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現代性：近代中西醫論爭的文化表徵
傳統與現代性：近代中西醫論爭的文化表徵
郝先中
摘要：從文化接觸的視角來看，近代以來中西醫之間的論爭與對立，無疑是中西兩種文化體系及話語場域之間的衝突。這場論爭實質上是中國文化近代化運動在醫學領域的反映，烘托出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道景觀。五四時期的歐化思潮與反傳統主義為中西醫論爭埋下了思想根苗，而轉型時期傳統與現代化的衝突構成了中西醫論爭的文化表徵。歷史表明，對抗與排拒無濟於事，多元與共生才是合理的發展路徑，而豁達與從容或許是中國醫學走向未來最為舒展的文化姿態。
關鍵詞：中醫；西醫；傳統文化；現代性；中西醫論爭；
中西醫學的百年流變，在中國近代史上算不上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也構不成奪目耀眼的篇章。但作為一門關涉國計民生的應用技藝，醫學卻與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息息相關，且學術構架腳踏義理與實用兩端，醫學既有工具性淺層文化的特點，也包含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深層文化的內涵，誠如熊月之先生所言：「西醫最得西方古典科學重具體、講實證的精神，中醫最得中國傳統文化重整體、講聯繫的神韻，如果在各種學科中，舉出最能體現中西文化特徵的一種，我以為醫學最為合適。」[[1]]（p710）可以說，中西醫學的命運恰似一面巨大的文化透鏡，聚斂著百年來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民族主義情緒與科學思潮等各種衝突與張力。從這個意義著眼，醫學無疑可為活生生的文化標本，而中西醫學的扞格與匯通，實質上就是兩種文明與文化的衝突與融合。這一特性決定了中西醫學的論爭極易跳出單純的學理之爭，跨出醫學界而拓展到文化、社會甚至政治領域。因此，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中西醫論爭問題，或許可以找到一個揭示中國傳統文化命運的解剖標本。
一、中西醫論爭：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道景觀
近代中西醫論爭始發於清末民初，國學大師俞樾提出《廢醫論》，構成廢止中醫思想之濫觴。民初後廢醫論者漸多，1916年余雲岫著《靈素商兌》，提出廢止中醫，非偶發之論，有深厚的思想淵源，幾年後杜亞泉、惲鐵樵等出面應戰，開中西醫學術正面論戰之先河。1925年，中醫界再次請准中醫加入學系，中西醫之爭捲入國家層面；同年，上海醫師公會創立，廢止中醫之營壘開始形成，於是中西論戰了無虛日。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肇建，政府設衛生部，權柄為西化派所握，中西醫之間形同冰炭。中醫甚至被激進派視為全盤西化的最後障礙，他們不惜以「規劃現代化的衛生工作」為名，動用政府行為立法干預，意欲廢止中醫，開闢了五四以來以政治法權解決文化論爭的先例，中醫的命運問題第一次被提到現實層面，中西醫衝突驟然升級。1929年廢止中醫案出台，由此引發全國性大抗爭，雙方劍拔弩張，勢如洪水，不復可遏。這場混戰持續近10年因抗戰而擱止，其間，醫界、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公眾糾纏其中，集會、請願、抗爭、論戰此伏彼起，此為近代中西醫論爭的主要過程。
近代中國醫學格局的演變，是在複雜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中國文化在近代的發展，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下，經歷了特殊的分化與裂變過程，在衝突中形成了新的文化特色。在民族危機日趨深重的近代社會，「文化救亡」一直是進步知識分子們孜孜以求的主題之一，他們急於找到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尋求救國強民之道，開始把目光投向給自己帶來創傷的西方世界，豈料，這個相對陌生的世界讓他們眼花繚亂，不少人開始對傳統的舊學體系進行檢討和反思，對比中西文化的優劣，致力於從西方文化中求索富強之術，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批判。經由維新變法和清末新政，這些思想上的尋求與探索、批判與更新不斷升華，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了高潮。
