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從自己信仰的東西里推導出應該如何行動。我們也不能從我們所相信的自己應該如何行動之中推導出其他人應該如何行動。

　　—— 休謨(1)

　　「我永遠不會為信念去死，因為我不知道我的信念是錯的。」

　　「良知本身就是一種無政府的力量，任何社會管理制度都不可能建立在它之上。」

　　—— 羅素(2)

　　一、現代性下知識分子的平庸化

　　知識分子一直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困惑：我們究竟是否有能力和有必要為這個世界的正義和良心負責任?我們總是努力雄辯地說服權威和大眾，但是我們憑什麼證明我們是政治正確的?怎麼樣的擔當定位才是合宜的?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但是我不能給出合適的答案。

　　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的內部道德批判是這個世界上很高調的責備，嚴厲的道德批判和向全社會保證我們必須為了不公正而戰鬥，是為了始終保持這個隊伍的崇高信仰，進而維繫著在社會上作為「真理權力」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即要讓所有人特別是自己人認同：知識分子是人間道統的代表，用西方人的話說，就是「哲學王」。由此它派生出「知識分子道義擔當」和「社會的良心」之執著信仰。

　　在中國，這個信仰從上古而來，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論語?泰伯章》)，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橫渠語錄》)，等等。西方極端主義的知識分子良心論是：「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

　　這些話認真想想，聳人聽聞，不僅僅是自大過度的問題，而是有思想專制主義的勢利氣概，道德也是一種思想勢利。簡單地說，就是知識分子想做世界的「救世主」，自認是最高智商的勞心者。「正位」、「大道」、「立心、立命、開太平」，其前提就是「士」就是正位和大道的代表，掌握著真理的權力，他們有一種先驗的道統聖人不可置疑的自我任命。

　　不需要對此提出質疑嗎?最簡單的質疑就是：在自然科學和高科技專業方面例如天文學、生物化學、IT，沒有經過特別訓練的一般人根本沒有插嘴的餘地;但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等人文-社科方面，任何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社會觀察發出獨立判斷的聲音，在這裡沒有聖人，尤其是在全民開啟國民教育、智力教育和信息媒體發達的現代社會。

　　二戰以後，傳統的普遍的知識分子逐漸消失，向專門的知識分子轉變(福柯論斷)。傳統的普遍的知識分子自認為是真理、正義等普遍價值的代言人和攜帶者，是全人類的意識和良心，總是希望通過什麼普遍的、範例性的形式影響社會，在過去絕大多數人屬於知識的門外漢和底層階級，而希望聆聽到聖哲的啟迪聲音，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忽然之間，知識分子不再有什麼神話魅力了。這就是現代性下「知識分子平庸化」的現實。

　　毋庸置疑，現代是一個「權力式微」的時代，不僅僅是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特別是「知識的權力」或曰「真理的權力」，再沒有道統專制的市場。這是一個大眾民主佔領公共理性廣場的時代。

　　今天幾乎所有人都能獲得正式的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今天佔大多數的是「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語，指結合在經濟生產和專業技術行業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有機身份之知識分子)，人文-社科知識分子除了也是「有機人」之外，也是專業的社會科學家。如果他們脫離了專業貢獻來議政，未必有什麼優勢。在今天這麼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裡，知識分子僅僅只能作為全社會公共理性決策的被參考者之一出現。

　　顯然，至少，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為主持正義，想說服權威和大眾，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發表權威意見，你的說服武器也不再有效，你處理綜合性而複雜的社會問題之智識和能力並不比大眾更高明。保羅?約翰遜說出了十分嚴厲的大實話：「當知識分子站起來向我們說教的時候，我發現，公眾現在已經產生了某種懷疑，那些大學教師、作家和哲學家，他們或許是很優秀的，但在普通群眾中，一種懷疑的傾向正在日益增長：他們是否有權告訴我們應當如何立身行事?人們越來越相信，作為導師，或是作為榜樣，知識分子並不比古代的巫醫或牧師更聰明、更值得尊重。在街上隨便找十來個人，他們對道德和政治問題所提出的觀點，很可能與同一層面的知識分子至少一樣合乎情理。」(3)

