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對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作一些提綱性的引言，期待大家參與討論。這個現象，我稱之為「新保守主義」學術取向。我關注的重點，在於90年代以來、新保守主義取向反映在政治、經濟、文化研究中的基本主張和辯題的發展，不是政治上「左」、「右」路線或派別的分類。我瞭解「保守」再加「主義」作為詮釋概念的限制（在漢語背景中，它似有價值判斷的嫌疑），為了避免歧義，我聲明這裡使用的「新保守主義」提法不代表思考成熟的定論，它只是借用英語中分析類似問題的常用術語，作為一種提示特徵的引導辭彙。我的立場是儘可能客觀地展示這一思想現象、說明它與各種社會勢、潮的相互影響關係，不涉及肯定或否定，正確或錯誤，進步或倒退的判語。

　　

　　我以為，這個現象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它反映了當前社會的某些性質，從中我們可以 看到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於觀察、判斷、分析和預測立足點的影響，可能擴大到實踐操作領域－比如對於社會建制的選擇和設計方面。聯繫到中國近代以來思想界究竟是以「激進主義」（餘英時，1992）還是「保守主義」（姜義華，1993）為主導的討論，新近的現象似乎預示著不同於上述兩種觀察的變化。那麼，「新保守主義」取向在學術領域的出現及影響，就更加具有研究的意義。

　　

　　（一）

　　

　　在西方以往兩個世紀中，保守主義是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並存的主要意識形態之一 。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是，保守主義較少地具備行動主義和改革的要素（R.Nisbet,1992），它主要是以立場、思想、態度的形式存在。保守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它必須同某種行動建制結合起來，才能顯現具體的主張內容。隨著這些內容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保守主義所「保」的東西也在變化。這就是所謂「新」、「舊」保守主義的稱謂由來。

　　

　　近代系統的保守主義思想體系源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否定性反應（A.伯克，1790）。保守主 義者認為，以革命的方式追求自由不見得有效，原因是革命無法使政治體制朝向激進主義者期望的方向發展，相反，它可能毀掉使社會完善的必要條件。在伯克看來，這些條件中首要的東西，是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秩序。他論證到，在大革命中，維護秩序的所有制度體系－法制、獨立的司法制度、代議制度、階級化分、私有財產保護、宗教、價值體系等等統統受到破壞，一些極端主義意識－宗教性狂熱、理性絕對主義、不現實的樂觀主義、平民個體主權的天真信念、過分的浪漫主義等等受到張揚。這些極端意識的有害性在於，它以輕蔑的態度毀壞了既有秩序的維繫紐帶，社會被迅速地平民化，結果是構成集權體制重新出現的有利土壤。因為在革命造成的廣泛社會混亂中，維繫社會的手段只剩下強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場革命過後，權威政治都會獲得相當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根源於革命改變了原有秩序的規則，社會正在重新組織當中，一些羣體上升，另一些羣體下落，一些規則被廢除，另一些規則被建立。這個重組過程需要穩定的權利、地位配置做後盾，而這些配置需要時間，在新的配置結構穩定之前，往往只有強權政治才能控制局面。

　　

　　除了大革命之外，使保守主義者深感不安的，還有功利主義哲學的發展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擴張。這些社會思潮都對既有的秩序 -階級、宗教、財產權構成威脅，因而受到保守主義 者的抵制 。保守主義對一系列求新、求變的社會移動懷報抗拒，它針對不同的挑戰者，提出不同的抗拒主題，而其不變的立場，是對原有秩序持較為肯定的態度（諾埃爾. 奧沙利文， 1987）。

　　

