理制度移植進來。上海租界在1860年代興建道路排水工程，在道路兩側種植行道樹；1861年創設人行道，實行人車分道；1862年開始對道路進行統一命名；1864年開始設立室內菜場，建公共廁所；1865年始用煤氣路燈，到1881年，英美租界內已有煤氣路燈近五百盞；1866年始有歐式劇場；1868年外灘公園建成；1869年制訂道路保護規則；1872年實行車輛靠邊原則；1874年開始規定傾倒垃圾時間。諸如此類新的市政設施、措施，不勝枚舉。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上海英美租界已被西方人視爲與歐洲城市沒有什麼差距的現代化城市，放眼望去，教堂、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館、報館、書信館、大自鳴鐘、劇院、跑馬廳、俱樂部、馬車、灑水車、垃圾車、自行車等，均成爲租界引人注目的景觀。生活用品方面，像電燈、電話、電報、手錶、鋼筆、眼鏡、雨傘、皮靴、縫紉機、剪草機、救火水龍、抽水馬桶、寒暑表、風雨表、風琴、鋼琴、小提琴……，無不一一引進，大凡西方出一新用品，上海就幾乎與倫敦、巴黎同步出現。

上海租界與鄰近的上海縣城，在市政設施、市政管理方面的巨大差異，持續地、日益強烈地刺激中國人的心理。自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人們就對於租界的市政風貌、租界與華界市政之不同，留下許多評論。七十年代《申報》創刊以後，隔三岔五地就會發表這類評論。人們從整體上讚美租界城市繁華、漂亮，道路縱橫交錯，寬敞整潔，綠化蔥鬱成林，洵堪入畫；外灘林蔭大道勝於巴黎；讚美租界之管理嚴格，環境優雅，用心細緻，秩序良好。上海租界市政的美名傳播廣遠。一位初到上海的徽商寫道：

按上海爲中外通商的地方，窮奢極侈，凡出門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爲遊玩，今日來到，如願以償。……一路之上望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一時電車、馬車、腳踏車、人力車分道揚鑣，縱橫馳驟，極爲興會淋漓。而外國人汽車一聲放汽，其行如飛，尤爲異常輕快。洋涇浜一帶，高大洋房有三層樓及五層樓，大都飛閣流丹，下臨無地，真可謂居天下廣居。

人們也會從具體市政設施與管理方面，讚美租界：煤氣燈、電燈那麼明亮，如同鐵樹開花、勝過月亮；大自鳴鐘報時報刻，神奇之至；灑水車、垃圾車、洋水龍，妙不可言。

上海租界市政也與其他中國城市的市政形成鮮明的對比。晚清到過北京的士人，便時常將京師與上海進行比較。還在1879年，便有人對京滬市政建設進行比較：京師“天氣晴朗，飛沙撲面，污及衣履”，而“值天雨之日，則更有不堪者，雨水入土，苟溝不開時，水泥和成漿汁，駐足即陷，不赤腳者斷不可行。且驢尿馬糞，攙勻泥水中，其穢不可向邇”。即使坐車，亦往往輪轅動處，泥濺帷中。上海洋場則是另一番氣象，“天雨無淖沒之虞，天晴亦無飛揚之患，行人過此，幾不知其本爲沙地矣”。在京師、上海都居住過的浙江讀書人孫寶瑄在日記中感慨：“餘居京師久，凡自遠方來，始至者未有不厭且苦。詢其故，曰：街衢凸凹，塵風泥雨，牛溲馬勃，囂濁蒸鬱，穢區也。……惜哉，使衢巷間，皆平除盪滌苗蓐發櫛，坻平如申江夷界間，乃完美矣”。英國傳教士韋廉臣感慨尤深：北京爲首善之區，當堂皇以壯天下之觀瞻，但事實並非如此，“乃僕也前歲以事入都，竊見街巷逼仄，道途湫溢，旱乾則塵囂，陰雨則泥濘，紫禁城而外，無論衙署倉庫廟剎，以及士農工商之房舍，卑陋者多美麗者少，傾圮者衆創造者寡，種種陋習，指不勝屈，未嘗不慨然嘆曰：以帝王之居而鄙陋若是，豈不爲天下笑哉！”

