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理解的自由是：得符合了我定義的要求，才叫自由；還是一種妥協的、協商的自由。這兩種對自由理解的差異，是衝突的來源。我還是舉古代羅馬的故事為例，公元1世紀至2世紀，羅馬帝國主要的內部分裂威脅來自於猶太人，猶太人對自由的理解與羅馬式的理解就大相徑庭，猶太人認為一定要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政體，由祭司階層統治社會、完全以猶太教法來治理社會，這才叫我們的自由。我們一定要按這種方式來生活，猶太人才叫自由了，只要不是這種方式的生活，我們就叫受壓迫受奴役。

而羅馬式的自由是，只要你服從羅馬的法律、並且不反抗羅馬的權威。你的宗教活動、風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維持原樣。羅馬人所絕不能接受的一點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權政體，因為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共同體，一旦允許猶太人這樣做，其他的民族就會起而效仿，那樣能夠讓各民族都接受的法律、普遍適用的法律就瓦解了，帝國就會陷入分裂和混亂。羅馬在征服其他民族的過程中只有兩次干預宗教，一是高盧和不列顛地區的德魯伊教，取消了德魯伊祭司階層的特權，鎮壓了他們發動的反叛；另一個就是針對猶太教。因為這兩者都追求建立神權政體，會讓帝國統一連貫的法律瓦解。

而猶太教這種古代一神教就是死活理解不了這一點，理解不了羅馬人的這條底線，猶太人要的是我們自己定義的自由，只要羅馬的統治阻止了這一點，就是我們要反抗的對象；而羅馬所要維持的是一種妥協的自由。所謂妥協的自由，不是羅馬只要求猶太人妥協，而且是它自己也妥協。比如羅馬設立猶太行省以後，猶太教最高祭司的禮服是由羅馬總督保管的，作為羅馬征服者權威的象徵。每次舉行祭禮的時候，猶太大祭司都得去向羅馬總督借，用完了再交還。每次把禮服借出來猶太人還得舉行一個儀式，用七天時間來「清潔」禮服被異教徒保管沾染上去的「污穢」。每年雙方都要很正式地表演一套這個過場，羅馬的第二任皇帝Tiberius（提比略）一看，你把衣服借出來，又說放在羅馬人這兒是把它弄髒了，也就是仍然心裡不服羅馬的權威，何必每年互相噁心一番呢。乾脆把這個禮服交還給你們算了，免得每年搞這一出，彼此心裡都有一萬匹羊駝（草泥馬）在賓士。

另在司法方面，除了死刑要由總督核准，剩下的案件都可以交給猶太人自己去按猶太教法去裁決，甚至在猶太人最多的敘利亞行省還專門發行了一種沒有皇帝頭像的貨幣（因為猶太激進主義者把硬幣上的人像也當成偶像崇拜）所有這些方面羅馬統治者都可以妥協、都可以包容，就一條底線，猶太人不能搞神權政體。可猶太激進主義者也就一根筋，必須我們定義的自由無妥協的實現了，我們才叫自由了，差了一點我們都叫受奴役，所以在羅馬統治一百多年後最終還是爆發了猶太起義，公元132年的猶太爆動被圖拉真皇帝鎮壓之後，全部猶太人被驅趕出耶路撒冷，猶太民族經過了兩千餘年的大流浪終於學會了在保持自己的傳統、與和別的民族共存之間找到妥協之道。

而穆斯林生活在西方社會，其實和當年猶太人生活在羅馬帝國的面臨的問題其實是一致的，就是你不再是生活在一個單一信仰的人群構成的社會，而是要融入一個觀念有巨大差異的共識群體，融入一個共識社會必須有妥協。每個人享受的自由不是你自己定義的自由，而是人們通過妥協，達成了共識的自由。

這裡順帶要說到宗教世俗化的問題，這個說法其實有重大的誤導，宗教就是以天國為目標的，它世俗化了，大家都過俗人的生活去了，也就沒有宗教了。不是宗教世俗化，而是公共生活世俗化，說白了也就是政治世俗化。世俗化的意思是宗教信仰是個人生活的事，得從公共生活里退出去。具體地說就是兩條底線：公共教育和司法，宗教得退出去。國家的公共教育可以介紹宗教知識、宗教歷史，但是不能變成傳教活動。同時司法不能按宗教教規作為審判依據，得按世俗的民法、刑法來判。在立法和行政上也不以宗教信仰畫線，不能說基督教徒就要多徵稅、穆斯林就不準擔任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這是我們講的「世俗化」，也就是政教分離。但是最關鍵的就是教育和司法，這是宗教掌控社會的兩條最重要的韁繩，宗教需要退出去。

