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到4点之间，美国纽约市一位名叫基蒂·吉诺维斯的酒馆女经理被杀，全身有3处刺伤，双侧气胸窒息而亡。

　　基蒂·吉诺维斯在皇后区霍利斯照看和管理着“伊芙的最后一刻”酒吧

　　在《旁观者》这本书的第二页，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本书不打算复述1964年那晚在基蒂·吉诺维斯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尝试阐述完整的真相。我想要讲的是一个从未有人讲述的故事。我想要解释这起发生在皇后区邱园的一个寒冷夜晚的事件为什么被人误解了50年。”这句话有如下关键词：事实、真相、故事、误解、历史。

　　邱园的约瑟夫·德梅准备了一幅详细的犯罪现场示意图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事实？

　　大家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每个人所掌握的都是事实，但是局部的事实并不等于整体的真相。我们可能会迷失在事实当中，但是看不到真相。2016年的时候，牛津词典收入了一个新词：“后真相”，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后真相”指诉诸情感和观念比诉诸事实更能激发公众舆论。

　　目前，有大量的报道，后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转。为什么会有反转呢？因为事实不够，换句话说，事后有更多事实的加入，使我们对真相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所理解的新闻，应该是以真相为追求的，但是新闻之所以新，在于它要追求时效性。这其中存在着矛盾。

　　2013 年，当初的犯罪现场

　　新闻的书写和历史的书写

　　去年有一部电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叫《华盛顿邮报》，其中女主人公的丈夫，也就是《华盛顿邮报》前总裁菲利普·格雷厄姆，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闻是永远不能完成的历史的草稿，它书写着一个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理解的世界。”当中提到了新闻是历史的草稿。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强调时效性，也强调客观性。

　　历史又是什么？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这样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华盛顿邮报》电影海报

　　英文当中的“历史”（history）这个词，我个人感觉可以把它拆分成“故事”（hi, story）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大众所喜欢的历史是什么？是演绎，是历史故事，是各种古装剧。因为有人物、有情节、有发现、有突转，历史首先是有三重维度的，一个是发生学的历史，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这个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个层面叫认识论的历史，也就是人为书写的历史，只要有人书写，就有剪裁，就有突出，就有主观性；第三个维度是传播论的历史，就是被讲述和被接受的历史。

　　嫌疑人莫斯利入狱时的全身照，该照片为首次公开

　　同样的，新闻也是三重维度。第一个是发生学的新闻，就是实际发生的事实，强调客观性；第二个是认识论的新闻，是人为书写的报道，强调主观性；第三个是传播论的新闻，是被讲述和接受的新闻，强调其中的故事性。

　　基蒂案中的调查与还原

　　报纸和电台都用一两句话提到基蒂·吉诺维斯（简称基蒂案）的死亡，仅此而已。有几份早报在3月14日星期六刊载了简短的报道。第一个轰动的报道来自两周后的《纽约时报》：“37人目击凶杀但均未报警，皇后区一女性被捅，群众冷漠震惊警员”，报道者是马丁·甘斯伯格，而背后的决定性人物是《纽约时报》新上任的地方新闻责编、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森塔尔，他与纽约警察局高管墨菲在共进午餐时，预感到了“值得写到教科书里去的”基蒂案背后的巨大潜力。盖伊·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中描绘过1966年的《纽约时报》，“罗森塔尔想要戳到整个纽约城的痛点”。

　　罗森塔尔派遣下属甘斯伯格花了三天的时间采访目击者、邻居和警方，3月27日，也就是案件发生两个星期后，《纽约时报》把这篇报道放到了头版，给了四栏位置。报道颇为戏剧化的开场白，是由罗森塔尔亲自写的：“皇后区邱园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围观了一起凶手尾随并分三次用刀攻击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由于耸动的标题、报纸的重大影响力，导致舆论发酵，并最终影响了历史进程。

