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以其内容现实性与艺术创造性而成为元代文化的突出成就。

《窦娥冤》一开场就写窦娥在高利贷盘剥下被卖给蔡婆作童养媳。高利贷盛行是元代社会一个突出问题。蒙古建国之初，军事贵族就把掠夺来的金银和其他财物，交给回回商人经营，「贷之民而衍其息」，一年本利相等，十年本利达1024倍。因这种计算利息的方法，「岁有倍称之积，如羊出羔」，故称羊羔儿息。过高的利息经常导致借贷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窦娥只是其中的一个。她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成了寡妇，与蔡婆相依为命。蔡婆外出索债，赛卢医企图勒死她，而地痞张驴儿和他的父亲乘危要挟，借口救活蔡婆搬进蔡家，父子俩垂涎欲滴窥伺著俩个寡妇。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反而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转而诬陷窦娥。桃杌太守严刑逼供、草菅人命，一步步把窦娥推向悲剧的结局。

窦娥起初对官府存有幻想，遭到太守一顿毒打之后，丢掉了幻想，但对上司的幻想犹存，以为自己也许还有昭雪的机会，直到她被押上法场斩首时，这点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这才对天地鬼神提出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窦娥的悲剧有普遍意义。生活在动荡年代的平民百姓不仅生活贫困，无以聊生，时刻面临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的悲惨命运，而且生命安全得不到丝毫保障。「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窦娥蒙冤而死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实质上是广大人民生活遭遇的集中反映。窦娥的冤狱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

《琵琶记》主人公赵五娘悲惨的生活遭遇比窦娥的冤狱更具普遍性。她的丈夫蔡伯喈进京赶考，故乡陈留遇到严重灾荒，赵五娘独力维持一家生活。作者把赵五娘一家的凄苦场景同蔡伯喈在牛丞相府的豪华生活交叉演出。一边是蔡伯喈杏园春宴，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一边是蔡伯喈与牛氏赏月饮酒，一边是赵五娘背著公婆吃糟咽糠：「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啊，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著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赵五娘吃糟糠时唱的《糟糠自厌》这支曲子之所以传诵弥久，是因为她的悲惨遭遇实为天下穷苦人的共同遭际。

元代前期杂剧作家与北方民众保持著不同程度的联系，对他们的生活比较熟悉。杂剧的语言以北方民间口语为基础，并吸收了民间文艺的半富营养，质朴生动，生动活泼。部分作家还吸收了诗词的辞汇与句法，使语言更加优美。

关汉卿驾驭语言的能力尤为惊人。需要雄壮时雄壮，需要婉约时便婉约；需要通俗时便通俗，需要文雅时就文雅。他的杂剧语言使人们感觉不到有半点加工的痕迹，只觉得像生活本身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生动，达到了「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的境地。他把杜牧、苏轼等人的经典名作和平民口头语言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语言风格，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元代小说源于宋代话本。话本原为「说话」艺人的底本，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这种文学形式唐代已出现，但到宋代才渐趋成熟。

「小说」是「说话」这种伎艺中影响最大的一家。「小说」多贴近现实生活，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因而最为民众所欢迎。宋代话本小说通篇以口语为基础，用通俗的白话叙事。

「讲史」的影响仅次于「小说」，大多根据史书敷演出篇。「讲史」受正史的影响较大，艺术效果也不错。但就现存的作品看，结构散乱，人物性格模糊，故事情节前后不连贯，语言文白夹杂，可能只是当时说话艺人的提纲或简略的记录，无法与「小说」相比。

现存的宋元讲史话本以《大宋宣和遗事》与《三国志平话》成就较高。

前者以宋人口吻叙述，也夹有元人的话语。全书由文言与白话两种文体拼凑而成。文言部分大抵抄袭旧籍，拉杂成编；白话部分酷似「小说」。其中「梁山泺聚义本末」已具备《水浒传》的一些主要情节，如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等，从中可以看到《水浒传》的最初面貌。与《水浒传》不同，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大宋宣和遗事》只有三十六人，宋江也不在三十六人之内。说明那三十六人的姓名尚未搞清楚。

后者大抵依据正史，但其中插入不少民间流传的故事，《三国志演义》的主要情节与基本倾向已经具备。书中张飞形象相当生动，但比起《三国志演义》还比较简陋。这部平话很可能是依据宋元说话艺人口头讲述略加整理而成。

「说话」，就是讲故事，类似于现在的说书。三国故事在随后的两晋南北朝就广为流传，到唐代己成为市井小说。元人承宋人说书听书习俗，白话小说已甚为流行。关于三国的说书宋代己盛行，元代更盛。元人王沂诗云：「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除了以三国为题材的白话小说，也有不少杂剧是演唱三国故事的。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举凡三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剧本。元代诗歌中也不乏歌咏三国故事、人物的。

不过，元代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不管杂剧也好，话本也好，诗歌也好，情节彼此歧义的地方比比皆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把那些材料加以整理、筛选、剪裁、编排，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去掉叙事简陋、文辞粗糙而杂芜等瑕疵，使语言精练、文字通顺畅达，明白如话，最终编写成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巨制，粗线条地描述了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四百多个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矛盾乃至冲突，艺术地再现了一千多年前的这段史实，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长篇演义小说，从而把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了新高峰。

《水浒传》所描述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是有史实根据的。参加起义的三十六人的事迹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宋末元初，他们的姓名、绰号与故事就见于「街谈巷语」。元代还出现了一批以李逵、燕青、武松、杨雄、张顺等梁山好汉为主角的杂剧。

罗贯中的同时代人施耐庵，把表现在口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那些互不联缀的水浒故事、人物集中在一起，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运用惊人的艺术才华，给以更细致深刻维妙的描述，生动地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艺术形象，刻划出鲜明的个性。像鲁智深、武松、林冲、杨志、宋江等等的英雄人物已融仪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了民众仿效的榜样。

「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曲则尤不可胜计。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无可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之背驰由来已久。中国的文字则文（言）白（话）隔离。唐人译佛书，以文言不足以达意，遂以浅近之文译之，已近白话。宋人讲学，似悟古文不适用，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同上）

元代小说是白话小说，元代戏曲亦是白话戏曲。白话文学为元末明初以来中国文学之正宗，非白话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笔记小说，皆不足以与其抗衡。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