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Chen Lei

內容提要：從哲學解釋學到實踐哲學，是伽達默爾哲學思想的第二次轉型。這次轉型與第一次轉型有著內在的關聯性；與哈貝馬斯等人的論戰是促成這次轉型的重要契機；實踐智慧則是這次轉型的牽引者。

Changing from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o practicalphilosophy is the second shift of Gadmer"s philosophicalthinking,which has inner link with the first shift. Thedebate with Habermas is the key to the change and phronesisis its guider.

伽達默爾，德國人，當代著名哲學家，哲學解釋學的創始人和重要代表。研究者們大都認為，伽達默爾的哲學思想大體上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真理與方法》發表之前為其思想的第一階段，可稱為前解釋學階段。這是其批判新康德主義及逐漸接受海德格爾思想的時期。第二階段是其構思創作《真理與方法》的階段，可稱之為哲學解釋學階段，時限大約為1949—1960年。這期間，通過其努力，解釋學實現了從方法論到本體論的轉變，成為一門真正的哲學理論。第三階段一直延續至今，是他基於哲學解釋學立場，對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尋根究源的階段，可稱為實踐哲學階段（參見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伽達默爾《讚美理論》一書《譯者的話》）。三個階段包含了兩次轉型，兩次轉型各有特色。本文的重點在於分析說明促成其思想第二次轉型的諸多因素。

一、兩次轉型間的內在關聯性

思想的發展是連續性和間斷性的統一，伽達默爾的思想發展自然如是。兩次轉型，反映出其思想在不同的時期具有相異的主導性傾向，而細細探究又會發現，這兩次轉型間又是有其內在關聯性的。

伽達默爾思想的第一次轉型，其重要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中，……自我意識，這個新康德主義、笛卡兒主義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認識論都深深地陷入了懷疑主義。」[1]（P.34～35 ）曾為新康德主義信徒的伽達默爾，現在成了它的批判者。伽達默爾對新康德主義的批判集中在其理解理論及其認識理論上。

和其他近代哲學一樣，新康德主義有關理解和認識的理論，也是以主、客體的對立為前提的，只不過採用的是先驗唯心主義的形式而已。這種主、客體的對峙，往往會使認識帶上靜止、孤立的形而上學的色彩。藉助於對新康德主義的批判，伽達默爾逐漸消解了預先設定主體在先或客體在先的先驗主義。這對於伽達默爾確立自己的哲學解釋學的理解觀來說，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作為第一次轉型的結果，《真理與方法》等書問世了。在《真理與方法》第二版的序言中，伽達默爾指出，「我們是在探究：理解怎樣得以可能？這是一個先於主體性的一切理解行為的問題，也是一個先於理解科學的方法論及其規範和規則的問題。」接下來又指出：「理解不屬於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伽達默爾力求表明：哲學解釋學不是一般的方法論，而是哲學。同時不難發現，「理解」這一概念在哲學解釋學中佔有著相當重要的位置。並且，這種理解觀是要努力消除先驗的主、客體的對立的，關於這一點，伽達默爾還有過更明白的表示：理解就是對話，就是理解者和理解對象所進行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既不是理解者也不是理解對象佔據主導地位，正是對話的論題引導著對話雙方走。[2]（P.484～486）這種理解觀， 對於伽達默爾實踐哲學的建構，同樣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何建立一系列的政治規範、倫理規範，如何去解決紛繁複雜的社會、人生問題，在伽達默爾眼裡，理解、對話是首選方案。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建構實踐哲學的過程中，這種理解觀起著基礎性的作用。

第一次思想轉型同時也是伽達默爾接受海德格爾影響的過程。相對而言，海德格爾對伽達默爾的影響較為深遠。可以說這種影響是畢生的。伽達默爾在85歲那年寫的《現象學與辯證法之間》中說：「我的哲學解釋學僅僅在於，遵循後期海德格爾的思路，並用新的方法達到後期海德格爾的思想。」後期海德格爾主要探討兩大問題，其一，他想確定整個哲學思維和世界觀的起源，並確定其要素；其二，想找出「達到存在的真理」的途徑。用來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方法則是語言分析。伽達默爾全盤接受了海德格爾的思想。藉助於對語言現象的分析，伽達默爾闡明了理解和解釋得以進行的前提（偏見）、獲得的結果（語言）和藉以進行的模式（對話）。可以說，在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中，語言佔據著中心地位。如是，作為哲學解釋學的具體運用的實踐哲學強調語言的作用就不奇怪了。

