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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海沉思

2002.6.6

被誤讀的孔子——讀錢鍾書札記

舒展

錢鍾書在他的學術著作中，涉及孔子凡五十多處。其中我認為言簡意賅一語中的者，莫過於以下一段話： 孔子之於劉漢，遂似希伯來先知之於「彌賽亞」（《管錐編》第1冊第293頁）。「彌賽亞」是希伯來文mashiah（「受膏者」）的音譯。是上帝敷以聖膏而派立的救世主。在猶太國被巴比倫帝國滅亡前後，「彌賽亞」一詞又被賦予一種特定含義，《舊約》時代的先知們將「彌賽亞」與國家的復興聯繫起來。按唯物史觀，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救世主，那麼，為何錢先生說到劉漢時，孔子竟被譽為救世主呢？

我國除奴隸制的周期長達744年之外，從秦到清，歷代王朝的壽命如何？較長的： 一是唐： 289年；一是清： 295年；但最長的還得數漢朝： 405年。西漢統治的鼎盛期為漢武帝劉徹時，東漢的復興期為漢光帝劉秀時。這兩個最高統治者，都是非常尊崇孔子的。另外，中國人數最多、分布最廣的民族名曰漢，其語言叫漢語；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歷史和語文，謂之漢學。如此看來，一個「漢」字，其涵蓋面之廣，與漢朝年代之長，似乎不無關係。

王亞南先生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說，漢武帝為何對孔子情有獨鍾，分析得頗為透徹： 以小亭長出身的開國天子漢高祖，原來非常侮謾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迨叔孫通略施小技，制定朝儀，始知此道有益於統治，乃不惜至曲阜以太牢祀孔。然儒家思想真正有益於治道的體驗，還是經過高、惠、文、景數世的事變，才逐漸領會到的。高祖在世有信、越等功臣叛變，惠帝之世有諸呂外戚叛變，景帝之世有吳、楚等宗室叛變。該如何才能使這個大一統的局面穩固維持下去呢？他們痛切感到鞏固專制政體，最需要的是意識形態的統治方略。

於是董仲舒其人便應運而生了。董仲舒認為「天」是最高的神靈，是有意志、知覺，能主宰人世命運的人格神。董仲舒對先秦儒家倫理思想進行了理論概括和神學改造，創立了「天人感應」說，顛倒了大自然和精神的關係。他還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構建了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政治倫理體系，加強了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的精神枷鎖對人民的桎梏，為君主代表天意進行獨裁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董仲舒將「三綱五常」視為萬古不變的「道」——即永恆的規律。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批判董仲舒：「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孔學原本是春秋時以「仁」為核心，以「禮」為規範，並不受諸侯國歡迎的「民間」一大學派。孔子絕不等於「孔家店」。早期的儒家與漢武帝之後的儒教，更不是一回事。是董仲舒把儒家神學化，變成了一家獨鳴的官學。董仲舒改造後的孔子已經是一個面目全非的孔子了。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也論及孔丘為何在漢朝被統治者看重的原因。儒家的思想作為鞏固封建社會的理論工具。孔丘基本上是奴隸主階級改革家，他的思想在當時是保守的。但從時間上說他是中國的第一個哲學家。

「孔家店」的第二任領袖，我以為是南宋時的朱熹，他所創的理學，大大強化了「三綱五常」，是中國封建社會逐漸走向衰落的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

我認為從董仲舒到朱熹特別選中了孔子是有其現實根據的。百家以孔、老、墨三者為最。封建社會重階級名分，君權國家重一尊的威權，可老子主張無名無為，不利於干涉管制；墨家創兼愛，重平等，尚賢任能，尤不便於專制。惟獨孔學，嚴等差，貴秩序，對人民言服從。孔子不是說過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而儒家又對君主講仁政，以宗法的孝父親子之「仁」，為維繫社會之手段，以達到鞏固君權之目的，這對當時社會，是最為合拍的；帝王馭民之策，殆莫過於通過仕人從思想上加以牢籠，狡猾者遂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漢武帝儒術之動機，不是有契於仁義恭儉，實在是視儒術為最便於專制之教。儒術，備有以下三項可供利用的內容：（一） 天道觀念；（二） 大一統觀念；（三） 綱常觀念。

所謂「天子為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書經·洪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主張「尊王」，主張恢復西周形式上的大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自漢武帝時起就多方設法推行儒家的綱常教義。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其道在於綱常之教，綱常的重心在乎三綱，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亦即君權、父權、夫權的確認。「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君。」（《孝經》）

一方面是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又是國家家族化，這是孔子倫理政治的神髓所在。「移孝作忠」，都不過表示「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最終目的無非是要加強「君為臣綱」的統治作用。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種連帶責任，就是「一人成佛，雞犬皆仙」，「滿門有慶」。政權的核心是靠血緣宗法來維繫的。漢高祖劉邦就曾與群臣共誓：「非劉姓不得稱王」。以後直到滿清的愛新覺羅氏，後代皆龍子龍孫，這種血統論，成了延綿兩千多年的最高權力世襲制——「君權天授」的理論根據。兩千多年來，儒家成了歷代中國人的不是宗教的宗教。

但是實際上，劉漢真正實行的是霸道與王道的雜用。漢宣帝和南宋的陳亮，都是主張王、霸並用的。王道重於懷柔，霸道重於暴力，前者為表，後者為里，孔子不過是一個被借用來救世的傀儡而已。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黃老之術，所以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制天下，則一也。故曰，黃老之流為申韓，機詐興而末流極於殘忍，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也」。（卷15《宋明帝》第36頁）

毛澤東對此批道：「申韓未必皆賊殺，如曹操、劉備、諸葛亮」；又批道：「儒俗者萬千，而賢者不一，不如過去法家之猶講一些真話」。據筆者理解： 毛澤東無非是說，法家赤裸裸無矯飾。毛澤東還批道：「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34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就是說形式上滿嘴仁義道德；而實質上實施的卻是嚴刑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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