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承認並慶祝人的境況 ——《數字化生存》中文版問世20年譯者感言
「
承認並慶祝人的境況 ——
《數字化生存》中文版問世20年譯者感言
」
《數字化生存》1996年版，尼古拉·尼葛洛龐帝著，胡泳、范海燕譯，海南出版社
從科幻書到歷史書
在為1996年出版的《數字化生存》平裝本所寫的《後記》中，尼古拉·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寫道：「觀察翻譯成30種語言的《數字化生存》在各國被接受的不同程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國，這本書與當地的文化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似乎比依雲礦泉水還顯得淡而無味。在其他國家，例如義大利，這本書則廣受歡迎，引起熱烈討論。」是時，《數字化生存》的中文譯稿尚未出版，作者和譯者（我和范海燕）都沒有想到，這本書會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掀起滔天巨浪。
在被稱之為中國互聯網「盜火」階段的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尼葛洛龐帝的聲望幾乎堪比家喻戶曉的明星，《數字化生存》成為很多人踏上網路之旅的指路「聖經」。韓寒在《三重門》里寫到一位師大畢業的語文老師，
是我們學校最年輕的一個老師，她給我的印象很深，記得上第一節課時她說不鼓勵我們看語文書，然後給我們講高曉松——那個製作校園歌曲的。她第一節課給我們唱了《青春無悔》，說我們不要滿足於考試之內的死的沒用的東西、要在考試外充實自己，這樣才能青春無悔。然後她推薦給我們惠特曼的書，小林多喜二的書，還有一本講知識經濟的，還有《數字化生存》……
中學生韓寒在讀這本書，日後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嘉璐也在讀。2009年5月17日，《光明日報》的一篇報道這樣描述：
許嘉璐坐在寫字檯前，悄然合上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最後一頁。望著窗外闌珊燈火，他思緒萬千，強烈地感受到數字化帶來的挑戰，信息高速公路上時刻存在安全隱患，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
日後，許嘉璐對信息安全的憂患催生了著名的「綠壩·花季護航」上網管理軟體。
受到最大影響的是年輕的中國互聯網創業者們。美團的王興在《數字化生存》中譯本問世時正念高二，讀到《數字化生存》說，互聯網的本質是移動比特比移動原子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從此這個理念深植他的腦海中，成為他後來系列創業始終不渝的法則。王興回憶，這本書給了他一個巨大的啟示：「凡是還沒有被互聯網改變的行業，都即將被它改變。」
是年，海南出版社想大力推廣《數字化生存》，到北京圈子中尋高人指點，第一個請的就是後來創辦凡客的陳年。張朝陽和尼葛洛龐帝的淵源更深，後者是他的融資對象。在2013年1月31日的一次沙龍活動中，張朝陽稱李彥宏和馬化騰的創業都和他有關：「1998年我去美國矽谷找人，問李彥宏想不想回國做互聯網，他在矽谷說中國搜狐做起來了，於是矽谷一些投資人給了他投資。1999年的我特別火，到深圳受到搖滾歌星式的接待，聽眾700人中就有馬化騰，他聽了我的故事激動不已，回去做了QICQ。」由這個故事可知，尼葛洛龐帝堪稱中國互聯網創業者的一代「教父」。
1997年2月，尼葛洛龐帝首次訪華，出面邀請的還是國務院信息辦，到1999年1月他二次來訪的時候，主要的贊助者已經變成互聯網公司了。率先在中國開啟門戶模式的搜狐公司在中國大飯店舉辦盛大的儀式，授予尼葛洛龐帝「搜狐天使」的榮譽稱號。我記得非常清楚，就在我上台正式聘請尼氏為「數字論壇」總顧問之前，聽到身後有人嘀咕：「一個外國大老爺們，叫的哪門子天使？」
是的，彼時的中國沒有幾個人知道天使投資。尼葛洛龐帝訪華的這一年，我的《網路為王》作為第一本向中國人全面介紹互聯網的專著也在海南出版社出版，亞信的田溯寧買了幾千本送給各省的官員，因為他覺得這是最好的可以幫助互聯網在中國普及的讀本。那時的流行用語叫做「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寧記得，當他到偏遠省份跟地方大員談應該如何加快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時候，對方讓他去找交通廳。
《網路為王》1997年版，胡泳、范海燕著，海南出版社
即使是了不起的預言家尼葛洛龐帝，也會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速度瞠目結舌。一位讀者對我說：20年前讀《數字化生存》，覺得是科幻書；現在讀，覺得是歷史書。這堪稱對一個未來學家的最高禮讚。
2014年6月25日，尼葛洛龐帝再一次來到北京，參加百度的The BIG Talk。我主持了這場活動。在會上，他又被問到之前他總是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數字化生存》出版後到現在，哪些預言實現了，哪些未實現？