　　如果說，「舊」保守主義主要是對自由資本主義擴展及其激烈方式－革命的反應，那麼，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30年間，社會變革的挑戰性源頭開始有所變化。此時，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已經基本確立，自由主義意識已經成為主導性的意識形態，這意味著，自由主義不再是革命角色而是秩序的現實，新的威脅不再是自由主義，而是企圖代替自由主義的其他激進思想。在這段時間裡，工業化社會的週期性危機頻頻出現，社會生產的日益組織化及戰爭供應的需要，為國家機器的幹預提供了條件。解決失業、軍備研製、供應及運輸、穩定金融市場、擴大福利－等等問題的存在，需要有強制力的政治單位發揮資源組織的作用。這些經驗同戰後「福利國家」出現的世界性潮流（它要求政府必須為消費者擔負更多的保護責任）彙集到一起，一種被稱之為「中間道路」的集體主義主張出現，它要求再次改革自由資本主義秩序，加入適當國家計劃的要素。

　　

　　新保守主義對這一發展持抗拒立場。懷抱對國家幹預作用的不信任，它主張繼續保持現有的自由資本主義秩序（而這曾經是「舊」保守主義所反對的內容）。因此，對自由經濟秩序的態度－肯定多還是否定多、保留多還是改革多－就成為「新」保守與激進的基本分界。但在分界的兩端，有一個雙方共享的觀念是自由主義價值，「激進」和「保守」是對自由主義根基多或少、徹底或有保留的不同態度來分野的。保守－自由－激進是一個鼎的三足，自由主義是兩端的共有「領域」（common ground ，餘英時，1990），在這一塊領域中，有雙方共同維護的東西，這個東西成為 平衡兩翼的機身。保守主張多保留，激進主張多改革，但不是全部否定。自由主義在這兩翼的制約中尋找平衡的方向。

　　

　　上述論題只是針對思想主流而言，在具體的觀點方面，具有新保守主義立場的人完全可能 存在分歧。可以說，「新保守主義」缺乏明確所指的邊界和集團，它泛指一種較抽象層次的立場，其核心是對損害已有秩序基礎的否定性態度，但是這些態度的程度不同，又可能在不同的問題上持未必統一的態度，因而它通常意為在思想傾向方面有近似、但不一定形成固定學派聯繫的個人。所以，若將新保守主義界定為一個互相聯繫的陣營並不妥當（故本文把它作為一種體現在學術論點中的思想傾向來討論）。

　　

　　（二）

　　

　　近代以來，西方各種主導性的社會思想都對中國產生過影響，這些影響中的代表性思潮主 要是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餘英時，1990）。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這兩種思想可以說都具有「挑戰」的性質。對比自由主義的主張，中國不是它所倡導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因而需要改變秩序，實現由傳統社會到市場社會的現代轉型；對比社會主義的主張，中國也不是它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社會，因而還需要改變秩序，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當社會主義的影響佔據主流之後，隨著社會主義由主張到實踐的轉變，這種主義也由原來的「挑戰」角色轉而成為現實秩序的「維護」角色，而自由主義由於主張一種不同於社會主義的秩序而成為企圖改變當下秩序的、相對激進的思潮。顯然，中國的「保守」和「激進」對壘，儘管同西方思想的影響密切相關，但在具體內容上與西方不同，而其基本性質都關聯到對當下實踐著的社會秩序（以及規範這一秩序的社會制度）之態度。

　　

　　這一意義上的激進－保守對峙有多種表現形式，比較集中的辯題發生在80年代後期。對當 時體制的肯定與否，是這一對峙的主要分歧點。保守主義思潮提倡鞏固現實秩序，警惕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它採取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對立和鬥爭姿態，特別突顯學術活動的政治意義。在這樣的視野下，學術研究是政治觀念分歧的思想陣地，研究者的立場同時是一種政治立場表達，各種學術辯論本身往往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這樣，學術分歧的焦點就集聚在是否「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和平演變」上。一些更為隱蔽的社會論戰形式－例如某些關於傳統文化的論戰、關於堅持還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論戰、關於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論戰，也可以大體劃入這種分歧主線來認識。它們從不同方面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即保守與激進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認識的分歧立場。與此相對應，80年代保守取向的另一個特徵是，在思想資源方面同西方思想的聯繫不明顯，相反，保守思潮主張警惕和抵制西方思想的影響。 當時的「保守」和 「 激進」常常以中－西（觀念、文 化 、 體制）對立的形式出現，很少有雙方相容的見解。