市政設施與市政管理方面的落後，是中國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顯性方面。由此，學習西方市政建設與管理，成爲維新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長期生活在上海租界的鄭觀應，一針見血地指出：“餘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日後成爲“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1883年路過上海，購書，逛馬路，既震於上海的現代文明，又嘆於上海的燈紅酒綠，說是“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學人大幸事”。他沒有細說“大恨事”與“大幸事”的具體內涵，但上海對他的震撼，刻骨銘心，則是顯而易見的。

康有爲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1879年，他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1882年，他在北上參加鄉試以後，歸途經上海，由租界繁盛的背後，“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學術、思想的一大轉折點。他以後密切關註上海的文化動向，單購買江南製造局出版的西書就達三千多冊，堪稱該局譯書的頭號大顧客。1894年廣學會舉行有關西學的有獎徵文，身在廣東的康有爲撰文應徵，獲六等獎，得獎銀4兩，是獲獎70人中獎勵等級最低的一等。以他36歲的年齡、舉人的身份，如此熱心上海的徵文，可見上海對他的巨大吸引力。

1902年初，工部右侍郎胡燏棻上奏：上海租界內管理地方事宜，則名之曰工部局，主要負責道路工程和巡捕等事務，極堪仿效，當務之急是“設立公巡局，一切修道工程及巡捕事宜系歸管轄，請特簡派大臣總司其事，以一事權”。清廷同意其建議，乃在北京設立內城工巡局，督修街道工程，並管理巡捕事務。

1906年，譚人鳳路過上海，“察看上海商場，租界內與租界外恍有天堂地獄之別，感慨良深”。他由此差距追溯到中國政治制度之不良、國民特性之問題。他說：“中國腐敗積習，雖由政治未改良，而人民守舊偷安，無觀感振作之念，亦其一大原因也。不然，同處商務繁區，建築改觀雖資財力，清潔街道，當市商之所仿行，乃拉雜穢濁，處之晏然，是非守舊偷安，無觀感振作之念歟?宜外人目爲未開化之野人，日事侵陵侮辱也，恥孰甚焉！”

胡燏棻的奏摺，譚人鳳的觀感，均發生於維新運動以後，但租界能刺激人們的變法思想與熱情，則與戊戌以前的鄭觀應、康有爲並無二致。正如英人幹德利所說：“曾有一次，人們有力地指出，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國最好的宣教士。這意思是說，上海的外國租界是一個實例，闡明西方文明的優點。每年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由帝國他處走過上海，他們可以看到美麗的建築，整潔的街道燃着電燈或瓦斯燈；他們可以看到機器、自來水、電報、電話、火輪船、公園。他們在這裏所得到的印象，必然多少傳到內地去。”清末新政中，廣州、天津等地都掀起了類似上海的地方自治運動，北京等城市都進行了包括建立警政在內的市政建設。清廷在1909年頒佈《城鎮鄉自治章程》，規定城、鎮可以與府、州、縣等傳統行政區單位一樣，單獨設置自治管理機構，其職能涉及教育、衛生、救濟、市政工程、工商管理等方面。從這些變革中，都可以看到租界的影響。

二、口岸城市紳商活動對維新思潮的影響

所有設有租界的口岸城市，都是中外利益共同體。一方面，西人在這些城市居住、經商、傳教；另一方面，中國有關人士利用這些城市特有的物質基礎與制度環境，進行開放與變法的實踐。這些實踐，有些成爲整個維新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有些成爲推動維新運動開展的因素。

北洋大學、南洋公學等新式學校的成立，中國女學堂創立，上海紳商慶祝上海開埠，上海道臺舉辦舞會等，都是這些活動的犖犖大者。

受西人在租界創辦徐匯公學、聖約翰大學等新式教育事業的刺激，上海、天津等地中國士紳也創辦了類似的新式學校。上海地方士紳張煥綸在1878年創辦的梅溪書院，不講授專爲科舉考試服務的帖括之學，以明義理、識時務爲宗旨，學生的組織管理、作息制度均參照西國學校之法，課程有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英文、法文等，還有內容豐富的體育遊戲，被教育界認爲是“國內小學教育之先導。盛宣懷1895年在天津創辦北洋西學學堂(後更名北洋大學堂)、1896年在上海創立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上海地方士紳王維泰1896年在上海縣城創辦王氏育材書塾，從教學內容到教學方法，均仿自西方同類學校。變科舉、興學校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內容，口岸城市的這些新型學校的創立，是在全國範圍內科舉制度尚未廢除、新型學校體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的先行者，它們的創立，也加速了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新型學校體制的建立。