儘管長期以來中國人形成了「天朝大國」的意識，其特有的文化優越感驅使著人們曆數國學之長，但近代中國遭受的恥辱和嚴峻的現實還是迫使中國走上「師夷長技」、「采西學」的道路，由最初器物層面的效法到政治層面的套用，再到對西方民主、科學精神的推崇。一部分思想文化界人士從認為中學不如西學發展到中學全部不如西學；從認為西學只是在枝葉上優於中學，發展到認為西學在根本上優於中學。在這些討論中，出現了推崇西學、鄙夷中學、主張興西破中的全盤西化思潮，體現在醫學領域就是廢止中醫論。由於西醫理論是建立在比較嚴密的觀察和實驗基礎上的實證性理論，容易使人信服，相反，中醫理論建立在中國古代自然哲學之上，有很大的思辨性、猜測性和模糊性。中醫理論的這些特點容易使人肯定西醫而否定中醫，做出西是中非的判斷。正是這樣一鍋異質醫學理論交織所形成的「夾生飯」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對決，為近代中西醫的大規模論戰埋下了伏筆。
醫學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始終受著整個文化體系的制約。中西醫衝突自然是自晚清以來中西文化衝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兩種體制、兩種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蕩、紛爭與對話的一個側面。在這樣中西不同視野的交匯中，作為傳統文化的中醫始終是被動的，是被剝奪了話語權之後的有關話語權的爭奪。正因為中醫與傳統文化的關係過於密切，所以當傳統文化發生動蕩時，中醫的被動局面就無可避免。也正因為二者的密切關係，在對傳統文化的懷疑、反思過程中，中醫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同樣的質疑與反思。
社會和文化變遷的歷史趨勢牢牢地左右著中國傳統醫學變遷的走向。「覆巢之下，豈有完卵」，20世紀初的中國醫學恰恰穿行於文化激進與文化守成的漩渦之中。在整個中學都遭到抨擊、破壞，整個西學都受到推崇、提倡的全盤西化的思想氛圍中，中醫學不可能不遭到衝擊，醫學界的歐化思潮是中國近代醫學發展史上必然的伴隨現象，也是中國近代社會歐化思潮的必然組成部分。最先主張引進西方醫學和批判中醫之弊端的本為中醫界人士，而且後來的中醫界內部也逐漸形成一股勢力強大的歐化勢力，這足以證明歐化是中國醫學近代化歷程中不可避免的趨勢，而西醫人士中主張全面廢止中醫的言行則是極端的歐化論，它的產生和盛行更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淵源。
二、罵中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話語場
今天，我們討論中醫在近代的歷史命運時，根本無法繞開「五四」。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派生的歐化思潮、反傳統主義對傳統中醫的命運產生過不可估量的影響。在「五四」激進主義思潮的沖刷下，深受西方科學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習慣於採用以西例中的方式，對中醫理論大加批判和否定，幾乎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其後的東西文化優劣之爭導致中西醫矛盾的進一步加劇，中醫甚至被海歸派視為被置於弱勢文化的行列，倍受打壓，幾乎淪落到了「失語」的境地。一時間，享有幾千年歷史榮光的中醫學，一下子被推上了文化批判的公堂，成為激進主義者聲討的對象，被指責、攻擊甚至謾罵，「罵中醫」一時成為歐化知識分子們的一項飯後運動。
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極力呼喚民主與科學，聲討專制與蒙昧，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鞭撻的同時，將中醫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其批判中醫的標準就是西醫。他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中說：「（中）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結構，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2]]（p9）
