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一個“啥都不做”的總統？

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盤令欣欣向榮的年代景象戛然而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929—1933年間下降了30%。在最糟糕的時候，失業率達到了難以想象的25%。有這麼一種說法是，如果把失業者排成一條隊，兩人之間間隔一碼（約0.9米），這條隊伍可以從紐約到西雅圖、洛杉磯然後再一直繞回紐約，這樣還能多出28萬人來。

面對經濟大蕭條，

胡佛什麼都沒做麼？

事實完全相反！

首先，胡佛並沒有在大蕭條期間袖手旁觀。他做了不少事情—比任何和平時期的總統做的都要多。羅斯福新政計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雷克斯福德·塔格威爾之後就曾承認：“我們當時雖然沒有承認，但實際上整個新政計劃都是從胡佛已經開啓的那些項目中推引出來的。”實際上，胡佛對經濟的不斷干涉將整個狀況變得更糟。他將1929 年的經濟衰退之手變成了大蕭條。雖然1929 年和1930 年的經濟狀況不太好，但一直到1931 年——在政府幹涉了一年之後——情況才真正地惡化了。

保證失業

在股市崩盤後一個月內，胡佛將起關鍵作用的商業領袖召進了白宮。他懇求他們不要削減工資，論證說高工資是從大蕭條中脫身的方法，因爲這樣讓工人有能力購買貨品。

當然了，胡佛的哲學表面上說得通，幾乎每一本美國曆史教科書都盡職盡責地接受了它。論證是這樣的，經濟下行是因爲“消費不足”造成的，但這種看法有問題。首先，如果造成大蕭條的原因是消費者開支的減少，我們就應該預期最受打擊的經濟部門將是那些製造鍋碗瓢盆、牙刷或做蘋果派的。但正如歷史學家加里·迪恩·百斯特指出的那樣，最遭受打擊的實際上是製造耐用消費品和資本貨品的行業。“消費開支的增長，”百斯特解釋道，“將會極大地幫助消費品行業，而那些行業相比大蕭條之前的水平下降程度最小。它幾乎沒有影響到重工業，而後者纔是在大蕭條時期受影響最大、失業工人數量最集中的行業。”

胡佛的理論忽視了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薪資對於商業而言是一種開銷。當他要求企業開出高工資時，特別是在價格正迅速下跌的時期，他就讓各個企業更難僱人。然而這些大企業尊重了總統的要求。令人悲傷的結果可以預料：大規模的失業。

胡佛的錯誤在於假設高工資是美國繁榮的原因，然而高工資只是這一繁榮的反映而已。如果單靠高工資就能夠產生繁榮，那麼我們就能夠簡簡單單地推行每小時100 美元的最低工資來消除世界貧困。只有瘋子纔會支持這樣的政策，因爲這麼做的結果只會導致聞所未聞的失業率和對經濟造成巨大破壞。

插手農業

胡佛的農業政策是另一個災難。一戰結束後，農民不斷要求政府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上提供幫助，包括要求政府幫助提高農產品價格（換句話說，農民想要政府把食物和衣服弄得更貴，好讓他們自己謀利）。農民難以維持生計，因爲他們爲數過多—在經濟上完全說不通的那種過剩。在一戰期間，因爲歐洲的生產完全被打亂，美國農業得到了迅猛的擴張。既然戰爭結束了，指望美國過於膨脹的農業能夠保持同樣的規模就毫無道理了。人和資源都必須轉化到那些製造美國人真正所需產品的行業中去。

胡佛爲了幫助美國廣大農民發展成立了聯邦農業局（簡稱FFB）。農業局向農業合作社發放貸款，好讓農民能夠囤積自己的莊稼，特別是小麥和棉花，等到價格漲起來後再賣。不論什麼時候，這種方式雖然能夠讓價格上漲，但農民只會開開心心地在下一年種得更多，導致產品過剩問題更嚴重。最終，農業局授權通過糧食穩定公司從美國農民手上大量收購高於世界價格的小麥。這樣，農民只會把小麥賣給糧食穩定公司而不尋求出口。政府的農業官僚們十分肯定，只要美國的小麥不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就會出現世界性的小麥短缺，外國人過不了多久就會求着買美國的小麥。然而，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麥種植者卻搶走了美國的國際市場份額。