中國女學堂的創立，是口岸城市在改良教育、振興女學方面的特有貢獻。通商口岸出現以後，西人陸續設立了一批女學，包括英國女傳教士愛爾德賽創辦的寧波女塾(1844)，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夫人在上海設立的裨文女塾(1850)，美國傳教士麥利和夫人創辦的福州女塾(1850)，美國傳教士哈巴夫人在廣州開辦的女子寄宿學校(1853)，美以美會在鎮江辦的鎮江女塾(1884)，美國監理會傳教士在上海辦的中西女塾(1892)。據統計，到1895年，全國有女子小學225所，女學生4262名；女子中學69所，女學生2096名；女子書院及培訓班14所，女學生416名。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大地上，兩百多所女子學校並不算多；相對於兩億多婦女來說，六千多名女學生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它們開啓了近代女學的先河。這些學校教授《四書》、《女兒經》等傳統女學知識，傳授縫紉、刺繡、園藝、烹調等女紅技藝，更教授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天文、外語、音樂、體育、美術等課程。這對於衝破傳統教育體制對女子的歧視與排斥，向女子傳授有益的知識，將她們培養成可以自食其力的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具有沖決網羅與樹立模範的意義。維新時期不纏足會能有那麼廣泛而持久的影響，這些女學功莫大焉。

戊戌以前中國所有女學當中，最能體現口岸城市特點的是上海中國女學堂的創立。這所學校醞釀於1897年下半年，正式創立於1898年5月31日。從維新思想史角度看，這所學校最值得珍視的有三點：其一，這是有西人蔘與、國人爲主創辦的第一所女學，在中國女權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二，這是上海開明人士集體創辦的學校。學校醞釀時，活躍在上海的開明人士經元善、嚴信厚、鄭觀應、康廣仁、梁啓超、沈毓桂、鄒瀚飛、何丹書、陳敬如、鍾天緯、狄楚青、張謇、趙元益等，羣賢畢至，他們的夫人、女兒，多爲女學堂的骨幹與贊助人。這是上海開明人士在婦女教育方面的一次集體表態。其三，這是中外人士合辦的學校。學校創辦過程中，不光在新式教育方面有豐富實踐的中西書院院長林樂知、《新聞報》主人斐禮思等英美人士積極參與其中，還有衆多生活在上海的外國婦女。1897年12月6日，中外婦女122人在張園集會，具體討論女學創辦問題。出席的中國婦女有盛宣懷夫人及女兒、經元善夫人、梁啓超夫人、趙元益夫人、張叔和夫人等，外國婦女有西班牙駐滬領事夫人、瑞典駐滬領事夫人、江海關稅務司夫人、傳教士艾約瑟夫人、中西女塾校長海淑德等。學校最初聘用的一名西文教習，便是林樂知的女兒林梅蕊。思潮變遷既有少數敏銳者的洞燭機先，也有衆多先驅者的推濤作浪。看看上面所述名單，那麼多著名士紳，那麼多名媛淑女，共襄盛舉，這就形成了婦女解放、婦女教育的潮流。戊戌政變後，百興皆廢，但中國女學堂安然無恙。

上海紳商慶祝上海開埠的活動，彰顯的是時人對於近代開埠通商價值的認可。1893年11月17日，是上海開埠50週年。按照西方習慣，公共租界在11月17、18兩天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慶祝活動由公共租界組織，上海的中外團體均踊躍參加，有閱兵式、演說會、兒童遊戲、遊行等節目。上海商人中的廣幫、寧波幫尤爲積極，他們參加遊行，或演戲，或舞獅舞龍，各具地方特色。當時華商視開埠通商爲中外兩利之事，所以熱情高漲。當然，他們參與通商慶典，採取了比較巧妙的變通方式。說來也巧，1893年11月17日，閤中國曆法是光緒十九年十月初十，正好是慈禧太后生日。於是，華人商幫所舉大標語，一面是“通商大慶”，一面是“萬壽無疆”。遊行賽會中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這個問題：11月17日上午，寧波人朱阿寶所開之朱萬興漆匠鋪，一開始所懸的旗幟只有一種，即英國旗幟，而沒有像其他商店那樣既懸英國旗，又掛大龍旗，結果，“見者鹹目爲漢奸”。不知道這位朱阿寶，是聽了別人的閒言碎語，還是因爲從衆心理的驅使，反正到了傍晚時分，“又將龍旗一面，扯在中間，兩旁則均用英國旗號，見者始不便指斥”。