胡適雖然沒有強烈而過火的批判中醫的言辭，也沒有直接介入之後的中西醫論戰，但他是個西化思想很濃的現代學者，自稱是「信奉西醫的人」，並且支持他的友人批評中醫。可以說，他對中醫的態度總體上是持否定態度的。他明確指出過，現代醫學只能在西方文化背景上產生，「我們現在尊為『國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3]]（p2），他甚至斷言中醫還處在西洋文化的巫術時代。
丁文江是「五四」時期思想界極端排斥中醫的代表人物。這位被胡適認為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4]]（p2）對中醫憎惡和貶斥幾乎到了極端。他「信仰新醫學」，「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5]]（p62）據陳伯庄回憶，「有一次論到中醫，我堅持中藥具有實驗效用，在君（文江――引者）極不耐煩 。我說，『假如你到窮鄉僻壤考探地質，忽然病了，當地無一西醫，更無西藥，你會讓中醫診治你嗎？』他斷言回答說：『不！不！科學家不得毀其信仰的節操，寧死不吃中藥不看中醫。」[[6]]（p67）丁文江曾有一首「壽高夢旦聯」：「爬山、吃肉、罵中醫，年老心不老；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7]]自然，這是一首謔聯，不能作為歷史文獻去解讀。但作為一種思想的表徵，「罵中醫」的背後暗含著「五四」激進主義知識分子對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
在魯迅、周作人、傅斯年、郭沫若等人的著作里，都有很多批判傳統中醫的辛辣文字。至於說堅決不看中醫的，絕非丁文江一人。郭沫若就直言不諱地說：「對於舊醫術的一切陰陽五行，類似巫神夢囈的理論，卻是極端憎恨，極端反對的。」「中醫和我沒緣，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 [8]]（p492）傅斯年也說：「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9]]顯然，在傅斯年等人的意識中，新學與舊知是格格不入的。魯迅貶低中醫，是眾所周知的。從1918年《狂人日記》到1936年《花邊文學·讀書忌》為止，18年內所寫的大量著作中貶低中醫的章節至少有40多處，最經典的一句要數「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10]]（p128）同樣留學日本的周作人甚至認為中國「成千上萬的中醫實在不是現代意義的醫生，全然是行醫的玄學家。」[[11]]（p93）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這種以西方科學文化來比照中國科技與傳統文化、以西醫來比較中醫的方法在當時留洋派中幾乎成為一種定式，有的甚至將此作為判斷一種學術「正當與合法」的黃金標準。在五四以來所形成的以科學為準繩的話語體系中，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孰優孰劣不言自明。中學即是舊學，國粹就是垃圾。新舊的差距，就是進步與倒退、科學與迷信的差距。所謂中學、國故、經典、中醫，全被歸入舊的、倒退的、迷信的、必須拋棄的範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建立的話語霸權之下，帶「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話語便是科學。[[12]]
在這種思想氛圍下，中西醫被強行地推到了「新與舊」的語境中。傳統中醫的守衛者當然不會束手就擒，反映在醫學界，就是一場沸沸揚揚的圍繞「中西」、「新舊」名稱問題的筆墨官司，中西醫雙方互賜惡謚，西醫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為新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新舊之爭」、進步與落後之爭；而中醫自稱為國醫，不承認西醫是新醫，稱之為西醫甚至洋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中西之爭」。一時間，「新」、「舊」、「國」、「西」成為中西醫對攻戰中相互殺傷對方的飛彈，如果說中醫界對西醫的攻擊缺乏冷靜和客觀的話，西醫界激進人士對中醫的批評則更近於苛刻和羞辱，雙方譏諷謾罵之言日趨激烈。而「整個進程是以西醫的主動進攻而中醫防守反擊為特徵」[[13]]。