答案或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實現了的預言是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尼葛洛龐帝說，曾經一度，他認識在互聯網上的每一個人，這話可能不無誇張，但是的確，我們都見證了，這些年來，電腦由「貴族」的擁有物變成平民的消費品，「數字化生存」也由概念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其次，有關電腦使用的容易程度，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好消息是，網上的音頻、視頻質量越來越好，電腦的計算容量越來越大，移動設備使用了觸屏技術；壞消息是，人機界面並沒有出現大的突破，「老祖母也能輕鬆自如地玩電腦」的願望未能實現。在《數字化生存》中，尼葛洛龐帝曾說，電腦業面臨的下一個挑戰遠不止是為人們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質和更易使用的圖形輸入裝置。這一挑戰將是，讓電腦認識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詞、表情和肢體語言。「將來的電腦將能夠觀察、傾聽，不像一台機器，而更像一位善解人意的僕人。」
尼葛洛龐帝知道，今天的電腦離此境界還相差很遠。例如，語音識別技術的發展仍然停滯不前。人們對於語音識別技術的期望曾經很高，憧憬十年後能夠方便地與互聯網終端交流。而現在，儘管我們都知道打字並不是一種理想的界面，我們卻仍然不得不熟悉敲鍵盤、點滑鼠這些非自然生活中的動作。
第三，對互聯網使用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永遠在線」，而這離不開無線通訊。尼葛洛龐帝雖然預測到了觸屏、電子書和個性化新聞，但他低估了無線的重要性。無線改變了人們使用電腦和網路的方式，沒有一個核心的發射塔，沒有一個總的開關，不用這些東西，就可以通過互聯網實現各個地方的連接。尼葛洛龐帝為此修正了他的觀點，表示中國以及全球互聯網最大的機會，在於無線寬頻技術的發展，未來的網路公司將無一不靠此賺錢。而尼葛洛龐帝所指的無線寬頻將基於P2P（peer to peer）也即對等網路技術：現在，流通於互聯網上的信息都存儲在幾個中央單元上，而P2P技術使存儲在每台個人電腦上的未經鎖定的文件和數據連接到互聯網上成為可能。在P2P系統中，比如說屬於兩個互聯網用戶的兩台電腦，可以不通過大型網站而直接連接。這樣的寬頻技術並不是遙遠的夢，它可能很快使你的網路生活產生意想不到的便捷。這種現象並不是只在大城市中蔓延，它會遍及全球的偏遠地區。隨著手機、個人數字助理和其他設備融合了Wi-Fi類型的鏈接，這場運動將會無需建立更多基礎設施就可以再造和擴展互聯網。
尼葛洛龐帝曾經說過，《數字化生存》寫作的時間不到六個星期，而當時連網景公司都還沒有成立。如今，網景作為一家公司已經消失了，所以《數字化生存》的內容已然非常老舊——或許從網路時間的觀點來看，那是一百年前的東西了。不過尼氏並不打算改寫這本書，因為「那種感覺就像你重寫一封情書一樣」。
讓歷史了解人們在某個時空點上的想法如何，更為重要。只不過，互聯網在中國和世界的20年發展歷程，讓我們了解到時空被壓縮得何等厲害。
拒不揮發的民族國家
尼古拉·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MIT媒體實驗室創始人、未來學家、《數字化生存》作者
其實，上面所說的關於尼氏預言準確與否的三點，遠不是問題的要害。
2016年是《數字化生存》中文版出版20周年。我請尼葛洛龐帝為20年紀念版寫個專序，他開始答應，後來猶豫，說一是他的心思不在這，二是各種邀約實在太多了。他說，你能不能寫個序？你比我甚至更有資格。
我回答說，我當然會再寫一個譯者感言，但能不能請你再考慮一下？那麼多中國讀者想知道你今天的看法。
我自己也在想知道的人之列。儘管這些年來，我和尼葛洛龐帝在中國至少會過四次面，還在MIT的媒體實驗室偶遇過一次，但每次談的都是技術發展。我直覺尼葛洛龐帝還有別的話要說。
果不其然。尼葛洛龐帝後來拗不過我的堅持，還是寫了個短序給中國讀者。文中開宗明義就說：大家總是著眼於有多少關於技術發展的預測是準確的抑或失誤了，
但是，與一個真正的、堪稱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誤判相比，這些只是細枝末節，事實上微不足道。25年前，我深信互聯網將創造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我相信互聯網將促進全球共識，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沒有，至少尚未發生。
真實的情況是：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管制在升級；貧富鴻溝在加劇。
如果大家還記得《數字化生存》的結語，它的標題叫做「樂觀的年代」。尼葛洛龐帝說，「我們無法否定數字化時代的存在，也無法阻止數字化時代的前進，就像我們無法對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樣」。而在未來的數字化生存之中，沙皇行將退位，個人必然抬頭，民族國家則會「揮發」殆盡。