　　

　　80年代後期的「新權威主義」討論，可以看作是「激進」主張的分化現象，它的意義是對保守主義的轉型起到了某種刺激作用－使得保守主義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基礎。新權威主義主張在維護現有秩序的基礎上改革，但特別提示這種秩序的方嚮應是朝向個人自由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應當由現代化導向的「新」權威來控制。這樣一來，新權威主義的辯論對手中就既有舊的保守主義，又有激進的「民主」主張，但新權威主義與後者的分歧似在手段層次：

　　

　　「應充分清醒地認識到，在缺乏自治性人格充分發展和契約性人際關係的環境中，拔苗助 長地推行超前的多元民主制，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窮過渡。在經濟上，應克服躁進心態，做到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緩進待機，循序漸進，逐步實現經濟與政治的二元化過程，誘導社會內部的現代化因素逐步發展」（蕭功秦，1989）。

　　

　　而新權威主義同保守取向的分歧則以目標層次為主：

　　

　　「剝奪還是保障個人自由，是新舊權威主義的分水嶺」，「新權威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基 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的障礙」，「一方面，使個人自由得到發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權保持自由發展中的社會穩定」（吳稼祥，1989）。

　　

　　新權威主義對於保守主義向「新」保守主義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它的出現，使得原來保守與激進的對立主題發生了轉變－主流爭論不再圍繞「中國」、「西方」、「社會主義」、 「和平 演變」 分歧展開，而是進入了 如何更有利於和有效於中國現代化實際操作的問題上。 這意味著， 在保守與激進的對立中，價值（目標）分歧和工具（手段）分歧的比重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逐漸改變了思想界關注的問題領域，而提問方式的變化表明「舊」保守主義的影響事實上開始下降。

　　

　　（三）

　　

　　進入90年代以來，原有的保守與激進的正面對立逐漸降溫，而原激進取向中分化出來的溫 和立場逐漸上升為思想界的主流，有人稱之為「新保守主義興起」（《中國時報》1992）的時代。能夠反映這一取向的材料集中在經濟研究方面。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理論影響下的改革目標選擇建議，一種明顯不同的意見強調「中國獨特經驗論」。這種意見肯定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功，謂鄉鎮企業、集體合作等制度形式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獨有經驗，而且它能夠向世界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活力（甘陽，1994；崔之元，1995），因而有必要警惕資本主義「制度拜物教」的侵襲（崔之元，1994），繼續向前探索不同於資本主義，也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的「新集體主義」模式（王潁，1996）。同「保守」立場有關的是，這種意見對當下中國的制度實踐及實驗持樂觀的肯定態度〖1〗，它與舊保守主義肯定秩序的立場相同，但所「肯定」的內容已經有

　　

　　所改變，故而用「新」來加以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新保守主義與「激進」（自由主義）的分歧又轉到了價值（目標）方面，這似乎可以使我們推論，80年代的對立中「激進」一方雖然使用「自由」、「民主」的術語，但其思想脈絡並不十分清楚和徹底（因而具有不穩定性，或許可以界定為一種「有限自由主義」思想），而進入90年代以後，分歧的根基日漸明顯，本質上，它仍然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信念分歧的繼續。

　　

　　新保守主義的思想資源來源廣泛，它同西方思想的聯繫明顯增強，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社會學、發展經濟學、批判法學、合作主義等理論都對它產生著影響。與「舊」保守取向的另一個不同是，新保守主義並不視當下秩序為定型，相反，他們主張在歷史連續的基礎上繼續探索現有秩序的現代化，採取漸進改革的道路（蕭功秦，1992），它認為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可以在創新中保持制度的相對穩定和有效銜接：

　　

　　「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要在相適應的制度結構中才有意義。任何單一的激進改革都會使新的制度安排與舊的制度結構產生不適應，因而不能發揮作用。漸進式改革的基本要求就是改革的可控性」（林毅夫等，1994）。

　　

　　新保守主義取向的政治主張，是重視權力向國家層次的集中：

　　

