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是一个古老而迷人的话题。古老，是因“反讽”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eironia”，意为“装傻者”，指的是苏格拉底的谈话方式——在智者面前装作一无所知地请教问题，结果反而推演出相反的命题，即一种最初的表象与事实不符的言语结构范式就会出现。迷人，是因在反讽的历史上，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式反讽开始，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布鲁克斯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派以及存在主义鼻祖克尔凯郭尔等都痴迷于从各自的哲学、修辞学等领域对其进行阐发。于是，关于反讽的理论从各个不同角度得到了诠释。可见，反讽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反讽理论的谱系。

原文 ：《后现代反讽——一种文化政治的实践》

作者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王洪岳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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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作为一种政见

反讽的理论也吸引了加拿大后现代理论家琳达·哈琴。她研究内容涉及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歌剧、绘画、小说等，从中寻绎出反讽作为这些文化和艺术形式的主要特征，这是由于哈琴立足于她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把反讽视为一种后现代文化政治的广泛的话语实践。

“文化政治”是一个后现代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微观政治，与社会政治强调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政党、国际关系等问题不同的是，文化政治关注的是文化领域中的权力关系的问题，包括性别、种族、生态等话题，我们的文学、绘画、音乐、戏剧、摄影甚至日常生活，都可以成为各种权力相互较量的空间。而哈琴认为这种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可以通过反讽来实现，所以在她那里，反讽并非浪漫主义者眼中的通向真理和自由的生存态度，也并非新批评派眼中为达成审美诉求的文学结构的基本原则，而是作为后现代文化政治的话语实践或策略。这样，后现代反讽打通了文化与政治的封闭空间，在反讽文本的呈现中折射出政治主张的演绎过程，因而反讽作为一种政见，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进入甚至干预社会政治的窗口。

后现代反讽：重新审视世界

后现代反讽抛却了那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抨击某个政治现象或观点的做法，采取一种“同谋性批判”的立场，即反讽肯定的与破坏的政治功用是不可分割的。反讽能够实现这种“同谋性批判”的首要条件是语境的切换，即把对象话题从现实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抽离开，书写到文化文本的语境当中，然后又通过文化文本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人们得以重新观照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

语境是反讽意义构建与传达的关键一环，后现代反讽依然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早在哈琴之前，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就已经把反讽定义为“承受语境压力的语言”，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但布鲁克斯仅仅将反讽限定在单一的文本结构当中，考察日常语言如何生成为文学语言，因此他所说的“语境”指的是具体文本上下文的语境。哈琴则进一步地扩大了语境的范围，涵盖了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考察的是政治语言如何生成为文化语言及艺术语言，或者说文化语言及艺术语言如何驾驭政治语言。

美国系列电视动画片《辛普森一家》则非常典型地诠释了文化语言及艺术语言对政治语言的消化与重构。自1989年首演以来，这部由美国福克斯公司精心制作的动画片成为老少皆宜的荧屏常青树，活跃在人们的娱乐视野中。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一个以虚构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为地理座标的动画故事中加入了许多成人化的思考，不仅对婚姻、道德、个体意识等价值观念做出了独到的理解，还对美国社会生活中同性恋群体、劳工问题、政府制度、医疗体系等亚文化层面的问题一一予以揭露，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内涵与格局。在由社会政治语言向文化语言的生成过程中，“反讽”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辛普森一家》所讲述的故事虽然对美国的当下现实甚至政客明星进行了调侃、揶揄，但它并非真刀实枪地对抗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在现实的社会语境向虚构的动画语境的转换中，以艺术表现的方式重新审视社会政治内容，并采取一种幽默滑稽的轻松格调做出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意味的解读。后现代的意味指的就是一种对权威、秩序、统一表示深切质疑的后现代精神。该剧的编剧乔治·迈耶曾谈到，这部动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尤其是他们世界中的权威形象。主创马特·格勒宁也曾表示，他希望能够在轻松娱乐的背后提醒人们，让他们注意到可能正受到哪些方式的操控与剥削。《辛普森一家》以反讽的方式完成了一种后现代的实验。比如，在第一季中通过巴特与尼尔森模仿希特勒式的军事训练打群架的滑稽场面，质疑了战争的意义，以此来呼吁和平。再比如霍默坐在牧师讲道的教堂里，耳机里播放着球赛报道，球赛讲解员的激情解说与牧师的夸张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这讽刺了作为神圣机构的宗教所存在的弊端。这样，反讽在现实语境向动画语境的转换中，使原来的现实问题在动画文本中得到了重新的定位与诠释。

在后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地紧密，话语呈现多元喷发的局面，语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任何语境都可以成为反讽的出发点。哈琴所关注的反讽的语境包括了许多领域，比如文学、音乐、绘画、歌剧等等。反讽既发生在高雅的审美形式当中，也发生在流行文化当中，这些使用了反讽的文化文本成为政治权力的格斗场，虽然在艺术的表现形式当中总是反向地否定和嘲讽了文本所呈现的对象，但它更多地不是要以自己取代某种政见，而是要“通过加强或削弱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巧妙地效力于范围广大的种种政治立场”，哈琴将后现代反讽的这种特性称之为反讽的“跨观念的”特性。

于是，这种反讽常常被认为是以不羁的游戏态度解构或戏弄各种政见而饱受责难，但哈琴认为：“‘反讽的游戏’是极其错综复杂地包含在目的和主题的严肃性当中的。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反讽也许是当代的人们走向严肃的唯一途径。必须思考‘过去的陈词滥调’，而且只能以反讽的方式重新思考。”因此，反讽是以游戏的方式表达严肃的思考。如果说哲学反讽是要通过对现实的质疑来达到真理，那么哈琴的后现代反讽则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它要通过在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再描述和严肃思考中拷问和消解既有的所谓真理，从而想象一种新的真实的存在景象或境界。尽管二者的最终目的不同，但它们似乎都继承了施莱格尔浪漫主义反讽中把反讽当作一种“永恒的灵活性的清晰意识”的精神气质，具备一种共同的超越自我的精神诉求和否定的勇气。反讽自身具备的这种理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哈琴的后现代反讽，在反讽从最初的修辞学领域不断向哲学、美学、社会文化和艺术领域的渗透过程中，表明了反讽到了后现代反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