　　在「道義擔當」光環下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來只是充當了統治者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合作夥伴，或者是擺出過度「批判性公民」的姿勢，擔當了社會輿論呼風喚雨的弄潮兒，作為社會心理浮躁的攪局角色，最大的問題是使這個社會越來越難以獲得共識和得到實證的人文-社科智識的公共理性。為了獲得影響力，「道義擔當」已經變成大而無當的政治權力。

　　所以，人文-社科知識分子需要自我祛魅來重新為自己定位。自我祛魅的前提是嚴格的自我反思，包括「道義」的具體定位和限制，「文人議政」的慣例，自我「政治關懷」的切入方式，自我的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專業水準與社會觀察、調查研究之經驗，還有韋伯最強調的「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自己究竟做得怎樣?舉例來說，就是人文學者津津樂道的「道義」之含義，也是人言人殊，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天性遺傳和直覺式判斷發出大義凜然的「道義擔當」，而非來自冷靜和深思熟慮的理性計算，人的理性常常是為自己的感情服務，先有了答案再去尋找合理解釋的證據。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正義之路》一書中說：有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人，可能的確是不同類型的人。人的道德思想並非是後天習得，更不是自己臨時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頭腦中固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決定的。(4)由此可見，讓某些人專權擔當道義實在很有思想專制主義危險。現代社會，最負責任的還是公共理性的民主之路。[page]

　　二、知識分子的本質

　　給知識分子道義擔當論祛魅，有必要給知識分子的本質來一個勾勒。讓我們先從美國的情況說起：

　　1929年-1933年世界大蕭條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崩潰，對作家和文人的打擊是異常慘重的，這由此引發了幾乎所有美國的作家、文人集體向左轉向，他們參加了一場大範圍的激進的運動，當時的文學評論家萊昂納爾?特里林把這股左派力量的出現看作是美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可以說它創造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具有這樣規模和影響的美國知識階級。雖有過觀點的總的變化，但主要是左派觀點成為這一階級存在的特徵。撇開觀點，30年代的政治傾向更決定了這一階級的風格——從激進主義中產生了道德緊迫感、危機意識、關懷人的拯救，正是這些標誌著美國知識分子的存在。」(5)

　　正是讀到約翰遜的這本名著，才使我突然意識到，西方的人文-社科知識分子，作為「作家左派」和「學院左派」，可以說是整個社會中政治正確性的核心人物，作為資本主義批判的代言人，他們規模巨大，佔據著輿論的主導傾向。知識分子本質上屬於左派。

　　很多中國留學生都熟悉，像加州伯克利分校之類的鼎鼎大名的大學，就是美國左派中心學校，其中的」學院左派「，也是社會輿論的代言人。美國左翼學術體系，是一個純粹批判現實的體系，他們確定了自我的本質身份：「社會和政治批判精英」。批判是他們的專務，不僅批判極權主義，更批判民主制度的資本主義，甚至批判市民社會。他們發現公民社會、NGO和社會運動裡面也充滿了喧嘩和騷動，資產者壟斷、專業精英、中產階級的自私維權和民粹衝動的混亂攪作一團，整個社會被冷漠和階層隔絕，黨派鬥爭破壞了民主制度的正常運作。—— 於是他們憤激地得出了否定性的結論，可惜他們永遠也找不到具體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只是為了批判而批判。

　　「學院左派」勢力存在的理由是，為整個社會維繫一種政治平衡，讓人們對政治權力和資本勢力始終保持一種警惕心理，維護多數人的價值地位。但是永遠站在批判性立場、寧左勿右只是為了獲得政治正確性，總是走向「預設真理」和激進主義，只是為了獲得道德優勢，可以得到社會下層多數人的擁戴，得到呼風喚雨的「真理的權力」，簡言之作為「代表身份」的成就感，進而產生對政治的影響力。只講同情代理和抽象正確，而喪失了社會實踐的操作價值，其負面作用是以民粹主義的思想扭曲了年輕人的思想，不斷製造出社會思潮的混亂和激進衝突。如果說民主制度失去了有效的建設性的話，甚至影響到左右兩黨純粹意氣之爭的局面，「學院左派」喪失了價值中立和責任倫理之抽象批判「功不可沒」。

