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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念田

“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治世。史書記載,文景之治時期,社會積聚的財富有了明顯的增長,官府存儲的糧食極多,新米堆在舊米上,底下的舊米長久積存甚至發黴了,府庫中串錢的繩子也因時間太長而斷掉了,可見此時社會安穩,財富增長,漢朝國力大爲增長。然而這只是官府的層面,當時的平民百姓和社會生活究竟如何呢?“文景之治”真的是所謂“盛世”嗎?

01 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疾苦

漢文帝、景帝時期,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政治主張是“輕徭薄賦”,史書記載,這一時期漢王朝實行“十五稅一”、“三十稅一”的政策甚至有時會免除農民的租稅。孟子認爲,“什一而稅,王者之政”,是說理想的王道政治下,農業稅率應當是百分之十,農民只要交納收成的十分之一。相比之下,文景時期的稅收更低,百姓負擔似乎更輕。

然而現實情況並不樂觀,絕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的普通百姓生活負擔仍然極重。當時名臣晁錯曾經寫過一篇《論貴粟疏》,展現了文帝執政後期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晁錯說,當時的五口之家,終日勞作,耕耘、收穫、納稅,“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百姓一年四季,無一日休息,卻還不能避免水旱之災、急政暴賦,往往爲高利貸所害,只能出賣田宅、子孫以還債。

西漢初期的政治形勢圖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即使是文景之治下,普通民衆的生活仍然艱難。

02 “盛世”下的社會治安

衡量“盛世”有一個重要標準那就是社會治安的好壞,一個社會藏污納垢、黑暗無法,自然不能稱爲“盛世”。然而文景時期採取清淨無爲的政策,於社會黑暗往往視而不見,官府本身的司法體系也頗爲殘暴。

所謂清淨無爲,表面上是不擾百姓,休養生息,實際上卻是默認了既有的社會勢力,縱容當時的地方勢力肆意妄爲。漢朝初年,任俠之風極盛,頗有社會閒散之人,殺人越貨,肆意妄爲,直到武帝時期才予以徹底清算。

漢文帝曾“廢肉刑”,有人讚頌這是中國法制史上的進步。然而當年修史書的班固早就看出來了,所謂廢除肉刑,表面上有輕刑之名,實際上卻是加重刑罰,甚至是改刑罰爲殺人。以往的“宮刑”、斬腳趾、割鼻子等肉刑雖然殘酷,但不致命,文帝改爲死刑和笞刑,實際上是把不該死的刑罰直接改成死刑。“笞刑”表面上是輕刑,但當時動輒三百五百,往往將犯人杖斃。

漢景帝陽陵遺址

03 文景時期的政治生態

文景二帝在歷史上頗有仁德之名,這也是“盛世”的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君主廣開言路、包容異見、政治清明。然而文景二帝“仁德”的光環之下,不乏殘暴和荒唐的一面。

據說漢文帝體恤百姓,曾經想築一露臺,但考慮到要花費“百金”,相當於十箇中人之家的家產,便放棄了,這被當成是文帝仁德的體現。然而文帝迷戀神仙,追求長生,對方士不僅加官進爵更是出手便賜千金。此外,文帝還寵信小人,僅僅因爲一個夢就寵幸鄧通,甚至賜予他一座銅山,隨他鑄造銅錢,使得鄧通錢與官府鑄錢並行於世,可見其荒唐。

周亞夫墓

文帝荒唐,寵信小人,景帝則刻薄寡恩,擅殺大臣。當時晁錯爲了加強中央集權,提出削藩之策。吳楚七國以清君側、誅晁錯之名舉兵反叛,史稱“七國之亂”。景帝慌亂無措,爲了討好七國,誅殺了晁錯,也未能平息大亂。平定七國之亂的名將周亞夫,是力挽狂瀾的一代忠臣,他重病臨死之時,兒子爲他買了些殉葬品,卻被安了一個造反的罪名,周亞夫吐血身亡,不得善終,可見景帝刻薄寡恩。

總而言之,“文景之治”下的西漢社會,百姓負擔極重,說不上“安居樂業”;社會藏污納垢,司法體系黑暗殘暴;而在政治上,君臣關係也頗爲緊張。這是所謂“盛世”虛名下的真相。文帝時期賈誼曾經做過一個比喻,說當時的西漢社會政治形勢極爲緊張,猶如在柴堆之下生火,人臥在柴上睡覺,火沒有燒到便自以爲安全了,實在生動貼切。

參考文獻

《史記》

《漢書》

晁錯:《論貴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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