　　「那種以進一步分權為核心的、因而無視宏觀協調的發展思路勢必將國民經濟切割成無數 隔斷的碎塊，使國家的向心力不復存在，從經濟瓦解走向社會政治分散。為了迅速扼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農經濟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實力，再造宏觀調控體系；理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更新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組織形式。毫無疑問，這意味著一次新的集中」（陳元，1991）。「為了使中央政府承擔起縮小地區差別的重任，必須加強它的財政汲取能力」（王紹光，胡鞍鋼1993；1994；1995）。

　　

　　同時，新保守主義提倡從推進現代化的積極方面理解意識形態和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它認為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威懾作後盾，提出一些基本原則作為不可逾越的「禁忌體系」，客觀上有著壓抑政治參與爆炸的合理功能。意識形態界限的作用是避免政局不穩和社會動蕩，鞏固社會各階層對現有體制的認同。只有獲得穩定的秩序，進一步改革的條件才能具備（蕭功秦，1992）。

　　

　　新保守主義取向的文化主張和國學的再度升溫聯繫在一起，一些學者謂之新時期的「嘉乾學風」（朱學勤，1995）。國學升溫表現出一種再次復興中華文化的努力，這種努力希望將80年代的西學中心轉到對本土文化的重視上來。它提議人們回到中國歷史，從歷史中尋找一以貫之的基本精神或價值拱心石（〖原道〗，1994），尋找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與經濟學研究中的「新」保守取向（接受相當部分西方思想）不同，文化復興繼續了從前一貫的傳統：對西方理論理解中國文化懷有相當的疑慮：

　　

　　「近百年來，國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用西方哲學的方法研究、批判中國文化。 儘管各人所站立場不同，方法有差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立場和方法都是西方的。這樣，中國近百年來對自己文化進行研究時，就成了附庸的狀況－西方有什麼樣的立場和方法，這兒就有什麼樣的立場和方法（以西研中批中的方法）。中國人總是跟在西方人後面跑」（蔣慶，1995）。

　　

　　這樣，中國文化再度復興之「新」的意義，不在於提出新主張或吸收新理論，而在於在新的社會形勢下，重建中國文化傳統整合價值系統的合法性地位，或者，試圖從傳統思想的寶庫中提煉出符合現代思想的要素。更進一步的嘗試，是將中國文化提升到文明樣式的層次－一種關於人類存在的特有方式－來認識，因而強調人與人之間「和諧關係」的中國文化，不僅能夠在新時期顯現活力，而且它還擔當著主動改變世界秩序的重任：

　　

　　「就中華民族的人口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這個事實來說，中華文明應有較其他文明更大的 動力來創建無核的全球文明。這其實意味著它要作出更多的犧牲，它應該率先改變西方人建立起來的導致核時代的一些規則」（盛洪，1995）。

　　

　　與80年代相比的另一個不同特點是，新保守主義取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的「合一」情形在90年代有「分立」的跡象，即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未必採取一致的保守主義立場，比如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文化上的傳統主義－幾種不同觀點的「整合」開始出現。除了文化方面有明顯的中－西對立外，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這種對勢似流於潛在的位置。90年代能夠產生影響的主題話語已經離開「傳統－現代」、「堅持－發展」、「中國－西方」的對等式，這意味著「舊」保守主義對激進主要表現為中－西對立的分歧日趨淡化，80年代辯題的社會影響進一步縮小，新的辯論越來越集中在兩種主要的西方（或參雜若干西方思想成分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展開。

　　

　　（四）

　　