對於通商慶典，《申報》《新聞報》等報紙不但連篇累牘地報道慶典的籌備、過程，還專門發表評論文章，高度肯定開埠通商對於上海乃至全國的正面意義，“自開埠以來，商務振興，惟我上海爲盛。此五十年中，利必均沾，益必同受，爾無我詐，我無爾虞，閤中外如一家，誠不啻四海皆兄弟焉”。

上海紳商看上海開埠，與日本橫濱人看待橫濱開港如出一轍。1858年，日本德川幕府先後與美、荷、俄、英、法五國簽訂的《安政條約》，與中英《南京條約》在開放口岸、通商貿易、領事裁判權等方面大同小異。1859年7月1日，橫濱、長崎、箱館等三口依約開港。三口之中，長崎在鎖國時代便是日本對外交流的窗口，猶如鴉片戰爭以前的廣州，箱館在此前已經作爲補給港或避難港開放，只有橫濱是完全新開港口。開港以後的橫濱，設立外國人居留地，城市發展迅速，很快成爲日本外貿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這與上海很爲相像。橫濱開港的意義，在日本很快得到肯定。1860年6月，橫濱隆重地舉行開港一週年紀念，除在神社慶祝外，關內男女都穿着漂亮的衣服遊行，城內藝人則跳舞三天三夜。1909年，橫濱隆重慶祝開港五十週年，市民捐資建造了開港紀念會館，整修開港廣場，特地爲主持《安政條約》簽訂、從而導致橫濱開港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樹立了銅像。

慶祝開埠的實質是肯定開放。上海舉行開埠五十年慶典時，中日甲午戰爭尚未發生，其時中國還信心滿滿地在推進自強運動。對歷史事件的紀念永遠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斷言，如果不是甲午戰敗，業已啓動三十多年的自強運動被迫中斷，日後的上海對於開埠的評價，一定會與橫濱同調。

上海道臺舉辦舞會，彰顯的同樣是對外開放態度。

1897年，上海道臺破天荒地舉辦了一場盛大舞會。這年11月4日(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上海道臺蔡鈞在坐落於公共租界的上海洋務局舉辦了一場盛大舞會。舞會共發出請柬600封，實到500餘人，多系在上海的外國人、清朝官員、社會名流。外賓包括各國領事、水師兵官、英法練軍，涉及法國、英國、奧地利、德國、日本，各衣其本國之服，偕其眷屬，中國官員則有上海道臺蔡鈞、上海知縣黃承暄、兩租界會審公廨讞員等。

上海地方政府爲這次舞會進行了精心準備。由馬路至行轅門，懸掛明燈數千盞，備極輝煌。欄杆與各門，均扎各國旗幟，繡幔綵綢。舞會共計舉行二十場，直到半夜兩點鐘結束。

關於這次舞會，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兩點：

其一，舞會主旨在於聯絡中外友誼。舞會表面的理由是慶祝慈禧太后的生日，11月4日即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爲慈禧太后生日。其實，這只是個巧妙的藉口。慈禧太后是1835年出生，到1897年，不逢十，也不逢五，是個小生日，以往的小生日，都是不講究的。舞會的起因是1893年，擔任出使英國大臣龔照瑗的隨員吳宗濂，提議在上海舉辦舞會，聯絡中外感情，後因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沒有舉辦。1897年，蔡鈞擔任上海道以後，想起了這個主意。