就好像樟腦丸會從固態直接揮發一樣，我料想在一些全球性的電腦國度掌握了政治領空之前，民族國家根本不需要經過一場混亂，就已經消逝無蹤。毋庸置疑，民族國家的角色將會有戲劇性的轉變，未來，民族主義不會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間。
讀到這個判斷，我們不由意識到，尼葛洛龐帝下面這段話是典型的夫子自道：「談到預測和發動變革時，我認為自己是個極端主義者。」的確，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謂「世界是平的」不過是拾尼葛洛龐帝的牙慧而已。弗里德曼所發現的那些世界的新奇運行方式，10年前就已經在尼葛洛龐帝的清單上了。
今天，「極端主義者」尼葛洛龐帝不得不承認，無所不在的數字化並沒有帶來世界大同。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變得更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調和的。
然而，尼葛洛龐帝拒絕認輸。他相信連接的重要性。連接是其他所有東西的前提條件。在這個相互連接的世界裡，物質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與歷史上相比越來越微弱了。
世界在數字化，然而，你卻會不斷看到遺留下來的「原子思維」的病理癥狀。報紙想像紙張是其本質的一部分，電信公司想像距離越長應該收錢越多，國家想像他們的物理邊界很重要。這些想像都是病態的。尼葛洛龐帝堅持認為，民族主義是地球上最大的疾病，當它和宗教、經濟、貿易等相結合的時候會變得更糟。「民族國家的尺寸是錯誤的，他們一方面太小了，不能全球化；另一方面又太大，不能本地化」，所以，類似於民族國家的概念構成了連接的一大障礙。
可如今，這個前數字化時代的概念畢竟並沒有消亡，不僅如此，它還不斷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加於全球性的互聯網上。對此應該怎麼辦？尼葛洛龐帝的答案是：只須重要的一步——全面、徹底地開放互聯網。「不要試圖通過向內看而遏制它，只因這樣做的結果會造成隔離而不是連接。」
充分連接的結果是，國家會同時縮小和擴大。縮小是為了實現本地化，地理的臨近性不僅不會無足輕重，反而會加強分量。擴大則是為了實現全球化，建設更高合作程度、更大範圍的發展共同體。可這樣的世界如何管理呢？尼葛洛龐帝說他也沒有良方。他唯一知道的是，法律必須是全球性的。網路法是全球法。
移動比特，而不是原子
恰恰在這個地方，「原子思維」再次劇烈發作，尼葛洛龐帝痛恨法律趕不上數字化現實的發展，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的法律就彷彿在甲板上吧噠吧噠掙扎的魚一樣。這些垂死掙扎的魚拚命喘著氣，因為數字世界是個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數的法律都是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
原子與比特是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提出的著名的對立結構。它簡要描述了軟體與硬體或是信息技術與其他一切事物之間的分別。比特沒有顏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傳播。它就好比人體內的DNA一樣，是信息的最小單位。為了說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龐帝講了一件軼事，當年正是這件軼事打動了我，促使我決定把《數字化生存》譯成中文：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天，美國某集成電路製造公司的總部，來了一個中年男人。
「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來參觀你們公司。」他說。
「好的，請登記。」前台小姐禮貌地說，「順便問一下，您隨身攜帶手提電腦了嗎？」
「當然。」男人從包里拿出一部PowerBook，這是蘋果公司生產的筆記本電腦，看起來有點舊了。
「那麼這個也要登記。」前台小姐拿出本子開始記錄，「它值多少錢？」
「我想，」男人回答，「大約值100萬到200萬美元吧。
「這不可能！」前台小姐大吃一驚，「這玩意兒最多值2000美元。」她寫下了這個數字，然後才讓男人進去。
「當然，你說的是原子的價值，也就是這台機器本身。」男人心想，「而我所說的價值，是它裡面的『比特』。原子不會值那麼多錢，而比特卻幾乎是無價之寶。」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比特的神奇，尼葛洛龐帝接下來講了另外一個故事：他到加拿大寶麗金公司參加一次高級經理人研習會。為了讓大家對未來一年的計劃有一個整體概念，公司展示了許多即將發行的音樂作品、電影、電子遊戲和搖滾樂錄像帶。不幸的是，部分包裹被海關扣了下來。同一天，在旅館的房間里，尼葛洛龐帝卻利用互聯網把比特傳來傳去，送到麻省理工學院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時接收各地來的東西。他驕傲地宣稱，「我的比特完全不會像寶麗金的原子那樣，被海關扣留」。
尼葛洛龐帝把上面這些有關比特的經歷寫在Being Digital的開頭章節，用來闡釋自己對未來的設想：「Move bits, not atoms.」它們一下子就攫住了我，1996年的春天，我站在北京北四環一家台灣版權代理公司的幾大排書架前，讀這本書讀得入了迷。
