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毫不吝嗇地彰顯了民主政體的豐功偉績，也從未掩蓋民主政體下的政治衰敗。20世紀下半葉，世界給民主寫盡了「讚美詩」，而21世紀以來，民主國家卻開始普遍遭遇治理危機，甚至陷入政治衰敗。2014年3月1日，一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文章——《民主政體出了什麼問題？》（以下簡稱《問題》），引發人們對民主國家政治衰敗的廣泛關注。文章指出，「1980—2000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來，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民主的問題已經沒法用簡單的數字來呈現，許多名義上的民主國家已經滑向專制政權，民主只剩選舉這一外在形式……那些本應為新民主國家提供範例的制度已開始顯得過時和功能失調……美國成了政局僵化的代名詞……歐洲則民主赤字」。

近年來，老牌民主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在當下遭遇了共時性危機。一方面，分離主義持續耗散著國家權力與資源，危及國家統一。英國不僅長期未能解決北愛爾蘭和蘇格蘭問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儘管2014年9月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以保持英國統一收場，但國家認同問題仍然存在。西班牙長期無法有效重建國家認同，根據2014年11月9日加泰羅尼亞地區「非正式獨立公投」的計票結果，200多萬投票者中有超過八成人士支持獨立；而最新消息顯示，加泰羅尼亞大區主席普德摩（Carles Puigdemont）宣稱，無論西班牙政府同意與否，加泰羅尼亞將於2017年9月舉行獨立公投。2016年8月，烏克蘭「大張旗鼓」地舉行了獨立25周年閱兵，但這無法掩蓋其正在上演的國家分裂。2014年3月，克里米亞公投獨立並加入俄羅斯；4月，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宣布獨立；5月，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州相繼公投並宣布獨立。在泰國南部，沉睡的激進民族分離主義被重新喚醒，據泰國國內安全作戰指揮部（ISOC）統計，自2004年至2013年近十年中，泰南地區因爆炸、槍擊和綁架等暴力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已近6000人，受傷人數近106000人。

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績效降低，政治秩序堪憂。在過去兩年，美國因過度陷於黨爭而兩次處於欠債邊緣，集團鬥爭侵擾著立法，選舉政治異變為金錢政治，資本「崇拜」侵蝕憲政根基，「政治僵局」逐漸成美國政治的代名詞。歐洲諸國一度深陷歐元危機，遭遇全球化背景下的福利國家困境（實際上意味著更深層次的國家分配系統障礙），「民主赤字」延續而相應產生的歐盟議會卻回天乏術。印度、墨西哥、菲律賓屢見不鮮的惡性犯罪與眾多突出的社會問題早已使其國家治理難稱有效。在孟加拉國和柬埔寨，大選並未建立國家共識、穩定社會秩序，反而遭遇黨派對抗，甚至上演持續不斷的暴力衝突。在信奉佛教的泰國，被西方民主理論稱為積極力量的中產階級，卻持續衝擊國家秩序、撕裂社會。2014年5月22日，軍方再次接管政權，泰國遭遇1932年以來第19次軍事政變。

顯然，政治衰敗嚴重阻礙國家發展，並對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如何應對政治衰敗，對於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然而，關於政治衰敗的既有研究卻並不令人滿意，不但沒能形成獨立的系統性理論，而且還處在某些流行範式的束縛之中。《問題》一文對民主國家政治危機的分析就是這一理論現狀的具體表現，儘管它也致力於反思民主並追問其「病根」，但卻因為固有觀念的偏差和既有理論的羈絆而未能辨清現象背後的本質。實際上，隱藏在這類分析背後的主導性觀念是，無論「民主國家」成功或失敗，「民主本身都是毋庸置疑的（當然是西方民主制度）」。基於此，「民主國家」的政治衰敗在本質上被認為是由民主退化或民主崩潰導致的，要扭轉這一局勢則須鞏固民主並推進民主深化，《問題》一文以「擺正民主」的論述收尾便是對這一觀點的強化。

這種固有觀念的形成既源自西方學者的文化自覺，更少不了理論話語的建構與塑造，立此「大功」者當屬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興起而至今仍在比較政治學中佔據主流地位的民主化範式。該範式的基本假設是：首先，西式民主化被視作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經之路，唯此才能通向最終的「善」，這個終極善即為西方民主政體；其次，以「專制—民主」這一政體類型二分法為基礎，民主化過程即為從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型和過渡；再次，專制統治倒台後必然意味著向民主轉型，只要踐行民主化路徑就能建立民主政體。然而，如果跳出上述理論與觀念，客觀考察歷史與現實，則不難發現其基本假設中所潛藏的認識偏差，甚至認識論缺陷。