　　是不是「嚴厲批判」和「否定性思維」才是知識分子的正確姿態呢?實際上怎樣的立場姿勢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恰當存在感呢?政治正確性是否已經嚴重過度了呢?在我看來，正是由於左派知識分子對自我本質的過度定性，他們的缺陷反而被暴露得淋漓盡致。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知識分子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他們實際上是不是值得信任的智慧一族?他們一直奉為圖騰的社會的良心和道義擔當責任，是否具有恰當的真實性?

　　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的傳統本質，我以為是：

　　1, 他們最大的本質特點，是相信自己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總規律和最終道德，因此他們以真理的擁有者自居，是「道義的代表」、「社會的良心」，是「道統的維護者」，潛意識裡有強烈的掌握「真理的權力」的意志力。

　　2, 他們相信思想的力量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相信可以用觀念、概念來改造世界和人。要用理性去建構、設計一個未來的理想藍圖和計劃，讓全社會的人都遵從它，由此邏輯往往走向社會主義和思想專制主義。用哈耶克的話說，他們是「建構理性主義者」或「唯理主義者」。

　　3, 他們是波普爾說的「本質主義者」，一生的目的是尋求意義。喜歡預設偏見，講大是大非，講原則性道理，講抽象概念，講對與錯。他們不是經驗主義者，脫離操作性實踐，用觀念和概念來思考，根據演繹法，首先得出定義，做出普遍性結論，從本質出發，去直接定性個別現象，拒絕中間漫長漸進之證偽、試錯過程和變化萬千的複雜現象;或者從個別例子上升到普遍結論，上綱上線。他們的邏輯是直線推理到本質的。

　　4, 他們神往並尋找平等和公正的結果，「平等」和「公正」是全社會最有感召力的概念，在這兩個理想中獲得道德權威的，就可以具有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因為社會不可能達到結果的公正和平等，所以知識分子會永遠是批判性的反對派。他們以精英的身份為底層爭取平等和公正，從而獲得與權力、暴力和權威對抗的資格，從而始終保證自我的社會精英地位，而滿足追求真理的高峰體驗。

　　5, 他們熱切地期望著行使思想的權力。將思想的權力轉化為政治的權力。他們是指導者和教化者，而自己是從來不實踐的。通過運動群眾，影響社會，達到追求真理的目的。馬恩列斯毛就是將二者互相轉化、融合而進行社會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師，將二者的權威互相借用以推行個人極權，實現其理想主義。[page]

　　6, 「道德文章」是他們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道德主義可以使他們總是佔據優勢高位，而文章是他們戰鬥的利器。他們習慣從道德上看待一切問題，習慣用文章作為戰鬥的工具。

　　7, 他們是強烈和豐富的感情主義者，易於激動，富有同情心，為了同情和公平而進行社會批判。

　　8, 他們的人格、個性與其主張的道德主義常常相反，他們總是高尚專制例外的自由主義者，浪漫任性，但他們都有堅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精神。實現理想才是他們的夢想。

　　概括這些「本質特點」似乎有些偏頗，但是鑒於嚴重的歷史教訓，反思和重新給知識分子定位，是不可或缺的。歷史給出的教訓是，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不僅是失敗的，而且總是造成災難。堅持知識分子應當是公共代表的薩義德也這樣反思：「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識分子無役不與;主要的反革命運動，知識分子也是無役不與。知識分子一直是運動的父母，當然也是子女，甚至是侄甥輩。」(6)