聯邦官僚們的確在短時間內成功提高了穀物的價格，然而，由於政府行爲而導致的生產過剩卻讓價格被壓得更低。因爲全世界都知道，這些穀物最終還是要在國際市場上甩賣的。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幾年後這樣觀察道：“胡佛爲了保持農產品價格而建立不切實際的收購公司，其效果是通過囤積產品、製造不確定性使整個市場陷入混亂。”

基於這一問題，有些政府官員還是很誠實，承認這樣的一個計劃如果想要起作用，就需要嚴格限制農民生產的數量。農民對主動減少小麥和棉花種植面積的要求充耳不聞。農業局不顧一切地想要提高農產品價格，他們的領導人甚至號召各州州長“讓農民立刻開始每隔兩行就剷掉一行棉花樹。”

胡佛應該學一學哈丁

哈丁對於1920—1921 年經濟下行的策略是什麼都不做——除了通過降低開支讓政府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一年之內經濟就重歸活躍。

美國第29任總統：哈丁

還有更棒的：加稅

臭名昭著的《史穆特—郝雷關稅法案》本來是爲了向美國的農業提供關稅保護，但後來發現，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一種方式能將這樣的保護僅僅限制在經濟的某一個方面。無數行業的施壓團體都跑到華盛頓去要求關稅保護。幾乎所有的美國經濟學家都聯合起來，敦促胡佛否決《史穆特—赫雷關稅法案》，然而胡佛無視了他們所有人，並在1930 年6 月簽字批准法案的實施。它使得超過2.5 萬種產品的關稅平均提升了59%。關稅的提升對於美國的出口產業是重大打擊，當美國的貿易伙伴們的產品被關在美國市場之外，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報復。比如，意大利政府通過把美國汽車的關稅翻番來作爲迴應—讓美國汽車在意大利的銷售量下跌了90%。法國人則基本上把所有美國產品都拒之門外。西班牙的報復則是把美國汽車的關稅提高到了基本能保證它們不可能在西班牙賣得出去的程度。

還有其他的增稅政策—非常多。曾經在20 世紀20 年代爲降低稅率而奮鬥的安德魯·梅隆突然在1931 年12 月改變立場，想要大幅度增加稅率。國會和總統聽從了他的意見，結果就是災難性的《1932 年歲入法案》的出臺。這是美國曆史直到那時在和平時期最大的增稅幅度。個人所得稅極大地提升，對最高收入者的稅率從25% 飆升到了63%。這就意味着在大蕭條期間，企業最迫切需要私人投資的時候，政府卻讓私人投資變得毫無吸引力。

花錢如流水

胡佛還大量增加了公共建設工程。他4 年任期內在這些工程上的花費比前30 年的總和都多。在因爲《史穆特—赫雷關稅法案》而導致的國際貿易縮減時期，船運沒有那麼吃香，而胡佛卻補貼了造船工業。胡佛的重建金融公司（RFC）爲瀕臨失敗的企業—主要是鐵路和銀行業—提供低息貸款。到1932 年下半年，重建金融公司不僅僅只救助那些碰到麻煩的企業，也借錢給各州以緩解失業壓力、資助公共建設工程。

總統爲瀕臨失敗的企業提供支持。這種嘗試的效果值得懷疑。“那些他希望能夠拯救的企業，”一位歷史學家如此寫道，“要麼在充滿恐懼的痛苦之後最終破產，要麼就因爲債務重重而在整個20世紀30 年代都壓力巨大”。

胡佛與羅斯福政策不一樣的唯一領域在於，胡佛猶豫着沒有

提供直接的聯邦救濟，更寄希望於志願組織以及最終，向各州提供貸款。他相信志願組織以及各州政府和當地政府是提供援助的恰當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