所以在這一點上西亞、中東一些穆斯林國家還沒有很好實現世俗化，我們也會發現，那些來自於公共生活世俗化比較好的國家的穆斯林，來到西方以後也能比較好的融入這個「共識社會」，文化衝突也比較少。所以再強調一遍，世俗化不是宗教世俗化，你繼續堅信真主至大沒有問題，世俗化的關鍵是公共生活世俗化，這一點做得好，不管你是穆斯林還是別的宗教信徒，都能理解什麼叫妥協的自由。

世俗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宗教教徒之間的絕對權利平等，比如如果穆斯林有自己改建廁所的權利，那麼華人也有用餐配置筷子的權利。穆斯林可以在隨意興建清真寺，那麼天主教堂也應該在清真區域毗鄰而居。不允許以色列人隨意炮轟巴勒斯坦，那麼也絕對不能允許沙特皇室在國家內部的敵視言辭。做不到這一點，根本就沒有絕對的政治正確，西方所謂的政治正確，無非就是縱容少數派奴役多數派的可恥行徑。

秉持著「白左」思潮的人，其實這個問題的由來我把它區分為兩段，冷戰結束前和結束後。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歐洲也引進中東和北非的勞工，也有穆斯林裔的移民，那個時代沒有產生嚴重的文化衝突和社會割裂。主要造成問題的是冷戰結束後這20多年「政治正確」的發展，因為這20多年是西方直接干預伊斯蘭文化圈的20年，從波斯灣戰爭開始，到911?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軍事干預利比亞、敘利亞內戰、遍及全球的反恐行動，使得西方國家捲入了複雜的宗教衝突、民族衝突和教派衝突。這二十年歐美社會的風氣我用三句話簡單地總結，叫：一面倒的媒體、軟弱的政客、和充滿負罪感的民眾。一面倒的媒體是指傳媒對上面講的這一系列軍事行動幾乎是一面倒的批判，譴責這些行動既自私自利、又愚蠢、又有許多傷天害理的黑幕；軟弱的政客是指這二十年西方缺少強人，政客面對輿論的討伐聲浪首鼠兩端，雖然意識到反恐軍事行動是必要的，可行動上又畏首畏尾，經常是事情做一半、留一半，反而帶來了更惡劣的後續發展，催生了伊斯蘭國這樣的極端組織。充滿負罪感的民眾，是指在大眾媒體的影響下，歐美民眾中當很多人也覺得自己對中東的苦難負有責任，為自己的國家感到羞愧、覺得自己有贖罪義務，這也推動了接納難民意見的形成。那位敘利亞三歲小男孩死於逃難途中，伏屍海灘的照片，引得歐洲人同情心大爆棚、也是負罪感大爆棚，為難民的大舉湧入張開了雙臂。

當然我是從自己的觀察出發很粗略的總結，可能有的朋友有另外的觀察，並不贊成，希望咱們暢所欲言，集思廣益。

總之其結果是，歐美社會在接納難民這個問題上喪失了應有的平衡感，同情心爆棚低估了現實問題的複雜性。我在德國的大學同學告訴我，有的人是同時在歐洲幾個國家申請難民，有成功在幾個國家拿難民金的案例，以至於他的收入還高於一份中等的全職工作。還有來加拿大的中東難民帶著幾個老婆的，文件上當然只能有一個太太，剩下的三個老婆里，一個以親屬的身份帶來加拿大；剩下兩個先留在老家，以後想辦法辦過來，或者等不及她們自己改嫁。這種故事太多，每個在海外生活的華人都聽了一堆，就不一一列舉了。意思是你一衝動打開大門，面對的是文化風俗很難和你建立共識的人群，後面發生的事你就很難控制了。那你這個社會的原有生活方式就會受到很大衝擊。

從這個角度講，政治正確是一種簡單、幼稚又情緒化的表現。它的壞處在於喪失了基於現實的平衡感，可這種政治正確的風氣高漲又是有由來的，長期媒體的一面倒觀點，讓歐美民眾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災難有強烈的負罪感，以至於偏離了保持自己社會規則連貫一致的冷靜。

伊斯蘭教在千年以前，追著西方的屁股打，如今被反客為主，內心的壓抑是有的，所以主張回歸傳統，在傳統中自我陶醉，這樣的內心我們深深理解，就好像我們近代開篇，被西方的船堅炮利嚇壞之後，很多老學究也反對「以夷變夏」一樣。但是務實的我們，迅速洋務運動，將中國逐步邁向了世俗化，可惜伊斯蘭世界，根深蒂固的宗教觀念和好逸惡勞的沙特王室，將伊斯蘭教固化到今天這個地步，催生了原教旨主義的溫床，讓伊斯蘭教更加反動落後。我今天最重點想說的觀點是：伊斯蘭教和世界文明的衝突，關鍵一點是對自由的理解，自己定義的自由不是自由、妥協的自由才是真正自由。不是宗教世俗化，是公共生活世俗化。

————2019年4月20日晨於澳洲忘言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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