其二，舞會使用西方禮儀。這表現在1、主客均攜帶女眷；2、行握手禮；3、演奏西方音樂，舞會特請西樂一班演奏音樂；4、喫大餐(西餐)。

按照中國傳統禮儀，官員女眷不能參加公共社交活動，但這次爲了表示對西人女眷的尊重，破例讓官員女眷參加，在舞會中專闢一室，供官眷起居，但於窗前懸旗以障之。這些女眷，自道臺夫人以下，皆華服鮮衣，致敬盡禮。

這次舞會，彰顯的是開放與革新精神。1895年以後，中國變法思潮湧起，辦報刊，如《時務報》(上海，1896)、《國聞報》(天津，1897)等，興學校(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開銀行(上海，1897)，上海道臺舞會則是這一系列開放與革新舉動具有標誌性的事件。當時中西報紙都作了具體報道，《新聞報》稱此舉爲“尊崇國體，聯絡邦交”，“有益於國計政事豈淺顯哉!”在上海出版的《中法新彙報》對此評價尤高，認爲這次舞會在中西交流史上，是值得珍重記載的重要事件，“在中國歲紀中宜珥筆以書者也，即與會西人，亦宜記此盛事，以示不忘”。西人特別將這次舞會放在中國走向世界、瞭解世界、中國官員女眷參加社交活動的歷史中加以考察：

夫以中國大員而設舞會娛賓，此爲嚆矢，是豈僅尋常酬應已哉!直以中外爲一家，力掃一切歧視他族之見，故能以西人之所尚，除中國之官氣，毅然行之，不以爲難。夫中國婦女，守不出閨門之訓，跳舞一節，西國每傳爲盛事，華人則獨詫爲新奇。即遊歷外洋之華官，亦且於採風問俗之餘，不以舞會爲然，無他，狃於不習故也。以視蔡觀察之創行此事，謂非極有膽識者乎!中國士夫，束身名教，非盡不達世情，惟不與西人交接，終不免有畛域之分。今得蔡觀察力開風氣，吾知中外之情，自此益通，即西國文字語言，亦視爲必不可少，其在西人，亦可戢其輕視華人之見，與中國益敦輯睦，然則蔡觀察之此舉，所關不亦巨哉!

上海道臺舉辦舞會，是否請示過兩江總督劉坤一，不得而知。但是，揆諸甲午戰敗以後，歷任兩江總督均力顯對外開放姿態，則蔡鈞的舉動，請五百多外國人跳舞，史無前例，必得劉的首肯無疑。

三、甲午以前口岸城市改良思想宣傳的先行意義

甲午以前，上海等地的報刊，包括外僑知識分子所辦的《萬國公報》《格致彙編》等，中國知識分子所主持的《申報》《新聞報》，鄭觀應、王韜等人所出版的《盛世危言》《弢園文錄外編》等，已經包含了相當豐富的改良思想，這些都已爲衆多討論早期改良思潮的書籍所不斷闡釋。

這裏想特別強調的是，由於口岸城市知識分子接觸西洋知識面廣、量多、時間早，對中國存在問題看得比較真切，因此所提改良主張，每多具有先行意義。其中，最具口岸城市特點的是《格致書院課藝》。這一課藝主要由王韜彙輯，起於1886年，迄於1894年。各篇課藝儘管自成一體，風格各異，有的深刻，有的淺近，有的激進，有的平和，但其整體風格相當明顯，即政治上反對西方侵略，主張革新，主張富國強兵，主張實行君主立憲；經濟上主張對外開放，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發展民族企業，發展民營經濟；文化上批評守舊，批評科舉制度，倡導新式教育。這集中反映了當時沿海地區開明官紳的主張。