其一，認知「失真」，以偏概全，對歷史進行「選擇性遺忘」。民主國家是21世紀以來才遭遇政治危機的嗎？歷史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就政體變遷而言，除了為人熟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其回潮的眾多案例以外，19世紀的法國、瑞士以及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蘭、奧地利等歐洲發達國家都遭遇過民主崩潰。若從治理績效的角度看，民主崩潰實則表明民主政體並沒能在有限的時空範圍內避免政治衰敗的發生。基於這樣的歷史事實，人們的追問應為「究竟是民主崩潰導致了政治衰敗，還是西式民主化或民主政體未能阻止政治衰敗而間接引發政體崩潰，甚或它們在一定條件下成為了政治衰敗的導因」？然而，民主政體仰仗其在西方國家發展史中創造過的輝煌以及民主政體對人類社會普遍價值的絕對壟斷，成為了「光環政體」並風靡了20世紀，意識形態式的「政體之爭」強化了人們眼前的短歷史，卻對看似「漸行漸遠」的長歷史「選擇性遺忘」，喪失了理性思考力。以至於像查爾斯·蒂利這樣具有卓越洞見的優秀學者也身陷於民主化理論的線性歷史觀之中，只能從歷史事實中看到「民主一直是不穩定的和可逆的統治形式」，然後把研究限定在對「去民主化」政治過程的系統性分析。從技術上講，蒂利的這項研究當然是出色並堪稱經典的，但他依舊先驗地認為「去民主化會導致政治衰敗」，那麼其延伸邏輯必然是「民主化將避免政治衰敗並帶來政治發展」。立基於這種認知而產生的研究成果，可能難以找准當下「民主國家」罹患政治衰敗的癥結所在，甚至還會阻礙人們對民主進程進行客觀認識，進而嚴重影響人們對現實政治的判斷。

其二，認知「褊狹」，掩蓋了現實的複雜性。顯而易見，將政治體制分為民主與專制的二分法是對現實狀況的過分簡化，而建立在二分法基礎上的民主化理論——從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型和過渡——也有簡化、目的論導向以及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嫌疑。這種一元二分的政體分類所引發的直接質疑就是關於「新興民主國家」這一概念的固有指稱問題。民主化過程一定能建立民主政體？混合型政體理論對此提出了挑戰，認為某些所謂的「新興民主國家」只不過移植了一些「看起來民主」的制度（如選舉制度、代議制度等），但事實上仍然維繫著威權統治，它們建立的不是民主政體，而是混合型政體。可見，發展中國家的複雜性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挖掘。

其三，認知「僵化」，抹殺了未來的多樣性。假設人類社會對於普遍價值是有共識的，那麼現實的複雜性表現為歷史上實現該價值理念的成功經驗未必能成為有效處理現實的普遍經驗，比如曾在20世紀政治史上取得豐功偉績的西方現代民主在向非西方國家的推廣中遭遇各種挫折，甚至21世紀以來老牌民主國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政治衰敗。未來的多樣性表現為實現人類社會普遍價值的途徑與形式可能是多樣而非單一的，儘管這種多樣性可能還未在歷史中出現，但視野應該是開放的，這意味著西式民主政體只不過是可供實踐的政體類型（制度形式）之一，並不一定是實現「善治」的唯一途徑。更值得反思的是，西式民主政體不僅在歷史中沒能避免政治衰敗發生，現實中則更是如此。因此，執意堅持「只有（西式）民主政體才能實現政治發展，但凡發生政治衰敗都是因為（西式）民主程度不夠」這種解釋無疑是「僵化」的，應該對此類觀點進行深入反思，並探索新的可能。

試問，存在這種認識論缺陷的理論範式又如何能夠正確揭示政治現象背後的本質？因此，我們應該對簡單套用民主化範式來認識複雜歷史政治過程的研究路徑保持審慎。在不同的場域中，實現普遍價值的政體形式與具體制度安排可能是不同的，僅以簡單的邏輯來處理現實政治一定會忽略歷史經驗的複雜性，從而陷入政治危機。應該看到，西式民主作為一種政體類型，在治理績效上乃是「是非功過集於一身」的，絕非「頭頂光環的神聖政體」，因而在展開學術研究前應該先將「民主政體」、「民主化過程」請下「神壇」，把它們還原為去價值化的政體類型和政治過程加以研究。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政黨研究所、上海社科創新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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