這場名稱之爭暗含了中西醫衝突的思想史內涵，近代以來，在中西文化的對峙中，隨著中學的節節敗退，不經意間，從原先的華夷之爭演變為中西之爭，最後又變成了新舊之爭。透過單純的鬥爭形式的演變，可以看到，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此消彼長，從「華夷」語境中對西方文化的鄙薄，發展到「中西」語境中雙方的對等，再到「新舊」語境中雙方地位的倒置，其中包含了進化論意義的肯定和否定。
這場知識界對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問題的激烈爭論，進一步導致了「中醫和西醫之間的對峙升級，大量讚揚西醫的文章見諸於報章雜誌，同時，偶有社論主張廢棄中醫。」[[14]]（p32）不可忽視的是，整個過程從一開始就是西醫主動進攻，而中醫處於守勢。
1923年的「科玄之爭」，實際上是「五四」思想啟蒙運動和東西文化論戰的繼續。吸引了幾乎中國全數的知識精英參與其中，儘管參加討論的人數、派別頗多，觀點各異，討論的範圍極廣，涉及古今中外諸多思想流派，但討論的焦點還是集中在科學是什麼與科學的功能（即科學與人生觀及中國文化的關係）這兩個問題上。而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則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對科學和科學精神的理解。在這場論戰中，雖然沒有形成最終的理性結論，但就陣容、氣勢與說理的知識性、邏輯性而言科學派佔據絕對上風。科學派堅信：「科學之權威是萬能的，方能使玄學鬼無路可走，無縫可鑽。」[[15]]（p40）這種論戰的格局直接影響到知識界對作為傳統文化支脈的中醫學的立場與姿態。可以說，這種感染力一直影響到後來中央衛生行政的決策者，並為他們確定「廢止中醫」或「廢醫存葯」的政綱提供了思想和輿論依託。醫學被貼上「玄學」、「舊學」的標籤，背上了「玄學鬼」的罵名。
中醫是否科學甚至有無存在的必要，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反覆辯論的話題。顯然，這些在五四時期出爐的思想和言論有著巨大的歷史影響與學術影響。或許可以說，民國時期大規模的中西醫論爭，在五四時期就埋下了思想的根苗，因為思想界的導向對歷史的影響往往是關鍵性的。
三、傳統與現代性：中西醫衝突之文化表徵
清末民初，中國人對現代性的渴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此時的反傳統主義和歐化思潮，體現了社會轉型時期中傳統與現代化的衝突，其本質則是渴求現代化的焦慮，即在國家現代化受挫的時刻，追問現代化困難的文化因由。因此，這種文化反思和追問儘管包含有大量偏頗性、片面性的內容，但無疑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對這一進程進行反思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部分知識分子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公眾在這一進程中的情緒體現。他們運用的理論依據，是西方的進化、競爭、民主、科學、平等、個性、實用等文化觀念，由此顯示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重要的歷史內容。它蘊含對傳統的掙脫，對現代化的追求與憧憬。
眾所周知，中醫是中國傳統科學與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極強的傳統性。中醫有著與其他傳統科學不同的命運。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逐步深入，中國古代的天文學、數學、生物學等傳統科學先後被近代科學所取代而成為歷史，惟有中醫一枝獨秀，非但沒有被西醫淘汰，而且至今還保持著一定的生命力，這一特有的現象被稱為「科學史上的一個奇蹟」。
中醫藥學自成體系，在十六世紀以前，一直處於世界的領先水平。此後西方醫學藉助於其他自然科學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先進的科學技術使西醫煥然一新。從經驗醫學階段發展到實驗醫學階段進而形成現代醫學，並以快速的方式發展，進入20世紀以來，現代醫學已經成為中國醫學界的主流。中醫學的危機悄然而至，從此面臨實現現代化的抉擇，因為如果不用現代科學知識去整理髮展中醫，就不會有任何重大變革的希望，也只能停留在經驗醫學水平上。中醫藥學要真正的發展，必須走用現代科學武裝起來，用現代科學技術（包括現代醫學）加以整理、提高、發展的道路。儘管中醫也在發展，但由於速度較慢，與現代醫學的差距越來越大。傳統中醫面臨革新與發展的選擇，這是擺在中醫界面前的一個嚴峻的現實，這無疑是一場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矛盾與衝突。