二、批判與反批判——第二次轉型的契機

伽達默爾本人曾說過，他之所以把重點轉到實踐哲學，是因為60年代受到哈貝馬斯的批判；在反批判的過程中，自己逐步進入了實踐哲學領域。《真理與方法》出版後，伽達默爾受到了來自外部和內部的批判。哈貝馬斯的批判是來自解釋學內部的批判。哈貝馬斯的批判集中在兩點上。其一，他責備伽達默爾歷史觀中的保守主義傾向。其二，他責怪伽達默爾對方法論所作的簡單草率的改革。 [3]僅從對第一個責備的回擊中，我們便可以看出伽達默爾逐漸地接近實踐哲學的端緒。

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始終把對傳統、成見和權威的維護視為己任。在他看來，維護了成見和傳統，我們每個人才能有其獨有的視界，每個人、每個不同時代的視界的相互融合才能成為可能，更為重要的是，「效果歷史」才能由此產生。伽達默爾對傳統、成見和權威的依賴恰是哈貝馬斯批判的重點。哈貝馬斯認為，權威就是傳統，對權威的承認就是服從，這就使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產生過分依賴，從而喪失了一種社會科學所本來固有的批判意識。在哈貝馬斯看來，伽達默爾只看到了權威與理性的同一性，卻沒有看到「權威與理性的任何對立」[4]， 這是其成為保守主義者的原因所在。

對此，伽達默爾作了回擊。他認為，哲學解釋學也試圖成為哈貝馬斯稱之為的一種「批判的反思意識」，[5]（P.228）他進一步解釋說：「哲學解釋學所進行的這種反思，大概在這種意義上是批判的：它揭穿了天真的客觀主義偏見，這是一種傾向自然科學的歷史科學的自我理解囿於其中的偏見。在這裡，由於它從社會角度批判地解釋了全部理論所包含的偏見，意識形態批判便利用了這種反思」。[5]（P.228～229 ）再者，「解釋學的反思是可以變成『實踐的』：通過使偏見被意識到，它使得任何意識形態都受到懷疑。」[3]（P.236）就在他極力證明哲學解釋學的非保守性的同時，他強調了哲學解釋學和實踐哲學的相通性。「實踐哲學並不是……一種對人類社會實踐的規則知識。相反，它是對這樣一種知識的反思，並因此說到底是「普遍的」和「理論的」。 [5]（P.228）相應地， 哲學解釋學是「對構成規則意識之基礎的能力和知識加以反思。」[5]（P.228）因而它也是「普遍的」和「理論的」。沿著這個思路，伽達默爾漸次地完成著由哲學解釋學向實踐哲學的轉型。

三、實踐智慧——第二次轉型的牽引者

自青年時代起，伽達默爾便有一種古希臘情結，可以說，這種情結如影隨形伴其一生。在與古希臘傳統進行持續不斷的對話的過程中，伽達默爾重新發現了實踐智慧，是實踐智慧牽引了這次轉型。