　　80年代保守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多與中國已有的學說有關。而新保守主義的論證依據 ，則主要由新引進的西方思潮組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同西方思想的新一輪「輸入」起碼有著思想資源上的關聯。因而，中國的「新保守主義」不僅僅是中國的地區現象，它還是一個與中國和世界兩方面的變化都有關係的事件，它反映了新時期在中國的中國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國、西方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國，以及在西方的（或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國。這些看法上的分歧及其認識論差異已經在思想界顯現貌端（劉東、雷頤、崔之元、甘揚，1996），這些現象反映了知識生產和社會結構的關係、知識發展和實證來源的關係正處在變化之中。引起這些變化的外部背景中，有特別意義的內容是：民族主義抵制全球一體化擴張的發展（亨廷頓稱之為「文明的衝突」）；文化多元與一元的論爭〖2〗（它提出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著純粹以民族國家為本的認識論基礎？（劉禾，1996）西方經驗是地方性知識之一還是普遍性人類經驗？）；「後現代思潮」的興起，它預設歷史已經發生徹底的斷裂，需要全新的理論和思維模式來認識，以便驅除現代理性、制度、主體性、真理作為權力對自由的支配和壓抑（Foucault, 1988）。後現代意識強調 對 任何單一的分析架構、任何主流性的體制規則保持批判，它的核心是拒絕同質化對社會體制和人類思維的侵染。這些思潮及其所包含的緊張關係構成了有民族單位（或國家主義意識）內涵的、地區「新」保守主義生長的外部條件。

　　

　　這些思潮的影響正在鼓勵中國地區研究挑戰主流知識體系。黃宗智的農村經濟史研究，向各種不切合中國事實的信條提出疑問。這些信條包括：假定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會與商品化銜接；勞動生產率必定與產量增長相聯繫；鄉村發展必定與城市發展同步等。而黃指出：長江三角州近600年的歷史證明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實（黃宗智，1992，1991）〖3〗。甘陽亦從這一立場重新解說中國社會學者三十年代著述的意義。他指出費孝通的《江村經濟》觀察中國「特殊性」的貢獻，現在中國的農村變革進一步證明瞭它的價值，對於以鄉鎮企業為特徵的中國農村變遷，現有的西方理論很難作出圓滿解釋。需要以新的經驗現實為基礎，對本土社會變遷的進程和機制形成本土立場的理解。（甘陽，1994）。

　　

　　聯繫到經濟學界的若干發展，我們看到，在中國研究領域正醞釀著一種知識挑戰。西方主 流理論曾經遇到過若干類似的挑戰，比如六十年代拉丁美洲依附理論對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八十年代東亞發展對「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作用的新認識等等，這些認識都補充或修改了正統的知識體系，而這些修改無一不以地區經驗事實與西方理論的不相符合為原動力。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近年來在中國出現的思想形勢。這種思想形勢的主要特徵是，意識形 態的整合作用發生變化－意識形態分歧的社會影響普遍減弱，以利益衡量為中心的理性主義原則逐漸上升——它確立的一些基本觀念影響著對選擇價值的判斷：關注社會變動的可行性、 穩定性和可 控性成為影響目標選擇的優先考慮。中國89年的政治事件以及隨後的蘇聯、東歐巨變，助長了上述原則的發展，這次政治事件一方面刺激了對僵化的警惕，同時也刺激了對穩定的耽憂。所有這些意識的綜合作用，進一步鞏固了實用主義對改革戰略的影響，這種戰略強調思想和現實、歷史和未來、目標和手段、欲行和可行的緊密聯繫。在此基礎上，一種漸進發展、反對激進的溫和主張顯示出相當的代表性，新保守主義取向代表或反映了－在社會變革的方向選擇中－趨於主流的「漸進」、「控制」、「可行」的思想潮流。

　　

　　這種主張對激進改革和停滯不前都持反對態度，具體而言，就是反對簡單地回到「社會主義」或走向「資本主義」，它認為「空想資本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同樣的不可取，所以有必要對新型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探索和論證。「由於僵硬的意識形態反而使激進主義顯得合理，因而要對社會主義基礎理論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重點放在中國基本國情的再解釋上」（「戰略選擇」，1991）。針對激進的改革觀（所有制改革），這種主張強調改革的建設性，力圖避免現有秩序的混亂和崩潰。在維持基本制度的基礎上漸進改革，是這一主張的核心部分，它倡導以「穩定」和「發展」作為新時期社會內聚的旗幟。

　　