比特替代原子；個人化雙向溝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眾傳播，接收者主動地「拽取」（pull）信息替代傳播者將信息「推排」（push）給我們；電視形存神亡，將被一種看起來是電視但實際上是電腦的數字設備所取代；用戶將用「指上神功」控制裝置，而知識豐富的「界面代理人」將為你打點一切；遊戲與學習的邊界因為網路的出現而逐漸模糊；在一個沒有疆界的世界，人們用不著背井離鄉就可以生活在別處……對於一直生活在大眾傳媒的信息壟斷中的人們（我自己學的和乾的就是大眾傳媒），這一切如此新奇如此令人神往。
實際上這本書1995年已經在美國暢銷，但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只是憑藉一種直覺選中了它。我的感覺強烈到可以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寫的《網路為王》，而一定要先把這本書翻譯出來，而且只用三周的時間。拿到尼葛洛龐帝的書，我想起了嚴復的《天演論》：《天演論》在當時的英國不是一本特別優秀的書，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英國的思想家當中也並不算舉足輕重之輩，但嚴復把《天演論》介紹到中國時，中國恰好處在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撥動了中國人的心弦，所以這本書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讀的「聖經」。
嚴復與《天演論》
我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對尼氏的書做了一些「技術」處理，把它翻成《數字化生存》，並著意將「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這樣一句話打在封面上——可能中國從來都比較需要關於生存的討論，因為我們從來都有大國情結和憂患意識，總是被奮發圖強的念頭所激動著。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較量」和「球籍」總能挑動中國人敏感的神經。
事後想來，這也緣於80年代我接受的啟蒙教育。弔詭的是，尼葛洛龐帝所痛斥的民族主義竟然是推動我翻譯這本書的原始動力。
挑動「生存」神經的結果，是《數字化生存》一時洛陽紙貴，成為中國人邁入信息時代之際影響最大的啟蒙讀物。我的朋友吳伯凡對此書在中國的流行過程有精到的評論：「海涅（ Heinrich Heine）在評價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德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時說：赫爾德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我們今天都不清楚他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了，因為他的那些一度驚世駭俗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到這樣一種地步——人們脫口而出地說著這些話，而渾然不知這些話是一個名叫赫爾德的人最早說出來的。尼葛洛龐帝的影響也可以作如是觀。《數字化生存》在中國出版以來，書中的思想和語彙通過二度和三度傳播，早已到了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個今天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人是無法想像它對於第一批中國讀者的刺激力的。」
站在今天回望那個年代，或許我們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麼是「數字化生存」。它意味著娛樂世界與信息世界充分融合，並且開始具備互動性；它意味著計算機在生活當中從不離場，而你時刻利用這種在場並以之為生活方式和態度；它構成一種平等主義現象，使人們更容易接近，並允許在一個大而空洞的空間內，聽到小而孤獨的聲音；它令組織扁平化，打破傳統的中央集權，把大一統的帝國分割為許許多多的家庭工業；它使網路真正的價值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
就像空氣和水，數字化生存受到注意，只會因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為它的存在。我們看到數字化生存成為一個過時的東西，人們充滿興奮地談論的新話題是大數據、物聯網、新能源、人工智慧、生命科學、太空探索等。計算機和移動設備都越來越索然無味，因為它們將逐漸消失在其他物體中：自清潔襯衫，無人駕駛汽車，服務機器人，智能門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語的藥丸。用尼葛洛龐帝的話說，我們將住在電腦里，把它們穿在身上，甚至以它們為食。A computer a day will keep the doctor away. 一天一粒計算機，醫生遠離你。