　　基蒂走过照片中停着辆车的那个街角，然后从最靠近那辆车的、放着门垫的门口走了进去并倒在那里。她自家公寓的门位于照片右下角

　　为什么一个刑事案件会从新闻这个“草稿”走向历史，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谈论它？过程就是如此。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到过“洞穴之喻”这个寓言。有一群囚犯，从出生之后，就被固定在山洞的深处，他们的目光只能望向墙壁这一侧，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堵矮墙，上面有一些傀儡操纵者，背后有火光。这群囚徒终身在看洞穴深处墙壁上的各种幻影。

　　1922年，舆论学大师李普曼，写了《公众舆论》这本书，也援引了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他指出，我们普通人就像这些囚犯一样，并不是生活在真实的环境中，而是生活在幻象当中。换句话说，我们回顾一下刚才基蒂案的调查，从新闻的“草稿”走向历史的过程当中，势必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起到了关键的制造幻象的作用。

　　事实错了，但是舆论对了？

　　刚才提到“后真相”这个概念，也就是诉诸情感和观念，可能比诉诸事实更能煽动民意。《旁观者》这本书通过还原真相告诉我们，《纽约时报》有关基蒂案的报道，包括这个案件的接受和传播，是有很多很多谬误在里面的。

　　比如就从它的头版说起，它的头版标题错写为37个旁观者（报道正文和广泛流传的说法都是38个人），《旁观者》作者通过调查还原告诉我们，其实大约只有五六个人真的比较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有两个人是确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其中有一个人选择了拒不报警，另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还是报了警，没有人救助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吉诺维斯家和另外三户人家住在布鲁克林圣约翰广场29号里

　　《旁观者》这本书最感人的是到快结尾的时候，提到了基蒂的邻居，一个一米五都不到的妇女，她在听到动静后毫不犹豫地赶往现场，在血泊当中抱起基蒂，说“基蒂，是索菲，嘘，没事了。是索菲，没事了，是我，我来了。”这本书以这句话为结束。换句话说，基蒂并不是死在那么冷漠的环境中，至少是在她朋友的怀抱里去世的。

　　基蒂在通往卡尔·罗斯房间的楼梯脚下寻求庇护

　　《纽约时报》全都报错了，然而，假如《纽约时报》没有夸大事实，这不过是一个三天，最多五天后就会被人遗忘的悲剧。就因为《纽约时报》的标题党和夸张的描述，才塑造了这个都市传说。

　　也许基蒂没有白死，她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这个案件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历史影响。一方面民众要求改革紧急救助电话，所以1968年，美国全国才统一了紧急电话号码，也就是著名的“9·11”报警电话。此外还有“照亮这条街”项目，深夜的时候，各个街道都有充分的照明，还有目击者援助项目、性犯罪者登记制度、邻里互助制度等。

　　学术界有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叫《毫无回应的旁观者》，其中旁观者的大众心理学因素被学者所强调，这个效应被称为“吉诺维斯综合征”，引发了三个领域的研究——城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轻社会问题。1964年到1984年，大约有一千种文章和书籍，试图研究旁观者综合征，这都是正面的效应。

　　当然也有负面影响。比如说媒体，包括公众舆论，干扰了审判。基蒂案的法官夏皮罗只好施一个苦肉计，在审判时，有意忽略了精神病学专家的证词，导致凶手以此为由，继续上诉，案件重审。1967年，纽约州上诉法院判定法官夏皮罗在量刑阶段应该考虑精神病学专家的证词，有罪判决维持，从死刑改成终身监禁。

　　通过这场案件，我们确实可以联想到“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事实描述可能是错的，但影响又是巨大的，这到底该让我们如何理解？包括新闻学院的教授们，也依然处在理解当中，我们大家还要继续进行思索。

　　本文为2019年3月1日陆家嘴读书会

　　“沉默的旁观者：一桩美国罪案的故事与真相”活动速记。

　　发言人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文章有删改。

　　《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

　　[美] 凯文·库克 著

　　汪洋、周长天 译

　　我们每个人都充当过旁观者。

　　旁观者应在何种程度上承担责任？

　　旁观者面临的困境又是什么？

　　一桩全美聚讼不休的罪案，

　　为何良善之人，也可能有一颗“冷漠之心”？

　　著名学者陈嘉映、许纪霖 诚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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