　　「面對激進主義思潮的壓力，要藉助中國近代改革史上的新保守主義和理性主義。新保守 義有別於傳統頑固守舊勢力，它主張利用傳統和現行秩序中的合理因素，逐步引入西方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理性主義哲學有別與浪漫主義，主張實證、工具理性、循序漸進，反對浪漫和暴力，反對非理性主義的反秩序、反社會、反文化行為」。「在經濟領域，避免出現一邊倒的右傾趨勢，促使國家在新的基礎上走向現代經濟的新集中」。在文化方面，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是現代化建設的精神資源。它是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愛國主義和現代化諸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戰略選擇」，1991）。

　　

　　（五）

　　

　　對於中國而言，如果說，保守與激進處理的中心問題曾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開門」問 題），那麼，簡單地概括，當代新保守主義的主題則是「開門」之後的目標設定問題－中國要走向哪裡去？這個目標建制的設計根據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新保守主義取向建議「創新」社會主義，在鞏固現有秩序的前提下選擇方向。這種保守面目只是在中國地區的歷史背景下才有意義，從更大的背景中觀察，我們所說的「新保守主義」，在世界學術體制中事實上居於挑戰者地位：它拒絕承認西方自由經濟學理論、社會變遷理論、歷史演進理論乃至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有用」，同越來越多的否定性新論證〖4〗匯合到一起， 上述挑戰在世界知識體系中形成了一股抗拒主流的力 量 。如果接受曼海姆的定義：「進步主義者以將來詮釋事物，而保守主義者以過去詮釋之」 ，那 麼，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在世界背景中顯然是「 以將來詮釋事物」 者，是以正在實 驗 、 設計 、發展中的「新社會主義」制度詮釋發展方向者。這種形象不是「保守」而是「 激進 」 的 。

　　

　　「新保守主義」在世界領域中的挑戰態勢與過去的「舊保守主義」有所不同，它的「對抗」行為不僅僅止於辨明分界，它還欲求進入世界知識體系，取得對方的承認。它要求自己做出的貢獻不僅是關乎中國未來的，而且還必須有推動人類知識進展的世界性意義。它強調「中國特色」的涵義，不止在於維護純潔或抵制侵染，而且在於將地方性知識「合法化」的企圖：使之進入主流的知識認可體制，成為世界知識的一部分。它試圖以挑戰的面貌，在地方知識與世界知識體系之間建立「延續」（continuation）或「承接」〖5〗的關係。地方知識進入世界知識體系的活動，代表著

　　

　　知識生產在全球範圍的體制化擴張現象。從這方面看，地方知識與世界知識承接的主要意義，不在內容方面－它是否認同某種知識不是重要的（這一點與「舊」保守主義也不同），重要的是對知識生產體制這一專業共同體的主動歸屬。專業歸屬意味著接納專業圈內的價值、規則和權威，意味著地方知識生產在擴大參照系，意味著影響、對話範圍超出中國本身的世界視野，所以，對於主流知識的挑戰本身，在形式上同時起著鞏固知識體系一體化的作用。

　　

　　這樣的現象無疑會產生新的問題。首先是知識生產者的身份認同問題。 專業歸屬是世界公 民式認同，它突出的是個體性和獨立性，而地區文化認同強調的是共同性和集體性，這表現在，知識人不是以個人而是以一個族類的分子進入世界專業體制的。很明顯，中國本土的實踐對他們而言不僅是案例提供地的關係，它們之間還有一種參與、作用和代表的關係。專業歸屬和文化歸屬的不可分離使得前者成為超越個體的事件－它不可避免地帶有國家、民族的含意。這種情形，客觀上增強了民族主義意識對知識發展的影響。影響之一是加劇了知識發展內部的緊張。民族主義意識通常慣有的抵制和吸收的不平衡，容易引起情緒過度的反應，這一點與知識的理性立場有差異。其二，如果地區文化差異對知識演進的影響增強，知識共同體的一致性將進一步受到分化的壓力，屆時，範式與流派間的定向影響關係相對減弱，原來的主流知識可能「降低」為地方性知識之一，而知識共同體的基本形態將表現為各種地方性知識的彙集。