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
這樣看來，數字化革命已經結束了。所以尼葛洛龐帝應我之邀所寫的序的題目叫做Been Digital，范海燕譯為《數字化之後》。真正令人驚訝的變化將出現在別的地方，比如我們如何在這個星球上共同管理自身。
但是且慢。想想「無馬的馬車」（horseless carriage）這個在汽車剛剛被發明出來時的說法。彷彿被遮罩遮住了雙眼的馬一樣，汽車的發明者無法預知汽車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的巨變，包括我們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獲得新的商業模式和創造新的衍生業務。打個比方，你很難在有馬和馬車的日子裡想像汽車的無故障保險。正如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我們總是透過後視鏡來觀察目前，我們其實是倒著走向未來」。
Henry Ford in Model A
尼葛洛龐帝說，我們今天也有類似的失明，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我們的認同感和社區感真正共存於真實和虛擬領域的世界。爬過山的人知道，爬升越高，空氣越稀薄，但我們還沒有真正體驗到缺氧的滋味，因為我們尚未攀爬到數字世界的高峰——甚至都還沒有來到山腳下的數字大本營。
這也就是我認為的今日數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當下關心數字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是關心數字社會基本問題的人少而又少。我們需要解決的數字社會基本問題複雜而棘手，比如個人隱私與社會公開性的衝突，安全與自由的衝突，政府監控與個人自治的衝突，繁榮創意與保護知識產權的衝突，日益包羅萬象的網路平台與亟待伸張的用戶權利的衝突等等，不一而足。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化革命遠未到結束的時分，或者說，「been digital」（數字化之後）的問題，比「being digital」（數字化之中）的要嚴重得多。
我把這些衝突統稱為「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衝突，其產生的原因在於，互聯網終於由工具的層面、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在這種衝突背景下，重讀《數字化生存》，最重要的是回到原點，思考一個核心的問題：什麼是互聯網？這是一個聽上去簡單、但回答起來很複雜；似乎被回答過、但從未獲得真正回答的問題。回答該問題的路徑有兩條：第一，把互聯網予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ing internet）；第二，想像互聯網（imagining the internet）。
到底什麼是互聯網？我們該如何理解我們的日常世界中這個無處不在和熟稔無比的特徵？互聯網能做什麼，在它能做的事情當中，哪些是嶄新的？它又引發了什麼新的倫理、社會和政治能力？它使得什麼東西過時了，成為問題，甚至變得不可能？隨著我們周圍的世界不斷重組，我們稱之為互聯網的那個社會-技術組合對於構成我們居住之地的許多熟悉的假設以及想像都提出了關鍵挑戰。
怎麼看待這些挑戰？第一個視角是從已知的有關互聯網的一切出發：它是一種用戶活動於其中、促成群體生產與共享的在線環境，在這一環境中，我們通過帶有屏幕的中介設備與他人互動。第二個視角是從我們合理地期望看到它在近期乃至更遠的未來會變成的樣子出發。為此，我們既需要新的價值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也需要新的認識論（關於知識和科學的理論）。
最後，我們對互聯網的思考一定會達到一個層面：在充分聯網的環境下，到底還有什麼東西能夠構成人的定義？什麼叫做人？什麼叫做人性？這其實是互聯網文明的可能性問題，最終的含義是人的可能性問題——我們可能會到達「後人類狀態」。
同和尼葛洛龐帝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建築學家威廉·J.米切爾（William J. Mitchell）有一個比喻：人不過是猿猴的1.0版。現在，經由各種比特的武裝，人類終於將自己升級到猿猴2.0版。談到「後人類」，讓我援引一下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的話，作為《數字化生存》20周年中文紀念版的譯者感言的結尾：「如果說我的噩夢是在一個後人類文化中，人們只把他們的身體作為時尚的配件而不是存在的基礎，那麼，我的夢想則是，後人類在擁抱信息技術的可能性的同時，沒有被無限的權力和無身體的不朽的幻想所誘惑，承認和慶祝作為人類境況的有限性，並且理解人類生活被嵌入於一個複雜的物質世界之中，我們的持續生存端賴於這個世界。」（《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
換句話說，數字化生存之時，也需要原子。比特將與原子相依共存。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