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上,老師很快就成了學生的聆聽者,並且越來越在意學生對自己的評價,兩個人友誼開始從伯樂與千里馬的抒情敘事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華彩旋律轉調。隨著對於邏輯基礎的更深入的討論,維特根斯坦開始和羅素有了分歧。在討論羅素的哲學時與老師暴跳如雷地爭辯之後,維特根斯坦的痛苦,失望和受傷甚至超過了老師本人。從這裡你可以看出他純凈的思考當中沒有摻進任何塵世的雜念,這是乾乾淨淨的哲學論爭。 羅素要面對的挑戰要大的很多。作為一個成名的受人尊敬的哲學家,羅素現在要接受一個青年小子的挑戰了。 以羅素一貫的瀟洒大度,這都不是問題。更大的困難在於,眼看自己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哲學大廈慢慢地被從底部被侵蝕,羅素慢慢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我寫了許多知識論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對之作了最嚴厲的批評……我看出他是對的。我看出我再也不能指望在哲學裡作根本性的工作,我的衝動被擊碎了,就像波浪在防波提上撞成碎片。」儘管如此,羅素依然為維特根斯坦工作的進展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對維特根斯坦的支持是出自內心的,慷慨大度的,令人敬佩的。後來證明,在容納別人和提攜後進這些方面,羅素比維特根斯坦好得太多。
維特根斯坦很快就對劍橋厭倦了。他忐忑地告訴羅素他想到挪威的某個偏僻海灣去隱居一段時間以便專心整理自己的思路。羅素對這個計劃的認同似乎使維特根斯坦如釋重負。他去呆了一年,而這一年的隱居成為他日後時常緬懷的一段時光。1914年7月28日爆發的一戰把劍橋的哲學家們送進了不同的陣營。凱恩斯投身英國財政部為戰爭出力,羅素因公開反對戰爭而入獄。維特根斯坦則自願參加了奧匈聯軍站在了英國的對立面。沒有人認為維特根斯坦參軍是出於愛國熱情,有人甚至懷疑他自願參戰只是為了「體面地死去」,這種猜想有他獲得的若干次勇敢嘉獎作為支持。 但如果你讀過了他在前線的日記,就會知道這種猜想真是無稽之談。一個更加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這樣:富於宗教氣質的,道德上狂熱的完美主義者維特根斯坦相信,只有儘可能地靠近死亡,才能激發出生命的內在動力,洗脫自己身上的不潔。「 當我面對死亡,我應該有機會成為一個體面人」。
在軍隊里他干過雜務兵,站哨,管探照燈,管過槍械庫和車站。1916年3月,終於如願以償轉到前線部隊。很明顯他是不適應的,槍炮聲使他緊張,因此他的日記里出現了許多勵志的給自己加油打氣的話,像個初入職場的大學生。這個志願兵對他的上級沒有多少尊敬,「他們多半都像豬」。
如果說在劍橋的學術界他覺得迷失了自我的話,戰火和面臨死亡的恐懼反而激發了他的哲學創造力。他一邊削土豆一邊想自己的邏輯論證,把自己比作磨鏡片的斯賓諾莎。從他的戰時日記來看,他的思維的活躍程度是驚人的,到戰爭臨近結束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已經接近於完成《邏輯哲學論》的寫作。一個就連劍橋校園都嫌過於喧囂,不得不遠遁挪威山林才能收拾起思路的人,卻在炮火中在戰壕內在戰俘營里,完成了一部思路如此嚴謹,文體如此獨特的世界哲學名著,真是一個奇蹟。「戰爭拯救了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沒有它我會做什麼」。事實上,戰爭確實在維特根斯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於戰爭結束後的若干年內,他仍然習慣於只穿軍服類的制服。
戰爭壓倒了學術,也隔絕了學者之間的交流。1914年10月,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前線日記中寫到:「過去幾天我經常想到羅素。他仍然想著我嗎?」羅素也有相似的心境。1915年冬天, 他們曾有一次通信,信中維特根斯坦告訴羅素,他正在寫文章,但在羅素看過之前他什麼也不會出版。他說萬一他死於戰爭,他會託人把書稿寄給羅素。羅素的回信滿心歡喜,他急切地要維特根斯坦立刻就把書稿寄給他。然而自此之後,他們就斷了聯繫。5年之後的1919年,羅素在《數理邏輯導論》的一個腳註里地寫道:「我過去的學生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對定義數學的重要性,當時他正研究這問題。我不知道他是否解決了這問題,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這樣深沉關切的語調出現在一部數理邏輯的專著裡面, 極其罕見。哲學家是理性的代表,而倆位當事人更是理性和邏輯的世界頂尖高手,他們之間這樣一種惺惺相惜的呼喚和牽掛,給人帶來動人的溫暖,哪怕戰火也不能阻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