矛盾由此凸現，因為中西醫的碰撞會讓很多人擔心一個問題：在中醫革新的道路上，在與西方醫學的交融中，中醫藥一旦現代化以後，中醫傳統會喪失嗎？中醫的特點會淹滅嗎？中醫還有屬於自己的陣地嗎？這些困惑久久不能消散，至今仍令人難以釋懷。對立的觀點自始至終都存在著，一種觀點認為：「一國固有其特具性之固有文化，保存其固有文化，庶不失其民族之特有精神。」另一種「新興者則毫不懷疑，全加接受，」折衷的觀點是：「西醫有科學之根據，實無攻擊之餘地，而中醫有數千年歷史，不能不有部分之價值，吾人應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合者存之，誤者去之，將新舊醫學，形成混一，創造我國之新醫學。」[[16]]（p48～49）又要現代化，又害怕失去傳統與個性，反映了大部分處於社會變革前沿人士的真實心態。
「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以及廢止和反廢止的鬥爭相始相終。當請願、抗爭運動此起彼伏之際，恰逢民國政府面臨內外交困的多事之秋，政權的穩定和統治地位的挽救成為當務之急，政府不願因為中醫的存亡問題而擾亂政局，息事寧人的策略成為上乘之舉。從政策層面上，政府設立國醫館，從立法層面上也對中醫逐漸讓步，先是於1931年將《醫師暫行條例》修改成《西醫條例》，繼之於1936年公布《中醫條例》，中醫由「醫士」改為「醫師」。1943年，國民參政會通過孔庚等人提出中西醫待遇平等的議案，同年立法院接納中醫界請願，將《西醫條例》和《中醫條例》合併為《醫師法》，中、西醫統稱為「醫師」。從此，傳統中醫學被認為與現代醫學永遠地分了家。
事實上，中醫藥界關於中醫科學化的呼聲和行動從未間斷，但實際收效卻未盡人意。我們注意到，在中醫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由於受唯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所謂中醫現代化基本形成了一種「以西解中」的研究方式，用西醫學的方法和標準作為唯一的尺度來要求和衡量中醫，造成了符合西醫標準的便是「科學的」，否則就是「非科學的」。由於中醫學的人文內容和人文方法不符合西醫的標準，因此在中醫現代化過程中，中醫的人文文化被拋棄了，中醫的人文精神被消解了，中醫學成了現代科學和現代醫學驗證和改造的對象。脫離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中醫現代化的結果就只有一個，那就是西醫化。因此，在許多人看來，科學主義在中醫現代化過程中是乏力的，提出科學主義應從這一領域退卻。
我們認為，將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截然對立起來是無益的，中醫的現代化並不等於中醫科學化，中醫科學化的確需要高揚科學主義大旗，但中醫現代化不僅僅是強調中醫學能夠科學化的部分的現代化，同時也包括有關人文內容部分的現代化。換句話說，中醫現代化不僅是中醫科學文化的現代化，同時也應該是中醫人文文化的現代化。中醫學具有深厚的人文傳統和人文精神，「醫乃仁術」便是這種精神的高度概括，所以中醫現代化過程中應堅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有機統一。中醫現代化首先是中醫科學文化的現代化，在中醫現代化的嘗試中，必須弘揚求實、求真、懷疑、批判、創新和奉獻的科學精神。中醫學研究對象是人，這是中醫現代化過程中人文精神復歸的一個重要前提。人除了具有自然屬性，還具有社會文化屬性。單純的生物醫學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現代醫學模式已轉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主張從更廣闊的社會心理文化背景去認識人體健康和疾病。仁者愛人，人道主義的愛心和濟世精神是仁的內核。在醫學領域，「仁」是通過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精湛的醫療技術，即「術」來具體體現的。發掘和弘揚「醫乃仁術」的科學精神及人文精神，結合時代精神予以提高，是中醫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同時對於克服當前醫學技術主義和醫學科學主義的弊端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四、 豁達與從容：走向未來的文化姿態