作爲出自衆手的知識產品，課藝的主要思想文化資源，來源於此前業已存在的西學資料，包括明末清初利瑪竇、徐光啓等人的西學譯作，鴉片戰爭以前馬禮遜等人在南洋的西學資料，鴉片戰爭以後由傳教士、中國官辦翻譯館、同文館等各種機構，以及各色來華外國人、到外國去的中國人所產生的西學資料。那些資料原本是由不同主體、不同途徑、出於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而產生的，散處各地的應試士子將其蒐集、匯攏、梳理、加工，使其成爲新的產品。課藝出現的歷史時期，正好是中法戰爭以後、甲午戰爭以前。那是洋務運動經受一場較小風暴襲擊以後、一場更大風暴尚未到來之際，是洋務運動原本充滿希望、突然遭受滅頂之災的前夜。格致書院課藝的逐年刊行，本身就是對維新變法思想的有力宣傳。甲午以後，以救亡圖存爲號召的全國性變法運動洪波湧起，全社會對於西學知識的需求空前加大，《格致書院課藝》正好趕上了這一輪西學需求熱潮。課卷中蘊涵的那些西學知識、變法主張，成了維新運動的精神快餐。形形色色的經世文編、時務通考、新學大成裏，隨處可見出自格致書院的新學知識、變法思想。這一課藝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恰好充當了西學知識與變法思想的蓄水池作用，此前的相關思想資源都彙集到這裏，此後相關的思想又大多從這裏流出、衍生。

最值得注意的是課藝的產生方式與過程，它是晚清沿海城市新式羣體有組織、有計劃地生產出來的知識產品，也是開放的、沒有院牆的、沒有地域限制、沒有應試對象限制的全國性的西學研究與時事時論的知識產品。其最大政治臺柱是北洋大臣李鴻章，中堅力量(也是主要出資人)是駐紮在上海、天津、寧波、煙臺四個通商口岸的地方道臺，內以盛宣懷最爲重要，學術導師是王韜、傅蘭雅、鄭觀應等居住在上海的通曉西學的知識分子。王韜與傅蘭雅共同策劃選題，王韜負責聯絡官府與產品最後組裝，傅蘭雅負責對外宣傳。主要生產人員是以江浙等沿海地區爲主的、留心西學的讀書人。他們按照書院指定的課題，固定的規格，提供相應的產品。作爲命題人兼閱卷人的各級官員與山長王韜，通過對產品的驗收、點評、包裝，然後銷售到社會上去。作爲終端產品的課卷，先是逐年分卷銷售，最後再彙集成套出售。《申報》《萬國公報》與《字林西報》都承接了這一產品的廣告業務。這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知識生產流程。

四、口岸城市對變法宣傳與變法活動的支撐作用

支撐維新運動的三大利器，即學會、報刊與聯繫網絡，三者均與口岸城市有重要關聯。

根據閔傑的研究，戊戌時期確切可考的學會有72家，其中設在口岸城市的凡29家，包括上海18家、杭州4家、蘇州3家、福州2家、廣州1家、鎮江1家，佔40%。其中，設立最早(新學會，1895年或更早)、影響最廣(不纏足會)、歷時最久的學會(務農會)，均設在上海。

從1895年至1898年，中國共出版中文報刊132種(含香港、澳門與被日本佔領的臺灣)，其中，在口岸城市出版共計69種，包括上海出版的爲51種，在其他口岸城市出版的爲18種(廣州6種，天津、杭州各4種，福州、寧波、重慶、蘇州各1種)。佔總數的53%。其中，影響最大的《時務報》(上海)、《直報》(天津)、《國聞報》(天津)、《新學報》(上海)、《集成報》(上海)，都是在口岸城市出版的。

戊戌時期的口岸城市，較之內地城市，通常有較爲發達的交通系統與通訊網絡，便於人口流動與信息流通。

上海在1860年代，已形成由國際國內衆多航線構成的交通系統，這對於報紙、雜誌等信息載體的發行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877年，《格致彙編》在各地的銷售點，分別是北京、煙臺、武穴、上海、汕頭、溫州、天津、登州、九江、蘇州、福州、香港、宜昌、牛莊、漢口、南京、廈門、廣州、日本神戶、橫濱、新加坡、淡水、寧波、鎮江、武昌、濟南，全部是輪船易達城市。1880年，《申報》所設外埠售報處，包括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漢口、揚州、安慶、九江、蘇州、杭州、福州、寧波、香港、廣州、南寧、重慶、長沙，也無一不是輪船易達城市。廣學會出版的西書，1898年在全國有28處代銷處，1899年增至35處，包括遼陽、瀋陽、牛莊、北京、天津、濟南、青州、平度(山東)、興安(陝西)、重慶、成都、漢陽、漢口、九江、廬州、南京、揚州、鎮江、常熟、蘇州、江陰、衢州、福州、廈門、廣州、太原、梧州等處，也絕大多數是輪船易達處。