　　三、放棄「唯理主義」的道義擔當，做一個智識的中介者

　　從知識分子的左派本質裡面，可以發現他們精神世界裡有一種不可動搖的高尚的理性主義信仰，這正是他們自負地擔當道義的精神根源。哈耶克下面這段話非常重要：

　　「從笛卡爾到現在，這種形式的理性主義不僅破壞了傳統，而且聲稱純粹的理性可以根本不需要什麼中介就能直接滿足我們的慾望，並可以獨自創建一個嶄新的世界、一種新的道德，甚至新的純粹的語言。雖然這種理論顯然是錯誤的，但它還支配著大多數科學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以及文人學士的思維。」(7)

　　除了哈耶克反覆告誡警惕建構理性主義、波普爾批判本質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很多清醒的保守自由主義學者都反覆表示，知識分子給自己定位過高，已經成為人類動蕩盲目運動的主要原因。還是保羅?約翰遜說得更直接：

　　「在我們這個悲劇的世紀，千百萬無辜的生命犧牲於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計劃——最主要的教訓之一是提防知識分子，不但要把他們同權力槓桿隔離開來，而且當他們試圖集體提供勸告時，他們應當成為特別懷疑的對象。不要信任他們擁擠的隊伍中發出的公開聲明，他們對政治領袖和重要事件所作的判斷不要看得很認真，因為知識分子遠不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和沒有信仰的，他們的行為有某種固定的模式。他們形成團體，在他們贊成和高度評價的人所組成的集團中，他們是極端的信仰主義者，這使他們變得十分危險，因為他們製造輿論潮流和流行的正統思想，其本身常常導致非理性的和破壞性的行為。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8)

　　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法治的、言論思想自由的市場社會，全社會成員來共同擔當責任，要比只有一小部分「道德文章」的積極分子興風作浪有效得多。當每一個人為了維護自身正當權益而關心公共理性的事情，則不會再有一部分人以道德專制主義綁架全社會的激進事件發生。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不會同意政府隨意剝奪他們的財產權、工作權、信息權和在媒體上表達自由思想言論的權利。

　　1984年，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做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研究：他調查了284個專門以預測政治經濟趨勢為職業的政治學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們提出各種預測問題，他要求專家們對其中大多數問題，比如某個國家未來的政治自由狀況，提供出現三種可能性(保持現狀，加強或者減弱)的大致概率。這個研究做了二十年，一直等到當年預測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到2003年，泰特洛克總結了這些專家給出的答案，發現他們的總成績還不如索性把每個問題的三種可能性都均等地設為33%。也就是說，專家的預測水平還比不上直接拋硬幣。更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專家對自己專業領域的預測得分居然比在自己專業外的領域更差。(9)

　　這個研究結論並非表示從此不再需要人文-社科知識分子了。現代社會越是複雜，人類的社會行為、組織合作和心理性格等問題越是需要得到專業性強的分析解釋，包括借鑒自然科學實證法的證明，當然也需要理論創新和積累。這個研究只是告誡知識分子不要自負地做精神領袖和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最重要的是，這個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希望人人都為了自我的權益和開啟自我的智識(智慧和知識)，懂得互相合作探討共識問題，尋找人類社會具體的解決辦法。在這個方面，人文-社科知識分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擔當一個中介者。能夠做到一個合格的智識精英，才會具有有效得當的影響力。

　　本文只有一個中庸的結論：給大而無當的道義擔當祛魅之後，這個世界需要的是人文-社科知識分子學會韋伯式的「價值中立-責任倫理」之下的政治關懷，在具體問題方面，期待知識分子給出負責任的、可操作的、現象學的專業意見，不要擔當全天下的道義，卻要對自己研究的人性和社會問題有就事論事的擔當。不要再想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了，你們最佳的角色就是一個智識的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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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轉引自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P84

　　(2)《人類社會倫理與政治》，羅素文集，P428，王正平等譯，改革出版社，1996-9

　　(3)(5)(8)【英】保羅?約翰遜：《知識分子》，P469，P339 ，P470 ，楊正潤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9

　　(4)(9) 轉引自萬維鋼：《智識分子：做個複雜的現代人》，P55-57，P2，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2

　　(6) 【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P16，單德興譯，三聯書店，2002-4

　　(7)哈耶克： The Fatal Conceil，致命的誘惑，1988，London，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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