　　

　　保守和激進的平衡問題亦不容忽視。在前面列舉的材料中可以觀察到，「新保守」和激進的分歧，有從新權威時代的工具層次再擴展到價值層次的跡象，這些分歧的平衡需要雙方共享價值的作用，然而除了民族主義意識之外，中國保守和激進雙方共享的觀念甚少。但民族主義通常不特指一種具體的建制，在民族主義的目標下，可以推行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社會體制，因而民族主義雖然可以在中國為保守和激進雙方接受，但在制度實踐的層面上，它並不能約束保守或激進的極端化發展傾向，反而可能是刺激雙方極端化的力量。這就是說，極端的保守和極端的激進都可能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下形成，而很難通過民族主義相互抵消。

　　

　　目前，「新」保守主義跟隨的主要理論傳統還未清楚地固定下來，這是一個生長中的、形成中的取向。可以暫時捕捉到的跡象是：它在專業領域中是反叛的；它對即有秩序是肯定及有信心，它解釋問題的視角多是社會學和史學的（重視功能約束和運轉條件）。目前知識界對「新」保守主義取向的回應還相當有限（一些回應的情緒批評多於學理分析），但顯而易見的，在對現有中國經驗價值的判斷上，在對未來目標走向的認定上，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取向的分歧正在發展。我的基本估計是，這種發展預示著知識界思想的再次分化局面。這種分化可能影響未來討論的主導性辯題，它還可能促使知識產品和權力精英關係上的重新組合－使得「舊」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兩方面對權力層的影響都相對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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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文曾得到孫立平、李猛、李康、應星、方慧蓉的閱讀意見。在討論中，我分享了他們的有益評論。在此致謝。

　　

　　注釋

　　〖1〗參見崔之元，「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挑戰」，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專 號 ）：教條突破與制度創新，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頁1；

　　〖2〗參見張寬等在《讀書》（1993－1994）上介紹文化討論的系列文章。

　　〖3〗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中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amon Myers認為，黃的這些 結論 是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作「辯護」。參見黃宗智的回應「答雷蒙.邁爾斯」，原載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50：3, 1991。

　　〖4〗參見崔之元「西方經濟理論的範式危機」的簡明介紹（《中國書評》95年9月號）。

　　〖5〗此概念參見陳海文「後設社會學扎記之二：建立中國社會學傳統的思考」（《香港社會科學》，第三期，1994年春）。該文對「普遍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學傳統的延續進行了理論層面的討論。

　　註：有關「中國獨特經驗論」－所有制模型的進一步討論，還可參閱以下文獻：

　　崔之元，「美國29個州公司法變革的理論背景及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啟發」，《未來與選擇》參閱文稿，1996－3；

　　鄧英淘，「經濟組織中分立型與複合激勵結構的比較」，《科技與發展專刊》，1994，1期；

　　鄧英淘，苗壯，崔之元「南街經驗的思考」，《未來與選擇》參閱文稿，1996－1；

　　王潁，《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經濟管理出版社 ，1996；

　　折曉葉， 「農民再合作的制度體系和社區基礎」，《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夏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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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參考文獻

　　休。塞西爾，《保守主義》，北京商務，1986；

　　付樂詩等，《保守主義》，臺灣時報出版公司，1985；

　　L。尼斯貝，《保守主義》，臺灣桂冠圖書公司，1992；

　　D.米勒、W。波格丹諾編，《布來克維爾政治學大百科辭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餘英時，「中國近代史中的激進與保守」，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五週年紀念講座專集； 「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二十一世紀》1992年4 月號；

　　「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3年2月號；

　　盛洪，「什麼是文明？」，《戰略與管理》，1995年5期；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世界經濟導報》，1989，1，16；

　　蕭功秦，「論當前中國浪漫主義改革觀－對制度決定論的批評」，《現代社會與知識分子》

　　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

　　「權威制衡：中國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世界經濟導報》，1989，3，13；

　　專訪：「大陸新保守主義的崛起」－採訪蕭功秦，《中國時報週刊》，1992年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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