通訊網絡方面，書信館、電報、電話，都對思想文化傳播意義重大。

1861年，大英書信館、法國書信館在上海設立。1863年7月，英租界工部局書信館開辦。1865年8月1日，工部局書信館開始發行郵票。其後，美國於1867年，日本於1876年，德國於1886年，俄國於1897年，相繼在上海設立書信館。這些書信館的設立，加強了上海與世界各地的聯繫。國內郵政方面，從1866年開始，海關兼辦郵遞，上海海關設郵務辦事處，辦理京滬、津滬等地郵運，收寄範圍限於使館文件和海關本身公私信件。1878年，海關正式兼辦郵政，上海華洋書信館在三馬路福德里開館，業務範圍包括中外公私文件、信函、零星包裹、銀錢匯兌等。1880年，海關在華洋書信館之外，又設海關郵局。近代郵政在思想文化傳播中佔有重要地位。在電話、電報出現以前，報紙、刊物、書信是信息傳遞的最主要媒介，而這些都離不開郵政。近代郵政與傳統郵驛的最根本區別是，傳統郵驛主要傳送公文，是爲適應君主對臣民的統治而設置的，用鄭觀應的話說，是“便於國而不便於民，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近代郵政則主要是適應社會大衆經濟、文化等各種聯繫的需要而設置的，它加速了信息的傳遞，方便了人們的聯繫，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上海在1871年，通過有線電報，北面可通日本、俄羅斯，南面可經香港與歐、美通報。1881年津滬電報線已全線竣工，1884年滬粵電報線貫通。同年，中國電報總局移駐上海，上海成爲全國電報通訊中心。通過發達的交通與通訊系統，上海成爲國際性的信息集散中心。電報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信息傳遞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其瞬息萬裏的傳遞速度，極大地方便了信息的傳遞，方便了人們之間的聯繫。電話方面，在電話正式發明的第二年，即1877年，上海就引進使用，並逐漸推廣。到1881年，除工部局外，上海電話用戶已有338戶。

輪船、書信館、電報、電話，這幾個系統配合起來，便爲思想文化傳播插上了飛翼。《時務報》初創時，每期銷售4000份左右，半年後增加到7000份，一年後遽增到12000份，創當時報刊發行量最高紀錄。如果沒有上述諸系統的支撐，這種增長的幅度是不可想象的。

憑藉這一系統，上海近而與北京、天津、福州、漢口、香港、澳門等地，遠而與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等地，構成發達的通訊網絡，這爲維新變法運動的開展，在獲得國際國內信息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維新運動期間，《時務報》與湖南《湘學報》、澳門《知新報》之間，聲氣呼應，文章轉載，辦報人員互爲奧援，無不得益於口岸城市多方面資源的支撐。

至於租界當局在戊戌政變發生以後，對於維新人士的庇護，包括英國領事庇護康有爲，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庇護黃遵憲，早已爲人們所熟知。

維新運動的實質，是以漸進的方式，通過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變革，使中國臻於富強，實現現代化。租界等口岸城市的建設與管理，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在現代化的路上先行了一小步，爲中國其他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近在咫尺、可資仿效的榜樣。中國一般城市與口岸城市明顯的差距，刺激了國人的恥感文化，使得城市現代化成爲變法維新的內容之一。口岸城市的物質基礎與制度環境，爲維新人士的變法宣傳與某些實踐，包括新型報刊的出版、發行，新式學校的創立，現代學會的活動，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條件，推動了變法思想的醞釀、傳播與變法實踐的展開。口岸城市開放的氛圍，開明的風氣(包括道臺舞會)，對於開埠通商的正面評價，有助於變法共識的形成、變法力量的集聚。甲午以前王韜一類知識分子在口岸城市持續進行的改良宣傳，相關口岸官紳的聯手，對於由現代交通、通訊形成的網絡的成功利用，有力地推動了變法思想的形成、提升與傳播。

維新運動是由多方面因素集合而成的複雜系統。相對於發生在京師的、狂飆突進的、驚心動魄的政治變動，口岸城市的地方性、社會性、實踐性、漸進性特點更爲明顯，其時效性也更爲長久。

【注】文章原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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