今天，我們在總結近代中西醫論爭的歷史教訓時不難發現，廢止中醫案的最終失敗，主要還是失之於西化派余雲岫等人的「浮躁」，缺乏全國通盤的考慮，同時，也確實低估了中醫和民間學術的反彈力，所以，提案一出，無異於捅了馬蜂窩，結果不言自明。而在程序和手段上，西化派則過於迷信和依賴政府的權威，忽視了社會公眾的話語權及諸多制約力量。其實，在商業社會中，改革的真正動力在於社會公眾，比如廣大消費者，而不是政府這樣的權力機構，更何況，西醫作為外來文化的一部分，本身也不具備考評和衡量中醫的權威，試圖通過權力機構實施強行限制，自然無法服眾，遭到猛烈回擊也在情理之中，結果也顯而易見。
這次中醫廢止之爭也揭示了這樣一個社會法則：在醫學改革的路徑選擇上，作為現代國家制度的政府行政部門，其實也不具有絕對的權力掌握國家的醫療衛生方向，無法凌駕於社會消費群體之上。欲效仿日本，採取行政措施自上而下地強行「廢止中醫」，自然不能奏效。今天看來其實很簡單，政府要做的，完全可以在充分尊重社會意願的基礎上，提倡和建立社會統一的商業法則，實行優勝劣汰。因為正當而可行的改革，不僅僅是針對社會公眾，最重要的是社會效率的提高，政府手中的權力實際上來自於公權。所以，民國時期的中醫廢存之爭中，廢止派一方的最大犯忌就在於主體的徹底錯位。廢止中醫案之所以遭到全國性的抵制，最終導致流產，其核心問題在於社會公眾的話語權是政府和西化派所無法淹沒的。同時，一個深刻的啟發也產生了：在任何時候，政府法權都不具備學術評審的權威，如果政府凌駕於學術之上參與這種評價，無疑會引起公眾的反感。廢止派的失誤在於不在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和競爭力上做文章，而是一味依傍政府的力量（更何況這個政府的內部不同派別的分化又為中醫界所利用），他們本想動用政府這塊巨石壓倒中醫，結果卻不慎砸傷了自己，或許可以說，是廢止派自己打敗了自己。
近代中國醫學的發展必然順應東西文化大撞擊、大交流的背景，走向雜合與多元的格局。中國醫學的發展走向，一直是近百年來醫學界和思想界孜孜探求的主題。自近代西方醫學初履東土以來，一元化與多元化的抉擇就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起初，一元論者佔有明顯上風，從羅定昌、唐容川到余雲岫、陸淵雷，無一不是持醫學一元論主張者。他們或主張以經典中醫理論為準則，或主張中西醫參合，或匯通、化合、折衷，或堅守國粹、或力求西化，凡此種種，都是堅持中國醫學只有一種。
中國醫學格局的形式，應該由中國的國情與醫學的實效原則而定。在當時的情況下，強行將中西醫學整合為一體顯然是荒謬的，但是，單純的西醫或單純的中醫的實效都遠不及中西醫並存的總體實效。今天看來，堅持中醫一元化（國粹論）和堅持西醫一元化（歐化論）都有偏頗與弊端。而二元醫學格局更符合實效原則，也符合中國的實際與國情。事實上，在世界範圍內，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醫學格局多半是多元化形式。因為不同的國家或民族有著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不同的生活和生產習慣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由此，便形成多元化的格局與風格。
一部近代醫學史見證了這樣的結果：中醫藥界並沒有拒絕西方現代醫學，在所謂傳統與近代化、現代化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傳統醫學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引起變化的內在矛盾與合理內核，這是它能夠接受新科學的基本條件。因此，二者在實際的接觸和交流中，中醫學不是簡單地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吸收新的成分，而是其自身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近代以來的學術論爭和醫界變遷就是這一發展的真實反映。
中西醫學共同面對人類醫療與保健的命題，共同承擔保衛眾生的使命，二者又恰恰在20世紀這個時空關節點上相遇，倒是一份歷史的機緣。一個多世紀的歷史表明，對抗與排拒不能解決問題，多元與共生才是合理的發展路徑。而寬容心態與兼容學風更是雙方互相學習與溝通的佳境，因此，是否可以說，豁達與從容是中國醫學走向未來最為舒展的文化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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