在《現象學與辯證法之間》（寫於1985年）這篇總結他的解釋學發展過程的文章中，伽達默爾有這樣一段話；「我的思想形成時期的第一篇文章，現在正好以『實踐知識』（寫於1930年）為題第一次發表在我的著作集第五卷中。在那裡，我受海德格爾的推動，密切聯繫《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突出了實踐智慧的本質。在《真理與方法》中，這一問題移到了中心。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傳統已被人從多方面重新接受。這一傳統具有一種真正的現實性。這一點我認為是毫無疑義的，我認為，這與今天常常同那種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口號並無關係。什麼是實踐哲學這一問題，對近代思想的科學概念來說，在總體上是一種不容忽視的真正挑戰。人們應該從亞里士多德那裡認識到希臘的科學概念意味著理性認識。這就是說，它的典範是在數學中而根本不包括經驗。因此，近代科學與希臘的科學概念很少相符，它倒是更接近於技術。不管怎樣，實踐知識和政治知識，從根本上說，是與所有這些學到的知識形式及其應用的結構不一樣的。實踐知識實際上就是從自身出發為一切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識。這就是蘇格拉底追問善的問題的含義，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堅持了這種立場。如果有誰相信科學因其無可爭辯的權能而可以代替實踐理性和政治合理性，那麼他就忽視了人類生活形式的引導力量，而唯有這種引導力量才能夠有意義並理智地利用科學和一切人類的能力，並能對這種利用負責。但實踐哲學本身卻並不是這樣一種合理性。它是哲學，這就是說，它是一種反思，並且是對人類生活形式必須是什麼的反思。在同樣的意義上可以說哲學解釋學也並非理解的藝術，而是理解藝術的理論。但這種或那種喚起意識的形式都來自實踐，離開了實踐就將是純粹的虛無。這就是從解釋學的問題出發重新證明的知識和科學的特殊意義。這正是我自《真理與方法》完成之後一直致力於的目標。」[5]（P.38～39 ）這段引文對於我們探討他的實踐哲學的形成是十分有益的。

從中不難看出實踐智慧對於哲學解釋學的核心作用。而這正意味著哲學解釋學自身便蘊涵著轉向實踐哲學的可能性。「解釋學是哲學，而且是實踐哲學。」[6]由彼達此的橋樑是實踐智慧。

伽達默爾對近現代的科學概念和古希臘的科學概念進行比較。發現了它們間的差異性。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曾區分了人類認識事物和表述真理的5種能力或知識形式：純粹科學、 技術科學或應用科學、實踐智慧、理論智慧或哲學智慧和直觀理智。伽達默爾在比較當中，注意力集中在前三種能力或知識形式上。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純粹科學是一種關於不可改變並必然存在的事物的知識，它是一種依賴於推理證明而能被人學習的演繹性知識，其典範是數學。技術或應用科學乃是關於製作或生產某種可改變事物並且服務於製作者目的的一種與偶然相聯繫並能為人們學習的知識。實踐智慧的對象是可改變的事物，它是關於人類踐行的知識，並以在具體事物中的踐行作為自身的目的，它不是通過單純學習和傳授而獲得的，經驗在這裡起了很大作用，它要求我們身體力行去實現人類最大的善。經過對比，伽達默爾發現了近現代的科學概念與古希臘的科學概念間的差異性，前者僅相當於古希臘的技術概念。這種對比分析為說明近現代的科學與社會生活間的緊張關係，作了理論上的鋪墊。

在伽達默爾看來，近現代的科學和社會生活之間已經存有一種緊張的關係。伽達默爾力圖向人們表明，科學不顧自身有限的合理性，儼然以唯一合法者的身份凌駕於整個社會生活之上，並規定著整個社會生活，這是一種不幸的事件。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哲學家，伽達默爾當然不會熟視無睹，他要藉助於與古希臘的對話，極力恢復早就被現代社會遺忘了的實踐智慧的合法性、實踐哲學的合法性。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他試圖要恢復整個哲學的合法性。

應該說，影響伽達默爾思想的第二次思想轉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主要的幾個方面以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例如，西方的哲學傳統對之就有不容忽視的影響。縱觀西方哲學史，可以發現，社會、政治、文化、人生正是西方哲學討論的永恆主題。不管是蘇格拉底、柏拉圖，還是盧梭和康德，甚至於以晦澀難懂著稱的斯賓諾莎的哲學，無不以完美的人生為自己的哲學探討的主題。熱衷與傳統對話的伽達默爾，受他們的影響應是題中應有之意。

原文參考文獻：

[1] 伽達默爾.讚美理論[M].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

[2]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3] 哈貝馬斯.評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J].哲學譯從.1986（3）.

[4] 哈貝馬斯.解釋學要求普遍適用[J].哲學譯從.1986（3）.

[5] 伽達默爾.伽達默爾集[M].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

[6] 伽達默爾.作者自序[A].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M]國際文化出版社，1988.

本文為頭條號作者發布，不代表今日頭條立場。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